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团应注意农民运动|邓中夏

本团应注意农民运动

　　（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中国新式工业下的劳动者，可统计的只不过六十三万余名，充其量亦不过一百万名。即令这一百万劳动者通通能够组织在一个权力集中的统御之下，恐怕在四万万人当中还是一个小小的数目罢，何况这些劳动者或为了宗法思想的浸润与遗传，有许多尚无阶级的意识与觉悟；或为了军阀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摧残，有许多尚无斗争的胆力与勇气；所以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单靠一个劳动阶级孤军苦战恐难济事。

　　但是中国目前受军阀与帝国主义两种惨酷之压迫，急切需要一个革命。我们在目前这个革命程途中，应该怎样办呢？固然一面仍集注精力继续为劳动运动筑下一个坚固不拔的深厚基础，然而又一面却不能不分出精力从事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兵士运动、甚至于商人运动为革命战线上添加几个有力的援军。

　　现在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谁也承认还是农业。新式工业不过在几个通商口岸与铁路矿山及其附近有些罢了。农民至少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中国不革命则已，欲革命我们不教育，煽动，领导这占人口大多数之农民积极的参加，那有希望。所以我们现在要积极分出精力来做农民运动，是不该有疑问的，是必须充分了解的。

　　曾记得前年远东民族大会远东部长萨法洛夫同志说：“中国农民是被外国资本家，日本官吏，中国督军和地方上放债人抢掠剥削。现在第一件要事就是去唤醒这一班群众，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成分，他们是中国的柱子，若不唤醒这般农民群众，民族的解放是无望的。”

　　他接着又说：

　　“假如不唤醒农民群众，不告诉他替代这些毁坏国家的并为未来中国人民掘着坟墓的苛政重税而设立一种一律的税则并且设立被人民选出和为平民负责任的政府，单是几个劳动小团体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急进分子是成不得什么事的。”

　　他又说：

　　“劳动阶级决不可自己与中国农民阶级隔离。他非去和他们携手，给他们光明，教育和共产主义的观念不可。”（以上见《向导》第九、十两期）

　　萨法洛夫同志这一席话是说得何等恳切的呵！有人疑心农民的经济地位模糊不清，不象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分明，故不容易唤醒起来，而且农民太散漫了，不容易组织起来。我说不然。中国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之后，农民比前更是痛苦不堪，他们把最后所有物送给村上的盘剥者，由这盘剥者把他们的血汗送给外国资本家。于是失掉他们经济的根本，只得过一种穷苦无告的生活，成为一种无产阶级，成为一种在帝国主义宰制之下不能改良他们的贫苦人们。又加上连年水旱兵三灾并进，更逼得他们走投无路。他们在此时不是流为盗匪，便是投身革命。本团是不可不特别注意的。

　　现举两桩事实可以证明中国农民并不是不可以唤醒与组织。

　　第一桩事实，是广东东江之农民联合会。兹摘录香港华字日报如下：“去年八月海丰组织农会，后来推及陆丰、归善、紫金、惠来，普宁等县。海丰，陆丰，惠来三县全县农民加入农会，其余三县亦大半加入。人数达十余万人。……本年旧历正月二十日该会发起开农民新年同乐大会，到会者五千余人，鼓乐喧天，极一时之热闹。该会宣传部白话剧‘二斗租’之农民悲剧。当演至贫农被田主侮辱时，状至可哀，观众悲愤交集，会场为之鼓噪。而年迈农夫，睹此不觉老泪夺眶而出，有痛哭失声者。……今年‘五一’，更为空前之大集会，当日到者万余人，手持小旗，呼声雷动，巡行城厢内外。从此会员日益众多，组织亦日渐完备。……最近七月二十六日、八月五日，飓风大水为灾，海陆丰惠阳各县损失不下千万，农产物完全失收，倒塌房屋，不计其数，实为空前之巨灾。该会召集大会议决减租问题，输纳三成为最高限度，遂与田主冲突，田主勾结陈军围攻农会，捕去职员二十五人，并分兵四出布哨，如临大敌。现尚在相持中。”云。

　　第二桩事实，是湖南衡山白果之岳北农会。兹摘录湘报如下：“农民因水旱兵灾齐来，而地主官府及劣绅与衡山之皇族贵族（按指赵恒惕族戚）均尽力压迫自耕农，而佃农及雇工更是忍饥挨饿，苦楚不堪；再加上水口山工人多半是此地农人，颇受工潮影响，于是此地农民团体还自动的发起矣。闻筹备之时，只数百家加入，现已开成立大会，到者三千余人，于今加入者共六千余家，人数在毛数上已达四万余人以上。现做平籴及阻禁谷米棉花下河出境运动，有数十宣传员每天四乡演讲。……地主现见农会人多，极其恐慌，奔走破坏，……但无大碍，因农民在两小时内立呼可有三千多壮丁到会。……”云。

　　由此两桩事看来，更证以前年浙江萧山农民，去年江西萍乡农民，和最近江西马家村农民，山东青岛盐田农民之种种剧烈的减租抗税运动，可知中国农民都已动了，只盼我们同志投身其中去做有计划的宣传与组织运动，不愁不成功为我们革命的一个有力的军队。所以我们盼望有可能做农民运动的地方，须赶快的特设一个“农民运动委员会”以应目前迫切的需要。

　　署名：中夏

　　（原载《团刊》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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