“五卅”后中国职工运动之新现象|邓中夏

“五卅”后中国职工运动之新现象

　　（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

　　中国职工运动历史是很短的，然而他却有惊人的进步，特别是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可以显明的表现出来。现在把五卅屠杀后的几种新现象指出，就可以知道了。

　　第一种新现象，工人阶级事实上取得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在一年以前，我们曾说：“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中不消说是领袖，就在国民革命中他也是领袖。”当时也不过是一种理论。此理论一出，一般所谓“高等华人”和大学教授以及短见的知识界青年，无不嗤之以鼻，以为工人阶级又在吹牛。可是经过此次五卅反帝国主义之空前大运动，我们的理论，却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件事实在上海、广东两地罢工证实得格外明白。当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共同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为总指挥机关，其中有“上海总工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及“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在此我们应该注意“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是中等商人的组织，一般大商买办阶级，另有其团体，叫做“上海总商会”，是未曾加入“工商学联合会”的。大商买办阶级简直没有诚心和勇气参加此次反帝国主义运动，虽然在运动初起的时候，曾经参加过，然而他们参加不是自动的，是受工人和学生用恐吓式的乞求才做的。在“工商学联合会”中，“上海总工会”做了中坚势力，差不多一切政策，都是“上海总工会”定的，商人、学生及一切民众都只跟着走。此次运动维持数月，其中表示最有力量的，只有工人；学生罢课，不能给帝国主义以要害的打击，就是教会学校学生罢课也不能使帝国主义受何等重大的影响；商人罢市虽给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然而仅仅二十三天，他们就开市了，半途退出战线了，软化而妥协了；只有工人罢工，坚持三个月之久，誓死奋斗，奋斗到援尽粮绝，方忍痛罢休，因而失业者数千人。由此可见工人阶级革命精神是何等猛勇而坚决。广东方面尤其显然了，省港罢工中，香港全体工人罢工，学生只有一部分罢课，商人则漠然不动。在广州只有沙面工人罢工，教会学生没有声息，商人更不用说了。工人差不多孤军奋斗，至今七个半月，始终不敢言疲。举此二大例，便可证明工人阶级在事实上已经取得国民革命的领袖。从前一般高等华人、大学教授及短见的知识青年笑我们理论为吹牛的，现在也很小心的恭顺的在他们的报纸上承认工人阶级的领袖地位了。因为事实还是事实，虽有百喙，是抹杀不去的。五卅屠杀后的时局，确是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和扩大的极好的动机，我们敢担保此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当益见崇高而巩固。

　　第二种新现象，各地工人群众需要一个地方的总组织。“五卅”以前，工人群众需要一个地方的总组织，还不是普遍的现象，湖南、湖北各有一个工团联合会，广东、香港虽有总组织并未统一。此次反帝国主义运动，事实上无处不一致行动，于是团结二字在工人群众中已无形中承认其必要，而要求一个地方的总组织。如上海工人在此次运动中，组织了一个“上海总工会”；河南工人组织“河南全省总工会”；济南工人组织“济南总工会”；天津工人组织“天津总工会”；就是历为帝王之都专制压迫成为惯性的北京工人也组织了“北京总工会”。这些地方的总组织，从前都没有的，都是在“五卅”后才发生的。就中尤以“上海总工会”为最有成绩。上海从前招牌工会倒不下二、三十，实际上有工人群众的只有一个海员工会，一个印刷工会，五个纱厂工会，两三个地方主义的联合会，和一个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南洋职工会与资本家合组，严格说起来，算不得纯正的工会。那时上海有组织的工人不过二万人。“五卅”后，工会增加至七十余个，组织工人实数增加至十二万余人，同性质的产业工会还组织联合会，如纱厂总工会、铁厂总工会、印刷总工会之类。这些工会统统在上海总工会统率和指导之下。河南、天津、济南、北京各地的总工会，亦皆名实相副，有许多新旧工会为其基础。就是广东、香港亦有一种新气象，大家都知道广州有“工人代表会”、“广东总工会”之分，香港有“工团总会”、“华工总会”之别，而且香港还有许多大工会还未加入总组织。各树一帜，互不相谋。但自省港罢工后，而统一工会之呼声随之而高，异口同声要求一个统一的地方总组织。由此可知工人群众不仅要一个自己产业的或职业的组织，而且要一个联合各业工会的地方总组织，集中势力，谋全国的大联合了。

　　第三种新现象，资产阶级更深刻觉悟而向无产阶级进攻。本来资产阶级在争政权或反对国内外压迫势力于他们自己有利益的时候，会与工人阶级携手的，如法国革命、俄国二月革命，资产阶级曾利用无产阶级，可是一达到自己阶级的利益或工人行动与自己利益冲突时，则压迫无产阶级之事便发生了。再则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携手反抗外力的时候，如果无产阶级同时要求自己经济的利益和法律上的权利，他们就立刻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如印度资产阶级就是一个好例子。中国资产阶级与世界各国资产阶级是一样的。这次五卅运动，资产阶级赞成反对帝国主义，因为抵制日货、英货，抵制外国轮船，都是于他们有利益的，所以开始时赞成罢工。后来发现工人阶级势力膨胀了，又且工人有为改善经济地位向中国资本家罢工的倾向，所以他们越发害怕起来了。论理，无产阶级为一般民族利益而奋起争斗，当然同时便不能不力争改善自己的经济的和法律的地位，即就国民革命的观点说，亦是应该的，且是必要的。此一层道理，资本家因为于他自己荷包有损失，固然不懂得，就是大学教授也不懂得（如北京《现代评论》），国民党右派也不懂得（如戴季陶之反对阶级斗争论）。他们这些“对外好了何必对内”、“为了阶级斗争，打破国民革命”幼稚得可怜荒谬得可惊的议论，却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护身符，而压迫工人则愈演愈凶了。河南豫丰纱厂罢工，穆藕初公然用武力打杀工人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罢工，也出其酷辣手段摧残工人了，资本家“仁爱的性能”那里去了？不但如此，资产阶级还有更深一层要求政治势力的觉悟，譬如上海华界政治势力向在军阀手里，及奉张败退浙孙入沪之时，上海大商买办阶级因利乘便，不仅拥有保卫团的武力，而且居然取得警察厅长，又握有警察的武力，一朝权力在手，于是对于工人之集会、结社及一切爱国运动，压迫得比奉系军阀在沪时尤为利害，尤为惨酷。一方面扣着各处为罢工寄来的大批捐款不发给工人，以经济困之；一方面又利用权力公然暗中枪毙工人领袖刘华，不宣布其是何罪犯，以政治势力压之；再一方面又招集一班流氓组织暗杀团，专门伺击工人领袖及捣乱工人集会，以法西斯团摧残之。资本家比军阀聪明得多，利害得多呵！

　　第四种新现象，工人阶级战术进步已有压迫不下的战斗力。“五卅”以前中国工人组织固然薄弱，战术亦极幼稚，什么是政策，在工人脑筋中是没有这件东西的。如京汉“二七”之役，一经严重惨杀，遂至无法再与军阀斗争，差不多经过一年才渐渐复苏。自前年北京政变曹、吴倒台以后，工人阶级乘时为恢复工会之运动，应用他们已有之经验与知识，于是而战斗能力突增，经此次五卅运动，他们的战斗能力更为充分表现出来了。如此次上海与省港两地之大罢工，他们不仅知道紧严自己的组织，集中自己的势力，而且知道应用一切于罢工有利的政策，并且应用政策亦极适当而完满。在上海方面，开始便联合学生及中等商人一致胁迫大商人共同参加爱国运动，并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为反帝国主义之总指挥机关。随后大商人中途妥协而反动，工人能密切联合学生及中等商人以作对抗。当时工人所最感痛苦的，是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加以政治的压迫；大商买办阶级把持各处捐款加以经济的窘困；以及走狗、流氓、工贼捣乱总工会暗杀工会领袖加以暴力的胁击，然而工人对于此等横逆之来，皆能应付裕如，终至维持战线迄三月而不溃。随后江、浙战起，奉军被孙传芳赶走，大商买办阶级随联孙而攫取上海政权，起而代之。一班人总以为孙传芳反奉通电，曾以奉军压迫爱国运动为奉张之罪，孙军到沪，人民爱国运动当可自由，孰知适得其反，而且变本加厉。大商买办阶级是很聪明而精细的，地方情况既周知无余，压迫方法亦推陈出新。禁止示威巡行，禁止派散传单，禁止当街讲演，禁止聚众开会，这是军阀亦想得到，不足为奇，不过大商买办阶级更为厉害些严厉些罢了。最出奇的，是组织法西斯团狙击工人领袖，严拿共产党，确系大商买办阶级的拿手好戏。但是工人却并不因此而畏缩，再接再厉，屡仆屡兴。上海总工会被封一次，又要求启封一次，甚至副委员长刘华被杀，同时他们却自动启封总工会，继续办公。一个重要领袖之死，是如何可以惊心动魄的事，若在“五卅”以前，工人处此险恶情形之下，早已豕突狼奔纷纷溃散了，然而现在他们并不如此，一面因为领袖被杀抱无限之悲愤，一面却努力恢复总工会作从容之应付，泣血饮恨，待时复仇。这是何等沉毅勇决的工夫，岂无训练的工人所能梦想得到的吗？在省港方面，工人所用政策皆根据特殊环境规定出来，自工商联合善后条例出，而帝国主义之联合战线乃破，日、美轮船直来广州，商店迁出沙面。自经济独立沪航沟通之策定，而工商之联合战线愈固，广州商务遂见畅旺，黄埔开埠指日可期。自肃清反革命派之议起，而工人与政府之合作益密，东江收复，南路敉平，广东统一，北伐有望。种种政策，不仅稳固了罢工营阵，而且大有造于广东发达，这岂是“五卅”以前工人所能梦想得到的吗？无怪香港帝国主义以武力干涉广东之恫吓政策，勾结反革命派之谋乱政策，欺骗中国商人之挑拨离间政策，著著归于失败，而罢工维持八月而不疲。其余如天津、湖北、北京等处，工人皆有同样的表现。根据种种事实，可断言中国今日之工人，决非昔日之工人可比了，越加压迫，越起反抗，况乎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日就崩溃，要想扑灭工人势力如“五卅”以前一样，黄河西流，白日东逝，那里有可能哩。

　　第五种新现象，工人阶级需要政党。从前中国工人不仅听着共产党三字要谈虎色变，就是听着“国民党”三字也要掩耳而走（自然广东除外）。自孙中山先生北上以后，国民党算是不令国人那样可怕了。然而共产党仍然令人可怕。帝国主义者诬蔑共产党为“过激派”。一般人心目中想象过激派不知是如何凶猛的怪物。况且在西文报上往往看见过激派的影片，大抵蓬首垢面，胡须鬑鬑，与原始时代的野人相差不多，一望不禁令人生畏。其实这些照片多是所谓过激派出狱时所摄的，被捕下狱，动经十年八载，须发不加修剪，西人故多须，年长不剃，自然毛松松一个了，一般人见此类照片，以为过激派皆是如此（其实过激派固不少美秀而文的少年哩，一笑！），乃其错觉之过。并且帝国主义者的报纸，对于所谓过激派，故以神来之笔，加以灵动描写，真是过激派不知是什么一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一般人为帝国主义者的反动宣传所迷惑，分明是为民众利益而奋斗牺牲的战士，对之反表示深恶痛绝的样子。从前一般工人自然亦不免有此错误的见解。但是自经共产党历年来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而牺牲，兼且为一般民族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京汉罢工杀了施洋、林祥谦，此次五卅运动，上海杀了何秉彝、刘华，青岛杀了李慰农，安源杀了黄静原，其余被杀被捕者尚难指数。共产党是革命前线的先锋队。工人群众觉得共产党是很可亲爱的，觉得共产党所指导的政策是很好的，是对工人阶级有利益的。所以不论“反共产”的潮流是如何高涨，然而愈坚定工人对于共产党的信仰。你不看见现在反共产党的癥菌弥漫了全中国吗？帝国主义为反共产之指使人，不待说了。军阀方面，在南方，杨希闵、刘震寰反共产，陈炯明、邓本殷反共产；在北方，张作霖反共产，吴佩孚反共产；买办阶级大地主方面，广东陈廉伯、陈恭受反共产；上海张謇、虞洽卿、穆藕初反共产；官僚政客方面，研究系交通系外交系反共产，国民党中反革命派如邹鲁之流反共产；知识阶级方面，北京一部分大学教授反共产，上海一部分遗少的国家主义派反共产。论理在这种四面包围严重压迫之下，共产党早应摒诸四彝，绝迹于中国了，然而此种反共产之呼声，不仅无损于共产党的毫末，而且增进了共产党的信用，特别在工人、农民一方面。工人群众从前觉得毛松松的过激派可怕，现在他们自己也很兴奋的要做毛松松的一个了，相率要求加入共产党，因为他们自己知道只有共产党是真为工人阶级谋利益谋解放的党，所以他们对共产党关系之亲切，简直超过他的家庭以上了。

　　第六种新现象，中国工会与各国革命工会发生直接关系。此次五卅运动，以工人阶级为中坚势力，而且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所属的上海总工会直接指导之下，以致造成震动一世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使帝国主义受空前未有的要害打击。原来工人阶级由经济关系悟到政治关系，这其间有一个长距离，很不容易跳过的，只有一九〇五年之俄国革命有过一次。况乎由工厂的经济关系悟到国际的政治关系，尤其不容易了。中国职工运动历史虽短，然而他却跳过这一个长距离。此次五卅运动，起因于上海日商纱厂里之经济事件，打死工人顾正红，不久发生南京路之大屠杀，遂急转直下变成国际间之政治事件（民族事件），于是而引导全中国人民一致作反帝国主义广大的剧烈抗争。这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最重要之一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最重要之一页。中国工人阶级在此次运动中确实表现了它的惊人的能力，亦因有其相当的组织与训练，和有全国联合的集中的总组织，所以它的能力才能这样充分表现。这一点是值得全世界无产阶级表示同情和欣赏的。此次五卅运动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都曾有过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不用说了。赤色职工国际为全世界革命工会之大本营，曾为中国此次运动对所属各国工会发了一道训令，其文曰：

　　“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团与苏联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团，由中国和日本回来后，报告云：‘中国的职工运动，现已大有进步，而且已有政治的成熟，与赤色职工国际，完全相同。’代表们又报告许多事实，皆足证明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一部分资产阶级，都尽力压迫这种幼稚的职工运动。

　　本执行委员会以为苏联全国总工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两者近来的密切接触，即是使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国际职工运动的大进步。所以本执行委员会想要所属各国的工会，与在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直接联合，并预备各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幼稚的工会运动，给以敏活的帮助。……中华全国总工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者！……”

　　这一篇短短训令，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是一个最可宝贵的纪念。因为中国职工运动已有数年了，从未得过赤色职工国际这样使各国工会与中国“直接联合”的训令，由此可以证明中国职工运动自“五卅”后确在世界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赤色职工国际训令各国工会与某国工会发生直接关系，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一定要它那一国职工运动确有相当成熟的能力，才能与各国工会发生直接关系。中国工会从此经常的与世界革命工会相见了，这也是“五卅”后发生的新现象。

　　署名：中夏

　　（原载《人民周刊》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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