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何东提倡之联席和平会议|邓中夏

评何东提倡之联席和平会议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一日）

　　除少数军阀武人，官僚政客，利用战乱以升官发财者外，谁不希望和平之神降临？况民国成立十二年，几乎无一年无战乱。民国元年之革命余波。民国二年之赣宁之役。民国三年之白狼之乱。民国四年之再造共和。民国五年之龙（济光）李（烈钧）之战。四川刘（存厚）罗（佩金）之战。民国六年之护法之战。民国七年之熊（克武）刘（存厚）之战，川滇之战。民国八年之陈（树藩）于（右任）之战，云南唐顾之战，民国九年之直皖之战，驱张之战，驱莫（荣新）之战。民国十年之湘鄂之战，川鄂之战，广西驱陆之战。民国十一年之奉直之战，福建王李之战，四川杨（森）刘（成勋）之战，贵州刘袁之战，江西驱陈之战，广东驱陈之战。今年的粤，桂，湘，川，黔，闽各省之战及河南，直隶，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之兵变匪乱，日有所闻。以言内政，则官僚以文乱法，军阀以武犯禁，拉夫筹款，肆无忌惮。以言外交，则借款卖款，层出不穷，森林路矿，尽为人有。以言经济，则军费浩繁，债台高筑，苛税重捐，有加无已；以致金融紊乱，纸币充斥，商贾裹足，物价腾贵，国际资本主义，又大事侵略，趁火打劫。以言社会，则秩序废弛，教育停滞，君子犯义，小人犯刑，盗阀满朝，荏苻遍野。推原其故，皆由国内军阀与国外强盗互相勾结之所致。军阀利用外债及输入军械以残杀同胞，制造兵匪；列强利用扩张势力范围，换取森林路矿，扰乱中国金融，操纵中国市场，压迫新兴实业，攫取便宜原料，以维持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销售过剩生产，使中国人民永陷于两重压迫之下，莫由自拔。国人渴望统一，和平，有如望岁。故何东九月中由港至沪，偶倡和平高调，国内舆论，即相对的表示同情，足见国人希望和平之切。但上述两种乱源——军阀及列强——不去，真正的和平，将如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质言之，和平的正鹄，当以消灭战乱之原因为第一义。而和平会议，不过为此种战乱原因消灭后之结果，绝非制治正本必由之路。征诸往岁沪上之南北和平会议之毫无结果，即其明证。今军阀之势力，一如往昔，而其猖獗横暴，较前更甚。谓能解甲释兵，俯首就范，约束于所谓和平会议之成约，其谁能信？非别有作用，即自欺欺人耳。

　　况何东所提倡之和平会议，主张“南北重要当局”聚于一堂，而以外国公使陪席，尤为荒谬绝伦。兹先将其通启录下，并指出其根本错误之所在：

　　“东香江伏处，实业专研，本无问世之思，讵有希荣之举。不意中外名公，谬采葑菲，下逮刍荛，默维好义之心，秉于夙性；公益之事，知无不为；苟福利于人群，虽艰巨其奚恤。窃念中国今日，时艰孔亟，大局纷纭，烽燧连天，萑苻遍地，神洲有陆沉之惧，沧海见横流之忧，推原始祸，咎厥佳兵，近则临城事变发生，列强毖后惩前，铁路群倡保护，外潮日急，疑难交乘；诚能回复和平，先除障碍，责言自息。救时急务，裁兵宜先。然或提倡者羌无实际，赞成者仅和虚声，猜忌未忘，事实难现。鄙意以为销除兵气，解释危机，莫如抒发悃诚。广集众会，合各省军民之当局，公采众长；聚中国匡济之名流，博求善法，事既协定，期以必行。更延请列国公使，赞助良谟，陪席与议，庶群力集而不启猜嫌，众志成而互相谅解，和平可卜，治理斯臻。东虽年老体弱，事集病多，愿请敬效涓埃，追随盛会，拭目而观至治，扶杖以赌太平，此深有望于今日者也。现本港中外各报，于鄙人建议，极表赞成，足征舆论之倾向；惟是管蠡之见，终未悉有当高深否？倘蒙赞同，尚求电示，幸甚幸甚。”

　　读何东此函，实有两种根本错误之点。第一为“合各省军民之当局，共采众长”。而不知今日兵匪横行的根本原因，即在军阀肆虐。而军阀所以肆虐，并非有何坚固的基础，不过利用失业的贫民，生活的落伍者为工具，与夫政客策士之怂恿挑拨，列强奸人之资助接济，故敢割据一方，为所欲为。而彼此系统不同，派别各异，或以乡土所关。或以历史所系，利害冲突，极不一致。升官发财，谁则让人；地盘饷源，惟恐不足；既无统一之机关，又乏驾驭之实力。希望此辈荟萃一堂，推诚互让，作和平之讨论，无异与虎谋皮其无效果，不待蓍龟。除非双方精疲力尽，势穷形蹙，方肯稍就范围，不然亦须两造中之一造，丧失其战斗力，而后可以言和。欧洲凡尔赛和会之成功以此。而论者尚谓战争之原因，未曾同时消灭，不久即有第二次大战爆发之虞。况我国军阀之趋势，显分两种：一则集中的发展，结果造成极大的军阀。如曹锟吴佩孚等，由直鲁数省，扩充至十五省区之多。一则地方的分割，如川湘闽桂等省新兴之变相军阀，以分防地域之关系，割据一府道或数县，霸占兵马财赋，土地人民，成彼此对抗不下之势。利害关系，更形复杂，冲荡之烈，质剂之猛，殊未易言。欲举一国一情感，百方之利益，统筹兼顾，势有所不能。况军阀至始即无与会之诚心，终亦不能守政治之道德。缘此以求和平，无异缘木求鱼也。第二：即“延请各国公使，赞助良谟，陪席与议”。尤为荒谬之极。缘何东为英国爵士，半中半西，律以爱国之义，本不相伴；语以民族独立之旨，尤难深喻。揭其内幕，实不无受香港总督英国领使之授意，以为实行共管之初步；证诸外报之鼓吹，英国坚持护路之提案，尤不能不令人怀疑。不然，果何东氏而爱中国者，何为出此亡国之言？中国势虽不振，然尚为一独立国家，何至甘侪于被保护国之列？查内政请外国参与，除保护国外，国际法实无此种先例。今一旦自撤藩离，引狼入室，浸假将成为政治共管之局。德意志为战败国，关于赔款之征收问题，尚不欲列强干涉；墨西哥频年扰攘，美国百计运动为彼调人，尚被拒绝。我既非被保护国，又非战败国，何至如此无聊！是不独暴露中国人无统治能力，实即国际共管之先河也，和平云乎哉？

　　自华盛顿会议，由所谓五大国宰割各弱小民族国家以还，列强共管中国之野心，实未尝一日稍息。我国所受华盛顿会议之赐者，表面上为取消客邮，增加关税，收回青岛，允诺撤销领事裁判权诸端。除收回青岛有名无实取消客邮，为数无几外，其余皆口惠而实不至。实际上则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云云，实不啻一共管分赃之代名词。最近之临城案，金佛郎案，十六国协以谋我，即其明证。倘此次和平会议，更请外人参与，则丧权辱国，当有加无已，盖中国军阀之所以行横行以吾民之潜势力尚未发泄故；今若使外人参与内政，浸假酿成共管，则此潜势力，将被遏制无余，而我国民将陷于万劫之渊，而无丝毫发展自立之机会也。稍有识者，当能见之。不料在言论界中素负重誉之章行严氏，竟发如下列之谬论：（见上海新闻报）。

　　“……是国事也者，势不能枝枝节节而为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将不至头脚未廖，而全身溃烂不止。计推举眼前政象，暂置不问，谋集国中各派势力，以才望学识俱有可称之人物为之代表，择适宜之地，相与聚议，举国家根本大计，澈头澈尾而讨论之，议案既立，则以全国公意为之后盾，万众一心，期于必行，有抗之者，以叛国论，然后国是可定，而机势可得而转也。此种理想，自民国八九年间南北和平会议失败以还，国人畏其难而未发，偶一发之，如张敬舆谋设庐山会议，亦若石光一见而不可复也久矣。乃近数日间有何东氏遽集于此，挟爵士之名号，倚外人之同情，辄提本议，贡之本邦，于是会议之声倏尔喧噪一时，诚不得谓非亦且快意之事。”

　　“是会能否即成？成也，其组织之方法如何？愚俱不欲论断。外宾陪席一节之与否，亦复无关宏旨。”

　　章君为有名政客，主张“集国中各派势力，以才望学识俱有可称之人为代表……而讨论之”，一种崇拜实力之心，跃然纸上，诚不足怪。惟不解关于国家荣辱之“外宾陪席一层，行之与否，亦无关宏旨，”究何所取义？将谓以和平为目的，不惜以亡国为手段耶？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将谓和平会议，以裁兵为必要条件，而裁兵需款，非外债莫办。则外人组织银行团之作用，即为借款，司马之心，路人皆见。即征外人陪席，亦将欢迎不暇。将谓由外人列席，可以保与会者之安全；由外人监督，可以促议决案之执行，则直甘为亡国之民，无耻已极，章氏贤者，岂忍出此？夫章氏固曾参与南北和会者，结果何如，讵不自知？不知从政治上根本解决，而复赞成何东和平会议外人陪席之主张，吾人之愚，诚百思不得其解。

　　为何东氏所鼓惑者。除一部分别有野心之政客及记者外，京沪舆论，多持反对态度。惟上海商会张维镛马炎文等附和其说。谓“外人陪席与和议并无妨害，且有先例可援，如辛亥沪上议事厅之和会，即有外人赞助。……且此议案本诸华盛顿会议‘力助中国统一’之精神”云（见上海各报何东与张马之谈话内）以商人之领袖，而有此种不长进之言，吾人实为张马二氏一哭。无怪外人动辄宣传中国商人欢迎共管之论调，是直以犹太富翁目我商人也。商界领袖，正宜力矫从前媚外拜金之恶习，一雪此耻。盖为商人发展之障碍者无他，即国内军阀与外人而已。引虎自卫，贤者不为，而谓我商界同胞为之乎？况华盛顿会议之结果，极不利于中国，己如上述。而最耻辱者，即为“力助中国统一”一条，盖其动机起于各国对中国现状之不耐，其作用为设定一种成文的根据。以备中国不能自己解决时，即可进而处分其纷争，或强止其战乱。在此议决之下，中国实有被人处分之屈辱。而为列强共管中国之埋伏线。倘稍有血气，均不甘忍受，而张马二氏尚复引以为据，此种软弱懒惰苟安的心理，吾愿全国商人一洗之。

　　在一般商民被何氏鼓惑之际，出而大声疾呼指导国人者虽多，而言论之透辟，首推商报。其言多为吾人所欲言者，兹照录如左，以见商民中尚大有人在，不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也：

　　畏垒君评何东氏和平会议之主张中说：“何东提议中，其最为吾人所不解者，莫如令外国公使参加会议之一事。此种奇异主张，出之外人之口，否人虽哀其无知，未始不谅其隔膜。今何东氏以中国公民之资格，起为纯洁的和平运动，岂宜昧于国情，随人俯仰？何东函中原文虽仅曰：‘延请列国公使，赞助良谟，陪席与议；’但所谓‘陪席’，所谓‘赞助’，不过措辞上较为斟酌。而其实仍为‘请外国公使列席，’与英美人所论‘仿照华会中日谈判，由英美居间仲裁’之全国会议，如出一辙也，吾人以为和平会议中请外人列席，既非必要，亦不可行，请申论之：

　　（一）请外人列席何以必要在提议者之意，岂不曰各方首领，利害冲突太甚，交恶之历史太深，若无第三者为之平情调剂，随时疏解，则会议将不能开，即开亦不能顺利终会？然何东之不惮仆仆向各方请愿者，固假定激越者能放低条件，而作恶者能回心向善耳！若各国终无觉悟，则会议虽开何益？若各方已有诚意，则调人将何所用之。

　　（二）若中国各方之所争真为分区域公共利害或阶级之争持，各方皆有旗鼓相当之主张，背后各有地方民意为后援，如美国南北之争，爱尔兰统一与自治之争，恐其两不相下，即邀入公正无偏之调人，容或可谓必要；然美国与爱尔兰未闻有此也。况乃中国问题，乃私人割据与民治斗争相错杂的问题。对峙者既不止两种势力，而争夺相杀，亦多非人民之公意，只须迷途知返，眼前便是坦道，外国公使非全知全能，宁谓中国人所见不到者，外国公使便见得到，中国人民所办不动者，一加入外国公使，便能办到乎？

　　（三）若以为有外国公使列席，则可保证会议中人之安全与会议条件之必行也；则吾侪尤以为非必要。由第一义言，恐发生昔年海珠会议之故事，则必如字林报某外人之滑稽的投函，谓‘会议当在威海卫，赴会者由外国兵船迎送，会议纪录由海关书记速写’而后可；如是则赴会者之人格剥夺已尽。既蔑视其人格，复何为向之呼吁，此不可通一也。由第二义言，议决项当然期其可行，若虑其议而不行，而必要之以外国之保证；则如今之国际法庭，裁决争议，尚不能必当事者之遵守何者？国际法庭无军队以裁制不听议决之国家也。提议者若自始虑到各方皆议而不守，本不必有会议，反之，若欲别造一种势力以强迫其实行，则外国公使之与议，岂曰‘陪席，’直须盛饰武装，率兵队以临其后，如此尚复成何事体乎？

　　（四）若以为中国内争损害及于外国经济的利益，因而外国使团应取得列席陪议之权；此则纯然外人声口，胡乃将和平二字看得太大，而将国家二字，看得太小？吾人只闻美国人百计营求，自认为墨西哥争斗之调人，未闻墨西哥人困于暴乱，向美国人递下请柬而邀其来解决国是！”

　　（五）唐少川之意见（申报所发表，）以为外人列席无防，尽可请其旁听，有时亦可征其意见以为参考，但不必延请公使，各省均雇有顾问，可请列席。唐氏居外交枢要有年，对于外国顾问，或亲识其人，或深悉其行，其所知自较吾人为广。若以吾人之所见者论之，则中国大患，即在各方帐幕中各有三数卑陋无行之洋顾问，掀风作浪者此辈，献媚工谀者此辈，卖军械则作掮客，抖借款则充蚁媒，临战阵则作保镳，而平时则扬长大埠之间，游说方镇之际，而又互结声援，通为呼应，凭借外报，恣其簧鼓，语其勾结为祟，不亚于前代之绍兴幕友，论其学问品行，恐一履本国，即将为“无以自存”之浪子，本非此邦族类，岂能忠为我谋？设若招邀此辈，令持会议之柄，其为弊害，更难预想，古德诺有贺长雄何如人，利禄关头，尚不免作扬雄蔡邕之续，何况今之所谓顾问，其人又出古德诺与有贺之下乎？

　　总之：各省军阀不去，外债来源不绝，军械输入不停，则中国之兵匪，有加无已。兵匪愈多，失业愈众，而军阀这工具乃不可胜用。苟欲求真正之和平，当谋彻底之破坏。从根本上摧陷廓清，使致乱之原因根本消灭，而后可以言和平。质言之，即惟有纠合全国民众，——工商学生农民——在民主革命旗帜之下，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运动。由上海总商会等有力团体，召集国民会议，组织革命机关，起而打倒军阀，削除外人在中国之势力，然后永久和平，方有实现之一日。近闻何东有十一月北上晋谒曹吴之说，是直不啻为曹吴较奔走，为外人当侦探，其假面具实有揭露之必要，故不惮辞费而作兹篇。

　　署名：重远

　　（原载《新民国》第1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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