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邓中夏

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贡献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前（一九二五年五月）

　　自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开过以来，到现在已经整整的三个年头了。开第一次大会的时候，正是中国劳动运动发生第一次高潮的时候，所以那一次大会，影响所及，更使中国劳动运动更激成奔腾澎湃的怒潮，震撼一世，莫之与京了。不幸九个月后，京汉“二七”惨变发生，而劳动运动为之一落，全国工人阶级几乎全取纯粹的退守态度。随后虽随时因利乘便，企图改守为攻，究因外界的强暴压迫太甚，终未能恢复旧观。去年北京政变以后，直系军阀势力颠覆，新兴的军阀还在相持之中；帝国主义者亦因政局之变化，而相互间发生冲突的现象。在这时，劳动运动确已进入一个复兴的时期，又有开始第二次高潮的可能。现在上海纱厂罢工，胶济铁路罢工，北京印刷罢工，武汉人力车夫罢工和烟草工人罢工，以及北方铁路工会之恢复，南方海员新斗争的准备，都是这第二次高潮潮信的预告。所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集之不容缓，已是明明白白的不用说了。这个第二次大会，确实是一个中国最神圣最光荣超越一切的会议，比之军阀分赃丑声四播的什么善后会议，真是有一朵金花和一团狗屎之别了。我们在这第二次大会里面，自然要把这三年中间一切丰富的经验，大家检查一下，同时我们亦应该将各种运动的重要问题，给全国工人阶级一个完满精密确定的规定与指导。

　　鄙人不敏，且把我个人的见解，写在后面，贡献于大会之前。

　　一、组织问题

　　在我们这次大会第一个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不用说是“组织问题”。

　　大家都知道，资本家是最少数，我们工人是最大多数，但是我们向资本家反抗奋斗，往往是我们失败，资本家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旁的原因固然有，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没有组织，或者组织不好。

　　这是有许许多多的实例可以证明的。虽然也有没有组织偶然战胜资本家的事件，但是确系侥幸得来，不足为法；因为乌合之众，虽然有时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吓得资本家手足无措，不得不容让屈服，但这种“纸老虎”，以之吓“暴出河”的资本家有时或能生效，若以之吓“老精怪”的资本家那就碰上钉子要倒霉了。上海洋资本家开设的工厂，所有罢工，十次就有九次失败，就是因此。所以我们人数虽众，我们如不紧紧的组织起来，组织得象军队一样，那么向资本家作战，是没有用处的。所以组织问题是我们当前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了。

　　这里分三段来说明。

　　（一）组织的性质与作用——首先要弄明白的，就是我们的组织，决不是什么同乡的组织，也不是什么帮口的组织，他是一个阶级的组织。只要是卖劳力赚饭吃的工人，便是同一阶级，便应该不分籍贯性别老少都组织在一起。因为同一阶级的人，所受的痛苦是一致的，要求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并且这个组织是一个斗争的组织，显明些说，它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向资本家作战的组织。只有我们的组织发展与坚固，才能战胜资本家，才能使我们的利益之获得并保障。我们并且要从此种组织去促进我们所有工友更深切的觉悟力，去训练我们所有工友更勇决的奋斗力，在另一方面，故这种组织又是教育工人群众的。

　　（二）组织法的原则——组织法的原则有两种：一种是“产业组合”。什么叫做产业组合呢？比方一条铁路，是一个产业，所有机务处，车务处，工务处，养路处等等，都属于这一个产业。在这铁路产业底下做工的人，不论是在那一处，开车升火也好，打旗挂钩帮扎也好，修车擦车也好，火车上卖茶的也好，车站上帮运的也好；总而言之，都要组织在一个铁路工会里，这就叫做产业组合。其他可以类推。一种是“职业组合”。什么叫做职业组合呢？比方机器匠是同一个职业，于是各个产业中把机器匠这一部分的工人，分了出来，不论是在那一个工厂，铁路上的机器匠也好，轮船上的机器匠也好，纱厂里的机器匠也好，自来水厂的机器匠也好，造船厂的机器匠也好；总而言之，都组织在一个机器工会里，这就叫做职业组合。其他可以类推。

　　我们现在把两种组织法的得失来比较一下。（一）产业组合可以使工人团体的势力扩大而统一，因为他是以产业机关为本位的，并且是以产业类别而有全国组织的。反之，职业组合则完全相反，因其每一产业机关里的职业，少者数种，多者数十种，那么以职业来区分，不是每一产业机关要组织数个或数十个工会吗？虽有以职业谋全国组织者，但是新式产业发达的结果，资本家的营盘（产业机关）是整个的，我们却由整个中划分出来，零零碎碎的结合，这不是破坏工人的营盘吗？何能损坏资本家势力之毫末！（二）产业组合可以致资本家的死命。比方罢工，假如是一个产业机关全体工人一致动作，资本家把它没法。反之，职业组合又与之相反。比方一个厂，有一部分罢工，有一部分不罢，资本家便可以操纵于其间，消极哩，不理；积极哩，开除。即或不罢的一部分工人后来也起而援助，同情罢工，但是晚了，资本家已布置妥贴，施以小计，便可把我们的战线破坏无余了。（三）产业组合可以消除工人间之等级。因为厂中有熟练工与不熟练工之分，然而产业组合则不分熟练与不熟练，只要是卖劳力赚饭吃的工人，便组织在一起，所以不致再有等级发生。反之，职业组合却恰恰相反。熟练工组织在一起，不熟练工组织在一起，他们两者的工钱与地位是不同的，自然发生熟练工瞧不起不熟练工的坏现象。不熟练工依然是工人本色，依然谨守阶级战线，而熟练工却变成了工人中的“贵族”了，却离去工人地位而附属于资本家甚或为资本家的走狗了。

　　产业组合比职业组合好，既如上述。但是职业组合在目前在有些地方亦有相当的用处。如手工业中就可采用它（裁缝店，理发铺，泥水作……等）。因为手工业的小工厂作坊采用职业组合，是没有害处的。并且可借此去改善那些“行会制度”，“公所制度”，引导它们从原始组合到阶级组合来。总结一句话，新式工业是绝对宜于采用产业组合的，若手工业亦可采用职业组合。若新式工业里亦用职业组合，直接是破坏产业工人整个的势力，间接是帮助资本家，那是我们要彻首彻尾的觉悟的。凡新式工业中之已采用职业组合者，要赶快改变过来才是。

　　（三）组织的系统——一个军队，三棚（班）为一排，三排为一连，三连为一营，三营为一团，二团为一旅，二旅为一师。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样才便于指挥，才能够和敌人作战。资产阶级便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敌人，他们一天不倒，我们一天受苦，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和他们作战。我们亦是一个阶级的军队呀！假使我们的组织系统，不与军队相仿，那么何从指挥呢？何从指挥去和资产阶级作战呢？我们因受不了暴虐的待遇，无情的压迫，天天高叫“打倒资本家”，如果组织不严明，不是放空炮吗？

　　工会组织的系统应该是这样：“支部”设一“干事会”；干事会之上有“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之上有“工会执行委员会”，便成为某个产业机关的工会。再由此地彼地同一产业的工会，组织全国某产业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

　　“支部”为基本组织，也叫做基本单位。依工作部分而分（如纱厂之粗纱间，细纱间，摇纱间，打包间……等；铁工厂之车床部，打磨部，翻砂部，锅炉部，……等）。支部之下，可组织若干小组。人数不必拘定，少则五人，多则十人，均可（类似十人团）。由各支部下之小组代表大会（它是该支部之最高机关）选举三人组织支部的“干事会”，执行某一间或某一部的各项公务。由各支部代表大会（它是一厂的最高机关）选举五人或七人组织某厂“工厂委员会”，执行这一厂的各项公务。再由各厂代表大会选举七人或九人组织某产业工会的“执行委员会”，执行这一个产业机关的各项公务。更进一步，由此地彼地同一产业的工会代表，召集全国大会，选举若干人组织全国某产业总工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全国某产业的各项公务。

　　这里对于“支部”的作用须得解释一番。“支部”这样东西，它在组织上是有严重的意义，我们不可忽略看过的。因为新式产业的工厂里每一工作处是它的单位，我们就在每一工作处组织一个支部，这个“支部”便是工厂的核心。其职能有数种：（一）“支部”是工会的基础。只有支部组织好，然后上层构造的工会才不至于发生动摇；我们看见许多工会或是软弱无力，甚至逐渐解体，就因没有做建立基础——组织支部这一步工夫哩。（二）“支部”是训练工友的养成所。全体大会因客观情形之限制，是不容易开的，所以使个个工友都得着训练的机会，只有支部有可能，因为每日同在一处，人数也不甚多，所以开会是轻而易举的。（三）支部是便于战斗的武器。发生大罢工，固然要靠各支部羁勒部伍以听工会之指挥；如发生小事件，此小事件又仅限于某一工作部份（如管工打人或开除一二人等事件），那就犯不着小题大做，举行全厂大罢工。只由支部当工友入厂的时候，向工友说明事实，并决定本工作处举行若干时的罢工或怠工，这种威力是可制服资本家的。这种手续也不要多少预备，只数分钟便可以实现。所以“支部”在组织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在工会公开的地方应该进行，就在严重压迫的地方亦极其适用。因为在严重压迫之下，工会即令不能进行，然而支部是潜伏于一工作份的小组织，可以避免厂家的压迫；即使厂家发现了这种组织，亦不能消灭全部，除非工厂倒闭或将全部工人开除，才能消灭全部。

　　关于组织的系统，我们还有两点要说：

　　一是“地方组合”，就是不论你是那一个产业的工会，只要是在一个地域内，都得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一个某地方的“工团联合会”。二是“全国组合”，就是不论你是那一种产业的总工会或那一地方的工团联合会，只要是在一个国境内，都得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一个某业的“全国总工会”。

　　工人阶级要有地方组合和全国组合的理由，是很明白的。“团结即力”是我们唯一的信条。我们团结，不能存狭隘的眼光，以为只团结某一个产业机关的工友就满足了，我们还要扩而大之，扩大到一个地方的团结，更扩大到全国的团结，并且要扩大到全世界的团结。因为资产阶级是整个的，我们工人阶级亦是整个的，我们如要推翻整个的资产阶级，那么我们须有整个的工人阶级的团结，才有可能。你不看见资产阶级方面的组织吗？不仅一个公司的组织是很严密的，他们还有地方的全国的世界的组织。比方上海，纱业一项，日商华商各有“纱业联合会”，其余类推。此外各业联合组织的，外商华商各有“总商会”，各国联合组织的，又有所谓“万国商会”。工友们！试想：他们这样的严密组织，用这样严密组织压迫我们，我们已是难以抵抗，况且他们还有国家、政府、法庭、警察、军队，种种的组织，来重重压迫我们，我们如不有大规模的统一组织，以与之对抗，以与之搏战，试问我们工人阶级那能战胜资本家而得到解放之路呢？

　　我们这次大会，讨论组织“全国总工会”是绝对必要的。我以为决定这次大会成绩有没有，头一件便看“全国总工会”成立不成立。至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法及章程，我此地不能细说了。

　　二、经济斗争问题

　　其次，我们这次大会应该讨论的重要问题，就是“经济斗争问题”。

　　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制度没有根本推翻以前，工人阶级的经济问题是不能够得到圆满的彻底解决，这是我们大家一致确信而无疑的。但是我们在此时亦应尽我们所有的力量，为经济生活的改善而奋斗，奋斗到帝国主义和资本制度根本推翻为止。

　　我们现在提出经济斗争的几个大的目标来：

　　一、八小时工作制——四十年来，欧美工人阶级即为八小时工制而奋斗；至欧战后，资产阶级为缓和无产阶级革命，曾在所谓“国际联盟”里，规定各国皆采用八小时工作制；独日本与中国说是有特别情形，规定十小时工作制。什么特别情形呢？真是日本中国工人的身体比欧美工人格外强健些，可以做十小时工作吗？不是的。不过因为中国日本工人的组织没有强盛，革命的潮流没有高涨，他们以为可欺，这就是所谓特别情形罢。可恶呵！不仅八小时工作制不能行，就是十小时工作制又何曾做到？请看国内工厂普通不是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吗？甚至还有十八小时的工作哩。而且都是整天的站立着作工。

　　孩童与妊妇亦然。一个人做了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其疲倦辛苦为何如？无怪工人要得脚肿病肺结核病了。无怪工人死亡率要逐年增加了。至于工人因工作时间无教育，无娱乐，犹算小事。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之第一要事，就是要求八小时工作制。

　　二、最低度的工资——中国工资至不齐一，大概的标准是这样：粗工：纱厂每月平均九元，钢铁及机器十五元。精工：纱厂每月平均十六元，钢铁及机器二十五元。女工童工，其工资更为低下。由此可知中国工资比世界任何国家为少。以日本资本家所办的纱厂做个例：在日本国内的纱厂工资，平均男工日币一元五十四钱六厘，女工一元二十二钱五厘。在中国境内的纱厂工资，平均四十九钱五厘，女工四十六钱一厘。日本一工可在中国雇佣三工有零。中国工资如此之低下，何怪洋资本家不在华遍地设厂呢？当此百物腾贵，十年以来，物价均超重过数倍以上，然而工资并未增加，独身工人所得工资已有不能糊口之虞，若五口之家更何能免号寒啼饥之苦？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之又一要事，就是要各地斟酌生活程度，规定一个最低的工资率来，资本家雇用工人，工资最低限度不得少于此数。

　　三、反对一切虐待——中国境内不论是洋商的或华商的工厂，厂家对于工人待遇异常残酷，克扣，罚工，非刑拷打，开除……种种暴虐行为，罄竹难书。工人的身体既遭涂毒，工人的人格亦被侮辱，言之伤心，思之下泪。工人出卖劳力而吃饭，竟受此惨无天日之虐待，真奴隶牛马之不如。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之又一要事，反对一切虐待，务要将厂中不合理之管理苛章与无人道之管工人员，尽行撤废及驱除。

　　（四）女工童工生活的改善——资本家之喜用女工和童工，自然是因为他们工资极低，可以多得利润；体力较弱，可以任意欺负。女工和童工在工厂中的苦况，除掉受男工一般的苦楚以外，还有其他不可计数的痛苦。工资比男子成年工为低，而工时却是一样。此外女工遭管工之调戏侮辱，妊妇之无休息时间，不准携儿入厂哺乳；以及童工做笨重工及危险工，不仅妨害身体发育，而且危及生命安全。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中，女工童工生活的改善，亦为必要。做同样的工作，必加至同样的工资，其厂中并应为女工童工设置特别之设备与教育娱乐等机关。十六岁以下的童工，只能作六小时工作，工资仍旧。

　　（五）劳动保险——劳动保险的范围，有健康保险，残废保险，失业保险，老年恤金，死亡恤金及遗族恤金等种种。试问中国工厂有实行者否？我们经济斗争，对此点亦宜注意，应限令资本家对于工人因工作上及其他故障，不能做工的时候，给以经济上的补助，以维持工人本身的疗治和生活，并减少工人家属生活的困难。此项保险金或抚恤金皆应由资本家完全负担。

　　以上为我们经济斗争之较大事项，其他暂缺不录。但是我们怎样去达到这些要求呢？据历来的经验与教训，磕头请愿是无半点效果的，惟有靠我们的组织力，利用时机实行罢工或怠工的手段，才能强制资本家屈服承认而执行。

　　至于互相援助的方法，则第一次大会“罢工援助案”所定者虽然简约，还可供参考。兹撮录于后：

　　“（一）凡遇某地某工会发生罢工时，应设法通知全国各工会；或即以现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通讯义务（按此项条文现在当然要全改）。

　　（二）凡某地某工会知道别处有罢工事情发生时，即通知各会员干下列各事：甲、一处罢工，所有工人均不受该处东家之雇请；乙、派人慰问或通讯慰问；丙、派人帮忙办理事务；丁、捐助经费以维持罢工伙食；戊、如东家势力强大，不易压服，则举行相当程度之同情罢工。”

　　末了，我们须得郑重一说的，就是一个经济斗争，同时也是政治斗争。我们千万不可专为经济斗争的狭隘意义所囿，而忘记了政治斗争。须知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有绝对之关联，如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绝对没有解决之可能。所以我们须把经济斗争接连着政治斗争乃有意义。这是我们不可一时忘记的。

　　三、争自由运动问题

　　再其次，我们这次大会里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应该是“争自由运动问题”了。

　　我们工人没有自由的痛苦，真是罄竹难书。中国的临时约法，明明规定“凡是中华人民”的种种自由权，我们工人却被驱逐于“中华人民”范围之外，是不能享受的。你看，商人可以组织商会，银行界可以组织银行公会，教育界可以组织教育会……总之，什么人都可以组织会，只有工人不可组织工会，不是禁止，便是封闭。又看，官厅的小官僚可以罢官，学校的教职员可以罢课，甚至警察也可以罢岗……总之，什么人都可以罢，只有工人不可以罢工，不是捕人镇压，便是派兵打散。此外如开会，言论，出版，都是一样，只有工人没有自由。不但如此，他们还定了什么罢工刑律，什么治安警察法，以及什么取缔工会的种种条例，唯恐其不多，唯恐其不密。重重网罗，啼笑皆罪，你看压迫阶级是何等毒辣横暴呀！

　　我们历年来所受不自由的痛苦不少了，我们自“二七”以后更感觉着自由是我们的第二生命。因为没有自由，便不能使工会发展；没有工会，便不能取得和保障经济利益。所以自由是工人阶级所急切需要而不可少的东西，简直和菽粟水火一般。

　　有些朋友，以为去年北京政变，“直系军阀吴佩孚倒了，我们的敌人去掉了，我们从此可以自由了，北方不是逐渐恢复了工会吗？各处罢工的运动不是多半得了胜利吗？”其实这不过是这些朋友久困复苏后一种直觉的快感，而事实却不是这样。事实是怎样呢？直系军阀的势力诚然颠覆了，杀我们的刽子手吴佩孚诚然倒了，但是我们在此时能够稍为发展，不过是继承的军阀尚有剧烈的冲突，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亦发生新的变化，而国民革命势力亦有相当的增进的缘故。但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安福军阀段祺瑞，以及其他新兴的军阀，能够好过于吴佩孚吗？帝国主义相互间在中国政治上的政策尽管冲突，而对于民族革命势力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势力之伸张，是他们所能容忍的吗？我们真自由了些吗？请看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奉系军阀的爪牙（上海警察厅）是如何帮助外人压迫同胞？英美帝国主义的报纸和巡捕房是如何帮日本压迫中国人？工友们！我们仍旧没有自由呵！我们仍然要继续“二七”争自由的壮举而奋斗而牺牲。我们争自由的大目标是三个：

　　（一）组织工会的自由；

　　（二）集会言论的自由；

　　（三）同盟罢工的自由。

　　我们怎样去争得这些自由呢？我们这次大会应该有明确的规定。我以为下列几项是必要的：

　　（一）定“二七”为中国工人争自由的纪念日。“二七”之役虽是京汉路为成立它的总工会而起，然而它确是争自由的开始，确是为全国工人争自由的壮举。应规定为中国工人争自由的纪念日。每年在这一天全国各地应举行广大的示威运动，一方面追悼为我们争自由的死者，一方面提出争得自由的呼声向政府严重警告。

　　（二）要求政府废除罢工刑律及治安警察法。可以联合各界表同情的人士共做。北京曾发生了过“废止治安警察法运动”，我们要连络各地各界做此项运动，同时并举。

　　（三）参加废止出版法这一类的运动。上海租界还有印刷附律，华人全体反对，我们亦应表同情并参加之。因为这些东西虽不为工人而定，然而于工人自由的剥夺，是与各界一样的。

　　（四）反对政府制定什么工会条例工人协会法以及工会规程（湖南有）这一类束缚工人自由的法律。因为政府制定对于工人的法律，不出两个大原则：一、根本不愿意纯粹工人的团体成立（如会员要劳资合组或工人与高级职员（资本家的爪牙）合组之条款）。二、成立的可以随意由政府取缔和解散。所以这种法律有不如无。

　　（五）政府如制定劳动法或保护劳工法时，须准全国各地总工会代表出席，共同订定，否则，绝对无效。

　　（六）如政府制定何项选举法时，我们工人应发起争选举的运动。因为争得选举可以使我们的代表出席，可以将我们取得自由及改善劳动条件的议案提出，可以揭破压迫阶级的黑幕并监督其行动。此次军阀的善后会议通过之国民会议条例，不依孙中山先生之职业选举，我们不能承认。

　　四、参加国民革命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参加国民革命问题”，我们这次大会应加以详密的讨论，确定一个合理的正确的态度。

　　“国民革命”亦叫做“民族革命”。各阶级对于国民革命之目的各有不同：封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他民族侵犯贵族的威严与领土；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他们的产业发展和他民族起了竞争；然而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却是为了要推翻一切民族中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封建军阀之压迫。故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必要的初步。因为资产阶级固然是我们的仇敌，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尤其是我们目前最厉害的两个仇敌。我们必得参加国民革命先打倒这两个最厉害的仇敌，得到初步的解放，再进而实行社会革命，打倒资产阶级，以得到全部的解放。总而言之，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不是附属什么资产阶级而参加，乃是以自己阶级的目的而参加；所以我们在国民革命中应以自己阶级的利益为前提的。

　　就国民革命要求的本身上说，它虽不过只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租界权……等），并不根本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之一切经济机关（工厂，洋行，银行……等）；虽只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并不没收国内一切生产机关；虽只主张建设对外的民族独立和对内的民族统一国家，并不主张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制”；然而我们无不参加在国民革命中去，推翻帝国主义之侵略，打倒封建军阀之压迫，固然已可得到一部分的利益与自由，若是我们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表现独多的力量，那末我们无产阶级特殊的利益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度工资的规定，以及取缔苛待，改善待遇，劳动保险等），不断的去奋斗，亦可一步紧一步的去取得。就目前国民革命的现象来看，它确有左倾的趋向，这就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参加而奋斗之故。所以我们可以大声说，殖民地半殖民地里国民运动如不顾及工人的利益要求，那便是假国民革命，不是真国民革命。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是为了阶级利益而参加的。

　　复次，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发达而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权力，都给他们把持了，垄断了。政府、国会、法庭是他们的；工厂、机器、铁路、矿山、田地、船舶也是他们的；军队、警察、侦探和一切军需用品枪械、大炮、飞机、军舰都是他们的。他们有了这些东西，所以能够对无产阶级施行横暴无比的压迫与残杀。中国的资产阶级虽因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之阻碍而尚没有充分的得势，然而已经开始了。假使我们不努力，听资产阶级安然去取得一切权力，那末我们将来的命运一定更要坏。所以我们此时固然要作目前的经济争斗，然而尤应要作目前的政治争斗，因为不如此，则无产阶级因无政权的缘故，目前固踏践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铁蹄下，将来必箝束在新兴资产阶级的铁网里，其痛苦永不能够解除，幸福永不能够得到。现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争斗就是国民革命。无产阶级从事国民革命：（一）固可使我们目前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得到若干的自由与机会，能够更使之格外发展，格外稳固；（二）并可使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势力日见增长而巩固，消极方面得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之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积极方面，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的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预为准备。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

　　复次，更放大眼光来观全世界，我们又知道自从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它直接的间接的支配了全世界之经济与政治，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之统治成了整个的，我们无产阶级对付他们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全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质亦随之而异，如在欧美资本制度发达的国家，遂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遂形成多阶级的国民革命运动。虽然这两种革命之性质不同，而革命之目的却有一共同点，就是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前者成功固然影响于后者，后者胜利亦有助于前者，两种革命运动都含有世界性，这两种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中国还不是资本制度完全成熟的国家，同时却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之半殖民地的国家，所以中国目前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而是一个复杂的多阶级的国民革命。这种国民革命：（一）可对帝国主义施以最大的打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财富，是维持帝国主义生命的源泉，国民革命把此源泉断绝了，帝国主义的江山去了一大半，不倒而自倒。（二）可以使无产阶级的势力更加扩大。各国无产阶级虽有国籍的不同，而受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则一致。须得全世界联合起来，对准资本帝国主义进攻，并根本推翻之，然后才能得到全部的解放。（三）即从消极方面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他们的老板就是帝国主义，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老板打倒，擒贼擒王，那末国内的资产阶级亦容易连带的推翻了。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又是为的实行世界革命得到全部解放而参加的。

　　总而言之，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必要的初步。它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它自己阶级的目的，推翻目前两个最厉害的仇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同时它并不放弃阶级斗争，而且必要阶级斗争，打倒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从此把国民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完成它历史的使命。所以这次大会里，对于参加国民革命问题，应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的决议，以为全国工人阶级之指导。

　　五、工农联合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也要在大会里讨论的，就是“工农联合问题”。中国自从资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强迫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以来，农民破产和失业的速度异常猛烈。一千九百年影响全国的义和团运动，便是农民对于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反抗。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军阀战争，连年不息，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地主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益困难，失业愈益普遍，于是到处发生土匪，其实便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所以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贷……等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一途。近年来如湖南、陕西、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已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运动而进入于经济组织与政治斗争，已表示他们是中国国民运动中的重要成分。这种现象，特别是在广东已有组织之十六万农民群众中可以看得出来。

　　工人与农民，因地位关系，利害关系，可说是天然的同盟者。

　　我们工人固然不能忽略了城市劳动者之紧紧的团结，然而为增厚援军以打倒共同敌人，亦不能忽视了与乡村中农民之紧紧的联合，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其数量远超过我们数百倍以上。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行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假使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广东全省农民协会，本年（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与本会同在广州省城举行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本会应与开一联席会议，讨论共同奋斗的目标，以及彼此间结合之方法与互助之计划。

　　六、国际联合问题

　　末了，我们这次大会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就是“国际联合问题”了。

　　这里我们随便举出一二件极浅近的事实，可以证明国际联合之必要：

　　从经济斗争上说：比方这次上海日本纱厂罢工，日本资本家破坏罢工之一手段，便是想从日本国内的纱厂中，调一批日本工人来华，替代中国工人；幸而日本工人深明大义，起而反对，于是资本家的鬼计遂不得逞。现在中日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还未建立，尚且如此，假使建立了，日本国内纱厂亦举行同情罢工，不是更足以制资本家的死命吗？

　　从政治斗争上说：比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后，劳农政府成立，于是各资本家帝国主义国家，大惊失色，调遣军队去打，特别以英国政府为尤烈，英国的无产阶级大家起来反对，事遂终止。那时英俄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并未建立，尚且如此，假使建立了，同时英国亦起革命，不是更给帝国主义一个致命伤吗？

　　由此可见国际联合之必要了。我们不仅是此一国与彼一国的无产阶级要联合，而且扩而大之，全世界各国间的无产阶级要有总联合，因为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它们掠夺无产阶级的方法国际化了。在经济组织方面，它们有所谓托拉斯，星迪加；在政治组织方面，它们有所谓“国际联盟”。这些是它们集中力量压迫世界无产阶级的好工具；在这样组织的下面，这国的资本家与那国的资本家连成一气，不分彼此的共同对付工人阶级。假使我们工人阶级不越过国界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资本家，我们真会死无葬身之地了。

　　欧美各国的国际联合，数十年前便已实行了，至一九〇二年更有进步，各国组成一个“国际工会书记部”，此外各种产业还组成一些产业国际（如纺织工人国际，五金工人国际等）。不过至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的影响，被出卖阶级的工会领袖们所破坏瓦解了。至一九一七年欧战告终，俄国大革命，于是国际运动又勃然而兴。

　　现在世界的工人国际有两个：一个在俄国之莫斯科，叫做“赤色职工国际”；一个在荷兰之亚姆士丹，叫做“国际职工协会”。这两个国际，我们究竟应该加入那一个呢？我们加入的标准，最好看它们那一个是真正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原来亚姆士丹的“国际职工协会”，现在尚在社会民主党手里，社会民主党是主张改良的，换句话说，主张维持资本制度，要工人忍耐着吃苦，好好替资本家作工，不要说话。社会民主党这种勾当，简直是资本家的走狗，出卖工人阶级的蟊贼。若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却不然了，刚刚与社会民主党的主张相反。它是主张工人要革命，因工人不革命，资本制度不倒，工人的幸福是绝对得不到一丝半缕的；工人如不欲解放而已，如要解放，除了革命，并且是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共同革命，绝不可能。所以它只主张工人统一的联合战线，根本推翻资本制度，打倒帝国主义。由此可看出谁是真正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的了。所以我们在这样显明的路途上，我们是毫不犹豫主张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

　　我们这次大会固要决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并且对于与国际结成亲密的关系之种种方法，亦要有具体的规定。

　　署名：中夏

　　（原载《中国工人》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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