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此次运动的全部意见|邓中夏

我对于此次运动的全部意见

　　（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说来真是可悲、可愤、可痛、可耻哟！北京政治自从辛亥革命以还，差不多没有清明之一日。这其间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事，只要我们国民不患健忘，没有不记着的。谁知“一蟹不如一蟹”，到最近更是弄得不象样儿了。今请说一个大概。

　　奉直战争以后，直系军阀势力更是突飞猛进。在中国罪恶上占有位置的一般无耻政客，群聚北京，打算继续他们“诪张为幻”的工作。谁知不幸碰着那孚威将军偏不做美，无处不抑制他们，妨害他们，所以便激动了他们的怒。他们于是乃异想天开，施其纵横捭阖的手腕，将保曹、苏齐、津王、益友社、政学系、全民社、新民社、交通系以及帝制罪魁，复辟余孽，结下了一个反动势力的联立战线。他们共同的目的，不消说是“争政攘利”四个大字。他们进行方法的原则，便是将曹大军阀拥进三海，做“终身总统”或“传世皇帝”。他们便在曹大军阀势力之下，垄断政权，宰制人民，可以为所欲为，毫无忌惮。他们进行的步骤：第一步是推倒王宠惠内阁，建立自己御用的内阁；第二步是进行“最高问题”。现在他们第一步算是成功了，正在聚精会神做第二步，红罗厂是交易场，内务总长是经纪人，议长是卖主，议员是猪仔，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贿，耳目所及，报章所及，不是令人心惊，便是令人发指。不过在这进行“最高问题”之中，最为他们所认为劲敌的，一个是革命先觉的孙中山；一个是比较进步的吴佩孚（因为他颇有爱国与反抗外力的思想）；一个便是我们这些新派人物。他们对付孙吴的办法，首先便是破坏孙吴之联合，再一面援闽助陈（炯明）以扼孙，一面通奉联交以制吴。他们对付我们的办法，首先便是扰乱北京教育界，自军阀走狗彭允彝登台之后，更换法专校长，更换农专校长，是其见端。总而言之：他们对于北京各学校是要一网打尽，完全造成反动派“清一色”的势力。他们不这样，便恐我们这些真心爱国的教育界，为他们垄断政权宰制人民的障碍，他们不能不认为是眼中钉，不能不处心积虑把眼中钉拔去呀！总括说起来，现在北方的政治，是反动势力的政治，即是军阀政治。

　　在这样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之下，我们那一个可以幸免。蔡先生之走，表面上是为不屑居于破坏司法独立、蹂躏人权的彭允彝之下而走，实际上确是为了北京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之压迫而不得不走。请看他的辞职书中，一则曰：“数月以来，……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国中”，再则曰：“痛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三则曰：“然国家大政所关……亦不敢放弃天职，漠然坐视”。可知蔡先生完全是北京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逼走的。况且蔡先生未走之先，即有他的朋友把反动势力那一方面如何如何作免蔡的进行，不断的告知蔡先生。蔡先生在这种逼迫之下，安得而不走？即令不是彭允彝，或是温世霖，或是杨度[1]……，蔡先生终归是站脚不住的。推广来说，所有北京教育界，终归都是站脚不住的，除非降伏在他们脚跟底下。由此看来，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一日存在，教育界即一日要被摧残。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得一个结论，断言此次运动的真因，并不单纯是一个校长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教育总长问题，乃是一个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压迫我们的问题。我们如再不放大眼光，看清这一点，便是自杀。教育界诸君呀！学生界诸君呀！“五四运动”你们做下了空前的光荣的成绩，可是你们那时叫出“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错误口号（虽说是那时别有苦衷），现在请你们莫要一错再错，又叫出“只问教育，不问政治”的口号呵！我们应该要叫“要问政治，不忘教育”的口号呵！全国工商各界的同胞呀，你们要知道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不仅是北京教育界被蹂躏，被摧杀，他们既有胆子这般对待北京教育界，他们亦会有胆子这般对待你们呵！你们要和“五四运动”时代一样有休戚相关的精神，与北京教育界一致行动，大家起来推翻这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呵！顾亭林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凡是国民，便该“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呵！

　　由上边看来，我们此次运动，不是那一校的运动，也不是北京一隅的运动，实在是全国国民共同的运动。因为受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之压迫，是全国国民共同一律的。所以我向国人尤其是北京教职员和学生建议，我们此次运动的目标，不要特别注意“挽蔡”，也不要特别注重“驱彭”。因为这些都是枝节问题，只要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根本推翻，这两个小小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况且推翻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是全国国民同情的，若“挽蔡”只北大一校同情，别校便难得同情了；“驱彭”只北京一隅（且只限于教育界）同情，各省便难得同情了。我们如果不将全国国民同情的政治问题，做我们此次运动的目标，而将北大一校同情的“挽蔡”问题，及北京一隅同情的“驱彭”问题，做我们此次运动的目标，便是自杀！便是自杀！

　　是的，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是我们所要决心去根本推翻他的。不过要推翻他，不是说句“浪漫式”的空话，可能济事，所以我们要寻着他们的要害在什么地方，我们便在这要害上，施以猛烈的无情的攻击和打翻，俗话所谓：“打蛇要打七寸”，就是这个道理。现在这个所谓“法统重光”以后的国会，便是他们要害所在。因为现在的国会，实质上已不是人民代表的国会，乃是军阀收买的国会，是完全进行“最高问题”的国会，是他们假借以强奸国民的武器。我们便要把他们这副武器打碎，便可给他们一个“致命伤”。所以我们的目的物，就是“否认国会”。国会既给国民的意志否认了，如果他们依然悍然不顾，进行“最高问题”，则由国民否认的国会，选举的总统，是非法的总统。万一军阀挺身出来拥护，这国民否认的国会，那就更妙了。因为我们平常高叫打倒军阀，还是不直接的，这样一来，便可使军阀与国民两个壁垒，四目相向，短兵相接了。所以否认国会，是一个很切实的、具体的推翻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的工作。

　　代议政治在今日已成“强弩之末”，这是另一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不去管他。现在我们就事而论事罢。我们中国的国民真老实呵！现在的国会根本上就是非法，我们却一声不响的默认他了。十年前召集的国会，论理不能代表今日之国民，我们也一声不响的默认他了。这莫非是我们国民创痛钜深，厌乱心殷，以为只要国会能有根本觉悟，图功赎罪，将全国所希望的宪法制定出来，或可纳万乱于法轨之中。现在呵！这个所谓“法统重光”以后的国会，在昔时固然是做下许多滔天的罪恶，令我们痛心疾首，谁知他们的牛性依然未改，野心仍然勃炽，“所有最卑污的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没有一样不躬行实践的作了。“廉耻道丧”可谓极矣！我们姑不光举“光园拜寿”这一类关于道德问题的事实，做他们罪恶的证据。我们且提出一件关于刑法上的受贿案，和一件关于约法上的违宪案来说说罢。

　　第一，受贿——买卖总统

　　国会受贿原来不止一次了，买卖参议院议长选举票是一次，买卖张内阁总理及阁员同意票又是一次，这些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行贿受贿，这是何等吓人听闻的事！谁知他们“习与性成”，既无国民的抨击，又无检厅的起诉，所以无法无天连总统也买卖起来了。请看一月十六日《京报》高凌蔚谈话一则所载：

　　“（某问）外间谓此次阁下包办最高问题，确否？（高答）最高问题现在时机未至，更无所谓包办。（某问）此次二百元之津贴，非由尊处经手乎？所谓包办，即指此也。（高答）此事从前系由刘君与政团接洽，余事前一无所闻。迨本月五号以后，某军需官来京，借住敝宅，所有各党名册，均送至红罗厂，致发生此种误会。至曹巡阅使此举，系仿从前送冰炭敬之意，不过联络感情，更无所谓津贴。（某问）外间传言阁下与张亚农（众院副议长张伯烈之子）之新民社独厚，确否？（高答）余对各党向无歧视，亚农此次向余支款，余以不经手银钱谢绝，几为亚农所恼，何厚之有？”

　　除了此段记载之外，国会议员黄攻素在国会提出一个质问书说：

　　“自本月起，每议员支车马费二百元，限制投票价不出五千元，此种买卖，专由高五接洽……以堂堂阁员，竟明目张胆为之，作行贿经理也，成何政象？”

　　这种行贿受贿的事实，如果是在欧美日本，由报章披露出来，检厅便可起诉，将一干人犯拘押起来了。由此可证明在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之下，行贿受贿是可以肆无忌惮的；由此可证明现在的国会完全是军阀所收买而进行最高问题的。试问我们国民还要他何用？我们国民还不推翻他要待何时？

　　第二，违宪——打请愿团

　　毫无人格毫无学识的军阀走狗彭允彝来长教育，这是谁也不能忍受的，何况乎他是禀承军阀意旨安心来破坏教育界？学生向国会请愿勿予通过，这是何等合理的事。乃国会不特不予受理，而且嗾使军阀殴打学生，受重伤者五十余人，受微伤者三百余人，各报均有记载，我们且不具引，只引国会议员李素“致同人书”的话作证：

　　“象坊桥畔，学生请愿……乃警士横加干涉，学子倍受赶击，刀砍杠伤，如捕盗犯，人孰无情，何能堪此”！

　　人民请愿的权利，载在约法，学生亦人民，岂有不准其请愿之理？今日学生请愿被打，他日商人工人请愿亦可被打。在世界各国绝没有看见过国会打请愿团的事，只有中国却是“破天荒”开下一个倡例。国会的职责，是保障人民的，谁知我们国的国会却是残杀人民的。试问我们国民还要他何用？我们国民还不推翻他要待何时？

　　国民呵！国会“助桀为虐”的罪恶，已是“磬竹难书”了，我们还有容忍之余地吗？我们还可不斩钉截铁的推翻他吗？

　　但是我们用什么方法推翻国会呢？这一层却不能不让我们仔细思考。

　　有人主张用炸弹手枪扑杀议员，这个方法未尝不可用，只是在意义上稍微差一点，因为不能具足表示全体国民的公意。

　　有人主张放火烧毁两院，这个方法亦未尝不可用，只是烧毁两间房子，他们还是可以另觅两间，于国会根本上仍不发生动摇。

　　有人主张电请各省召还议员，这却在事实上是不可能，不过可废一些电报费罢了。

　　有人主张劝告各议员激发天良，相率辞职，以谢国人，这更可令人牙齿笑脱了，这些军阀收买的猪仔们还有良心吗？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然则上述各种方法，都不能与国会根本上施以打击，到底怎样才好呢？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虑，与同学长时间的讨论，定出两条方法。我相信这两条方法，在客观上有绝对可能性，决不是主观上的浪漫思想，今请条举如后：

　　（一）以各省民众的国民大会否认国会

　　现在的国会已是为全国所深恶痛绝，否认国会差不多是没有那一个不赞成的，除掉国会议员（或许有少数明白议员亦赞成）和反动军阀及反动政客。我们派出的代表已经散布各省，联络各省，召集各省国民大会，一致在大会中当场表决否认北京国会，通电中外。国会的基础是建立在人民的身上，各省人民既不承认他为代表，他还代表谁呢？如经过各省国民大会否认国会的方式，即令他们有军阀豢养与保障，亦成为非法的国会，尽管尸居余气存留北京，与国会人民丝毫无关。他们所议决各案固然无效了，由贿赂选出的总统亦是无效了。

　　（二）以全国代表的国民会议代行国会职权

　　由各省民众的国民大会否认国会，并在国民大会中表决一项，召集全国各职业团体遣派正式代表组织国民会议。其派出代表的标准，与召集的地点等等，另行商定，此地暂可不说。所有中国的政治问题皆在国民会议中解决。印度、土耳其已有前例，可备参考。

　　中国人民有麻木性是毋庸讳言的，不过最近一两年以来，却是精神焕发起来了。请举社会上最占势力的两大民众便可知道：（一）商人。从前的商人总被军阀那样摧残，那样压迫，然而他们总是墨守“在商言商”的古训。可是他们现在觉悟了，觉悟要干涉政治了。去年在汉口开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便决议组织一个政治委员会，推蒋梦麟聂云台黄炎培佘日章为委员，此一例。最近上海商会又组织一个“裁兵理财制宪会”，闻已准备实力，以与军阀搏战。此又一例。从前商人的报章上，绝口不谈政治，现在谈了，而且热烈的有主张的谈了，此又一例。（二）工人，工人在两年之内，已组织了三十余万人。在两年中罢工勃兴，总说向经济的奋斗比较的多。然而在中国这种军阀政治所属之下，工人们感受痛苦实巨，向政治的奋斗，亦已趋向激烈。由此看来，中国政治改造前途是极有希望的呵！智识阶级在本身上是没有势力，然而如果相率加入商人工人的民众队伍去，却可增大无限的势力。教职员及学生诸君呵！工界诸君呵！商界诸君呵！民主革命派诸君呵！中国目前的大敌，便是北方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我们应该大家振作精神联合起来打倒他呵！我们先要做攻击军阀的武器，所以我们要先做“否认国会”一步工作，再议其余呵！国家存亡，在此一举，国人呵！起！起！起！

　　署名：邓仲澥

　　（原载《北大学生新闻》第9、10号）

　　注释

　　[1]杨度（1874—1931）湖南湘潭人。清朝举人，曾留学日本。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一九一四年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次年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袁死后被通缉。后倾向革命，一九二七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后，他曾多方营救。一九二九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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