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游杂记|邓中夏

北游杂记

　　（一九二四年）

　　此行为日虽止十三天，而接触的旧交新知，约在四百人以上，或杯酒道故，或围炉谈天，或开会演说，或深室偶语，环境万殊，意态随变，悲欢离合，啼笑具有。兹由日记中摘录十数条，公之于世。惟其中有删节，有修改，识者谅之。

　　一、纪程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夜，由上海乘沪宁车，翌晨到宁。渡江。江水陡落，岸断百尺。朝燉东上，清霜袭人。回顾南京城东诸山，岚光匝匼，宛若绣屏。田林间几缕炊烟，袅袅而出。……转津浦车，北驶，景色万千，纪不胜纪矣。……过丰台，忽忆上年微服由此登车时情景，瑟缩若蝟，莫敢左右顾，不觉哑然失笑。……二十三日下午，到京。……

　　二十五日上午乘京汉车赴保定。临行时，有为我危者。我说：“这些恶狗都一心一意抢骨头去了，还怕什么？”过长辛店，往事兜在心头，光景看在眼底，不禁怆然雪涕。……晚分，抵保定。翌晨，回京。……

　　三十一日下午，乘京奉车赴天津。……

　　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下午，乘津浦车赴济南。……入夜，皆黑中见有山崭然，天光映其巅，石如栉比，如剑列，知道快要到黄河了。俄而渡黄河，车声隆隆，水声澌澌，合奏天成激壮之音。九时抵济南。……

　　二日夜，仍乘津浦车南行。昏黑中不见泰山。前次北上时原在早晨，熟睡未起失之。泰山是我游踪所至的老友，我现在还能想像日观峰看日浴，斗姥宫听壑声，极天下之至乐。此次北游，竟不失此老友，真是“怅惘奚如”！……

　　三日下午，到浦口。渡江。转沪宁车，……夜十时抵上海。

　　二、与医生谈Philosophy

　　北上时，津浦车中和我同房的是一位黑胖胖的西医。他把我望了又望，开言道：

　　“先生！你不是一个Philosopher吗？”

　　我好生奇怪。我是一个主张哲学破产科学代兴的人，他恰恰把这顶九旒王冠加在我的头上，我真是“受宠若惊”了。笑问题：

　　“何以见得”？

　　他说：

　　“先生不是满头长发吗？我在美国所看见的Philosopher全是这样。”

　　“呵！原来如此。……足下学过Philosophy吗？”

　　“未曾。不过略略知道一些儿。”

　　“你最佩服的是那些哲学家？”

　　“亚利士多德，康德。”

　　“你知不知道哲学到现在是到了末日？”

　　“什么？哲学到了末日吗？”他很诧异的问。

　　“是的。法国有位孔德，把人类社会思想分为三时代：第一期是宗教迷信时代，第二期是玄学时代（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第三期是科学时代。现在我们中国虽尚是农业经济的封建社会，虽宗教迷信和玄学尚是充塞于国中，可是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哲学（特别是玄学）却是渐渐的衰落了，至少是科学化了。原来哲学这样东西，因为当时的科学尚未发达，宇宙万物有许许多多的事得不到解决，那时的思想家对于宗教迷信既不满意，所以全凭个人的理想，构造成一个不可摸着的玄妙哲学。什么直觉，什么良心，什么自由意志，什么‘我’‘非我’，什么先天的形式，……都是他们呕尽心血弄玩的把戏。这一套把戏，算是至康德而集其大成。哥白尼的天文学和牛顿的万有引力说出，宗教迷信为之推翻。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说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说出，玄妙哲学为之动摇。现在全世界著名的哲学家，门面虽则挂着哲学的招牌，实际却是卖着科学的药料。至于不根据科学的哲学，已是‘日薄崦嵫’眼见得是‘来日苦少，去日苦多’了。这不是哲学到了末日了吗？”

　　随后我两人差不多无事不谈，也曾谈到心理学。他说医生要明白心理学，才算好医生。并举出了医病利用心理的种种经验。兹记其一例。他说：“天津有某官僚的大小姐，有骨在喉，不能咽食。经过许多医生看，实际骨已不存了。这许多医生告她说没有骨了，她总是不信，咽食仍觉痛楚难当。后来请我看，实亦无骨，我便教她把眼睛遮被。用夹子向喉里一夹，旋把假骨装上夹里，教她启眼看，‘你喉里的骨夹出来了’。她信以为真。教她喝水，不痛了。教她食饭，也不痛了。这是我料定是她的心理作用，故能‘勿药有喜’哩！”

　　三、荒山古寺的北京城

　　我在北京下车的时候，最先使我深深地感觉的，便是沉寂，仿佛是到了什么荒山古寺了。固然猪仔议员的墨盒飞舞，卖国阁员的算盘敲打，他们的周围是热闹喧阗，可是市面上却是寂静得再没有了。去年我在北京时，尚有什么民权运动，非宗教运动，劳动立法运动，裁兵运动，援助罢工运动，女子参政运动，……整队游街，传单四布，当时个个所最痛心疾首欲得而甘心的曹布贩子，现在居然高拱三海，从前反对曹酋的叛民一变而为顺民了。比方贿选案，铜元案，金佛郎案，是如何殃民祸国的事件，然而市民却视若无睹，上焉者亦只有吁嗟慨叹了之。“五四运动”开中国未有之奇局最足为全国民赞叹欣羡的爱国学生，也若仗马寒蝉，一声儿不响了，这是何等寂寞呵！世界各国革命大概是首都发难，全国搔动。中国北京变相的君权政府至今未倒而且延绵下去，我们就肯定是北京的市民运动未起，亦为确论。北京城圈里的青年们呵！你们不是口口声声嚷革命吗？要知革命最切实而可靠的方法，便是首都的市民运动。北京的民气真死吗？你不见铜元票案起，使市民怒目而视。京城土著半是旗族同胞，他们的民气真死吗？你不见八族生计处十数月不关饷，使他们剑拔弩张。这些市民便是革命的真实势力，你们何以不到他们队伍中煽动呢，组织呢？北京城圈里的青年们呵：这便是你们对于中国革命应尽的责任，唯一的使命呀！

　　四、直系分裂的征兆

　　中国的乱源，军阀是其一。中国军阀的怙恶，直系居其首。所以我们打倒军阀，最首先要开刀的便是直系。现在直系算是登峰造极了，但其中亦有分裂的征兆。直系分三派：一、保派，以王毓芝高凌蔚为主干；二、津派，以王承斌曹锐边守靖为中坚；三、洛派，以吴佩孚为首领。现在垄断政权是保派，津洛皆在摈斥之列。津派为谋获政权最近虽极意联洛以攻保。其实保派无大军阀为后盾，终不能长存久安。暂时表面虽接近而内幕冲突最利害的确是津洛。津洛自奉直战争便结下了深仇死孽；有津无洛，有洛无津，是他们两造铁铸的心理。现在两方的政策绝对难容。津派主张朕奉，洛派主张联段。津派朕奉，态在倒洛。洛派联段，志在扫津。津派锐意进行“奉直和议”，洛派极力主张“尊崇合肥”，皆其两方钩心斗角智的表证。不然，吴佩孚为倒段最力的分子，何以一次二次的电报要尊崇合肥？何以三批四批的代表晋谒段祺瑞？可知吴佩孚的枪法已乱，惟有联段以自救而扼人。苏齐为接近津派之一人，攻取浙江，为吴所不乐意。直系对浙江主战主和尚动摇不定，当即因此。在吴佩孚之意，即令段氏复起，打破南京，率师北上，驱逐曹锟，而自己的势力仍毫无所损，或因此愈见增大而巩固亦未可料，甚或因津皖两败俱伤，坐收渔人之利亦未可知。至若奉张势力雄厚，不若段派之柔痿易制，段张虽皆为吴之仇敌，此时权衡轻重，应以攻奉而朕段为得计也。总之：北京唯此事为有关政局之变动，余如国会打架，高孙争阁，不过鸡虫争得失，饿狗抢骨头罢了。

　　不过，国民不可坐视其变化而自身却不动呀！

　　五、恋爱自由问题

　　保定有几个学生，问“《中国青年》何以对于这个问题一点意思不表示”？我说：“这并不是我们忽略了。若照我们的主张，恐怕是现实社会里所不适用，而且人家怕会要大惊小怪罢。若照时下最流行的主张，用不着我们再多饶舌，人家所说的话，恐已是车载不了，斗量不尽罢。

　　原来男女问题亦受社会经济制度的支配。比方中国现在社会里大约有三派思想：第一派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伦理思想，他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其制度，是‘一夫可以多妻’，惟女子只得‘从一而终’；要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的’。其义务，只女子方面有，要‘贞操’，‘三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男子方面却可不受此项缚束。其制裁，亦只限于女子方面，不管男子是何等样人，女子是不得提起离婚的，男子却可弃妻休妻，（孔二先生还定有‘七出之例’。）社会亦不苛责。第二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思想，他是近数十年来从欧美轮舶上输送过来的。其制度，是‘一夫一妇’，是由双方当事人自己订婚的，不过结婚时要有证婚的人罢了。其义务，是两方都要遵守的，爱情要专一，要永久；换句话说，就是你爱了我，或我爱了你，你我均不准再爱别的一个。其制裁，以法律为根据，离婚时，要双方同意，然后由法官裁决；如一方不同意，离婚是不能的，惟一方如有远游在外数年不归情事，他方却可另觅爱人，法律不以为罪。第三派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伦理思想，其制度极其简单而活动，为双方爱恋，就手挽手跑到‘注册处’注上双方的名字，便可以同居，或者连这种手续都省掉亦可。他们没有夫妇的名色，不过是两相情愿最亲爱的朋友罢了。其义务与制裁，可说统通没有，爱情能永久，能专一，固然很好；否则，爱情移动了，就说一声‘Good Bye！You Go Your Way I Go mine’，固然没有法律条文的限制，也没有社会舆论的批评。

　　现在我们中国，可说是第一派思想失势，第二派思想当权，第三派思想潜流。但是第一派思想虽在这五六年来大受第二派思想之打击，因为中国究竟还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底子，所以内地还是通用而且奉行第一派之思想，牢不可破，且具莫大的威权。就是在通都大邑有许多头脑清晰的批评家对于眼前发生的男女问题的批评，其持论也往往无形中受其暗示与支配而不自知，可见一个人的意识观念，是很不容易跳出现实经济社会的一圈子。第二派思想经这几年出版物之宣传与鼓吹，威权为之一起，可是也只限于工商业发达的地方和智识阶级的队伍里颇为流行，这是在现在经济状况的必然结果。至于第三派思想只一般‘衡抉纲罗’的青年暗中实行，却不敢明目张胆，因为现在社会的经济制度尚未达到那一个阶段，这派思想所形成的行为，尚不为现在社会的普遍伦理观念容许呢。

　　平情而论，恋爱自由，在封建宗法社会里是绝对没有的事，固不待言。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只行得一半。未结婚之前，或许有相对的恋爱自由，既结婚之后，恐怕十之七八就要‘呜呼哀哉’了。所以有许多人说‘结婚是爱情的葬礼’，实有见而云然。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乃有真正恋爱自由之可言。因为此时财产公有，无分男女皆能得到经济享用的平等机会，自然一方不能把经济关系而强迫他方的爱情屈服了。所以现在说的恋爱自由，与真正的恋爱自由，尚不知相去何止一万八千里呢。

　　不过，我们生今之世，应付环境，似亦应以暂时屈从第二派思想为得计，因为我们尚负有一种革命的使命，似乎不应太着重这一个问题，遭社会的盲目反对，为我们社会运动的前途建筑一个万里长城般的障碍。诸位以为如何？”……

　　六、新兴的实力派

　　北京有一个姓吴的老友，问了我上海的许多情形，他们问及黄炎培一派。我告诉他说：“这一派是新兴的实力派”，他们的中坚人物，大概是前清末年江苏谘议局的议员，所以亦有称之为“谘议派的”。他们在民国初元程德全为江苏都督的时候，是很得势的。那时黄炎培为教育司长，沈信卿为内务司长，史量才为沪海关官产清理处处长。他们的眼光颇不低，野心颇不小。他们知道要造成实力，非拉拢有势力的人不可。于是大官僚如张謇，大资本家如聂云台穆藕初。美国派教育家如郭秉文陶行知都给他们联成一气。他们有报纸，便是《申报》；有银行，便是中南银行（其余投资的银行还不少。）有教育机关，便是江苏省教育会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其余职业及中小学校还不少。）和全国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上海商会银行公会，亦几乎完全在他们支配之中。他们有三条秘诀：（一）“是实力，即承认”；（二）“弃虚名，居实权”；（三）“对各方，不开罪”。所以军阀有势力，他们便向军阀献殷勤，如史量才和齐燮无换帖，黄炎培拍唐继尧的马屁。都是证据。所以名流有声望，他们便和名流吊膀子，如一切会社的什么长都推到蔡元培等的身上去，他们自己只做有实权的什么干事，即是证据。他们处世极其奸滑，对于政局态度，有时亦随社会趋向附合赞成，但决“不为物先”；而且一待情势变迁，他们便托故改变面目。如曹锟贿选之前，他们亦曾通电否认曹锟有候补总统资格，及既成功，他们却托辞各地小商会主张不必过问政治，而且拍电时，居然干脆的称呼曹大总统了。他们现在是眼光四射的利用各方势力以自培植长成，一俟羽毛丰满，他们不仅止称霸江苏为己足，还要问鼎北京呢。他们三年前曾在“北大”“北高”小试其技，可惜失败了。但是他们终久是会再来的呵！这一派对于革命总隐约的表示反对的态度，将来怕还是革命党的一个劲敌呢！

　　署名：中夏

　　（原载《中国青年》第14、15、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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