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给中共一大的报告|邓中夏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给中共一大的报告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给中共一大的报告(1)（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由于时局本身的变化，我们的整个活动遇到阻碍，所以，我们的工作成果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不能向你们谈更多的经验。可是我们殷切地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经验，并对我们今后的整个活动作出原则指示。

　　在报告之前，我[1]尽量简略地向你们叙述一下北京社会生活的情况。

　　一、大家知道，北京是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近五百年来，又是中国的首都。在清朝时，有许多满族人居住在那里，他们利用与帝王的关系，一直保持着不成体统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有将近二十万这样的居民，他们非常忠顺，他们仍然不从事任何固定的职业。除了这些懒汉以外，还要加上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以及簇拥在他们周围的各种寄生虫，此外，还有他们的家属，再就是还有约三万干着各种各样可疑职业的人。北京的人口不超过九十三万，可以大胆地说，有一半以上是游手好闲的人。的确可以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

　　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北京是公认的所谓政治中心，因此，似乎当地居民应该关心一切政治问题，可是，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当中国存在着君主政体时，人们把政治看作是帝王个人的事情。革命以后，则把政治看作是军人个人的事情，即高级将领和普通军官个人的事情，看作是那些在争夺各种特权的斗争中只追求个人目的的各种政客的事情。因此，政治问题仍然不被重视。

　　为什么北京的居民抱有这种消极态度呢？首先，北京人铭记古代哲学家所说的“搞政治不是下等人的事”，这种宿命思想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其次，几千年来，他们处于暴政压制之下，俯首听命和从属依附的情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心坎上。最后，工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工人中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他们没有集体生活习惯，浸透了保守的传统精神。在茶馆或是饭馆里，常常碰到“莫谈国事”的告示。这种对国家政治问题的一切谈论都加以禁止的作法，好象是对下层阶级设置的社会监督。

　　在“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等等）之后，知识分子开始第一次感到需要新的理想、愿望和志向。与此同时，在瓜分战利品的会议上，中日之间因山东问题发生了冲突，这就引起了前所未闻的强大的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五四运动”。当时，学生作了很大的努力，想唤起群众对政治事件的兴趣，可是，这种努力一直没有效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学生运动就逐渐削弱了。从这个例子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知识分子阶层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没有在无产阶级中扎下根来。

　　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派：1.民主主义运动；2.基尔特社会主义；3.无政府主义运动。民主主义运动的拥护者没有任何固定的组织。而基尔特分子只有少数拥护者，因而，影响也小，为了宣传他们的混乱不堪的思想，他们随便地利用已出版的报纸和其他定期刊物，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这帮家伙走得远。拿起任何一张报纸，即使是军阀们出版的报纸，都可以找到通篇是各种混乱思想同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学说的大杂烩的文章。当然，这种运动所使用的手段是不会达到目的的。至于说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他们大概已意识到他们向群众发出呼吁是怎样重要，但是他们除了散发他们的小册子和坐牢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例如，在去年[2]五四运动时，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已集合了三十人，可他们没能在工人中亲自发起组织游行示威，只限于印刷一些周刊，可是又不能象样地组织散发，因此，散发得很不均匀。

　　知识界的人士认为，改造社会时必定会运用他们的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广泛的教育。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非常重要，而无产阶级则微不足道，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

　　同志们，综上所述，我们面临着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怎样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第二，怎样打消他们想成为学者并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怎样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军阀和官僚的政权，一般说来很不稳固；他们的眼界局限于纯粹自私的目的；他们没有任何固定的政治路线。只要无产阶级努力，这个政权就很容易被推翻。

　　二、北京的经济状况很简单。北京是政治中心，而不是工业或商业城市，因此，实际上只有百万富翁才在银行里有存款，而企业家一般地说很少，大商业家也不多。某些较大的工厂和企业，如编辑部、出版社、地方的财政部、精密仪器厂、度量衡厂，还有铁路，所有这些都是政府的机关。因此，这里的厂主和雇主就是政府本身。为了加强上述企业和机关的职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使他们不停歇地工作，政府向他们解释说，“为了国家富强，应当这样做”。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工作很困难，无论如何要比同资本家厂主打交道困难得多。同志们，请你们注意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工人中有许多人力车夫，计有五万到六万人。他们虽没有给资本家做工，可是他们来自下层，就其工作来说，又与广大居民阶层有接触，必须寻求向他们积极进行宣传工作的实际措施。

　　三、欺压人是北京常见的事，外国人侮辱中国人，军官粗暴地对待老百姓，乘客用鞭子或手杖催赶人力车夫等等。我认为不论什么地方，只要一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应当抓住时机，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

　　政府官吏，军人，官僚和警察，他们在压迫平民百姓方面争相竞赛：“重要人物”的汽车可以压死行人，他们可以随意控制交通，他们唆使警察任意镇压平民。某位“重要人物”一出门，摆在首位的就是维护他的尊严。所有这些事例表明，有多少向群众宣传的好时机啊！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过去的活动和计划。我们应该看到，在去年十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我们人手还很少，因此，不能立即提出广泛的战斗任务。我们必须集中全付精力向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

　　北京工业还不发达，没有可以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大工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把工作转到铁路员工方面来。可是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很大，因此，首先应当同他们加强内部联系。为此，我们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训练两千名铁路工人。这所学校离北京不远，有三位教员社会主义者在那里教课。

　　这所学校看来是我们接近工人的一个途径，我们和工人之间逐渐产生了亲密友好的感情；我们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提出鼓舞他们的重要建议，结果，我们看到，认为必须提出各种阶级要求，象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成立工会等思想，在工人中间不断增长起来。后来，他们成立了拥有三百四十至三百五十人的铁路工人工会。

　　同志们，不应当只限于成立工会，工会成立以后，首先应当引导它与企业主交锋。只有这样，工人才会对自己的工会感兴趣，才相信工会的力量。工人群众没有知识，不认识字，十人当中只有一人能看报，因此，印刷宣传工作自然做得很差。可见，我们必须同这些困难做斗争，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克服。

　　总之，我们在最初一个短时期内所取得的经验是：第一步，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最后，第四，我们必需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

　　自然，开办劳动学校时，我们不能幻想马上提高工人的一般知识水平，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力差，经费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建立学校，力求达到的不过是上述的前两个目的。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教育工人，并使他们习惯于亲自从他们当中选出有觉悟而又积极的人来管理学校和工会的事情。学生会议能够给你们提供许多合适的宣传机会，而特别重要的是培养这种召开公开群众大会的习惯，这种大会最能使到会者养成共同利益感和严守纪律。

　　我们教工人什么呢？我们经常不断地向他们说，他们遭受他们的厂主资本家的掠夺，不得不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其次，向他们介绍外国工人运动史。我们不断地向他们指出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方法，时常给他们讲课，教他们识字，同时，还教他们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写出关于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情况以及工厂里发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书面报告。起初，他们感到有些为难，但后来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鼓动员。不过，要找到导师，找到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那是极其困难的。

　　我认为，没有必要开办所有行业的工人学校，作为第一步，只在那些既没有工人组织又没有工人领袖的地方，才需要建立这样的学校。经验表明，我们不能建立一般的工人学校，应当只开办专门学校，如纺织工人学校和铁路工人学校等等；这种学校是建立产业工会的必要准备阶段。

　　在京汉铁路工会方面，我们积极进行活动，以便使这些工人同我们建立密切的联系。我们还特别注意各地所发生的罢工事件。一听说那个地区的采煤工人和其他工人举行罢工，我和罗同志[3]就立即乘火车奔赴那里，想给罢工者以帮助，可是他们不但不相信能够从外人那里得到援助，反而怀疑我们是奸细，害怕我们，因此，我们的尝试没有成功。

　　我们为工人阶级出版的宣传刊物，大部分篇幅不多。我们经常鼓励工人自己写简讯，并全部刊登在我们的刊物上或一般的报刊上。我们最初出版的是《劳动者》周刊[4]，但出到第六期以后，就被政府查禁了。遭到这次迫害以后，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经费，只得停刊。我们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工人的胜利》和《五一节》，这些出版物传播得相当广泛。可是，我们的主要宣传工作集中在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上，这些要求现在已成为最有效的战斗口号。

　　我想举个例子来证实工人举行公开示威游行的重要性。正象我已向你们说过的，我们在长辛店播下了宣传工作的第一批种子，去年五月一日，那里举行了示威游行。应该称赞同志们举行的这次示威游行，这一天召开了有千百个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工人亲自在会上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说，会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可是仍有一些工人没有来得及发言。群众大会以后，开始游行，由一千五百名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高举着写有重要标语的旗帜，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口号沿街行进。这个事件过后，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内，工厂车间里发生了十起使管理人员感到极大不安的小型活动。同志们，请注意，我们不得不同尚且没有纪律的工人一起活动，而帮助他们的最好方法，据我看就是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和游行。我们要积极采取一切能够加速这一运动的措施。

　　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

　　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视，因此，不能刊印我们的出版物。我们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等，但我们的译文尚未印出。我们只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曙光》杂志虽由我们的一个同志负责出版，但不纯粹是我们的刊物，而是一个混合性的刊物。我们刊登了一些翻译文章和原著；当罗素教授在上海讲学，并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时，我们组织了公开辩论，并作为其论敌发表了意见。我们不得不时常公开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社会党人进行争论，但很少参加笔战，大部分争论是公开辩论或私人谈话。

　　近几年来，公共的普通教育学校在北京显著地增加了。从前，它们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尽力促使这些学校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并且在这方面获得了部分成绩。

　　我的报告就要完了，我还有几句话要说一说。虽然我们现在把精力都用在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工作上，但同时还应当注意对知识分子的宣传工作。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和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的社会，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社会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都将取决于我们高举红旗进行斗争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是不轻的。

　　（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

　　注释

　　[1]邓仲澥的自称。

　　[2]此处俄文稿有误，应为“前年”。

　　[3]即罗章龙。

　　[4]应为《劳动音》周刊。

　　(1)本文没有署名，根据内容判断，作者为一大筹备期间，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书记邓仲澥提交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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