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年谱 1931年(4)

1931年(4)

　　8月初，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为减轻根据地困难和打破敌人围困，以红九师主力向襄北出击，开辟潜江、京山、天门等地区工作。同时考虑到红九师向北行动，可能与红三军主力取得联系，又确定由湘鄂西中央分局军委委员万涛随九师一同行动，倘与红三军取得联系，即由万涛接替邓中夏任红三军政委。

　　9月上旬，之前在寻找好的根据地的斗争中，他努力说服着每一个前委委员，但是已经感到越来越吃力了。在青峰镇，9月听说九师要来了。贺龙同志回忆说：“我们到了鄂北，知道九师（要）来了，我们就召集了会议，研究红三军如何行动。我主张南下接新六军，邓中夏说：‘一条，接新六军（即九师），接不到怎么办？二条，苏区进来了敌人怎么办？’会上大家都不发言，最后表决。到会十人，除邓中夏外，其余九票都赞成我的意见。会后，我们解围南漳，就往刘候集走，与九师会合，（在那里）开（了）个会，批评邓中夏右倾机会主义。万涛兼政委。”（注：见《访贺副总理记录》，1961年5月13日）

　　9月上旬，得悉红九师已沿襄河北上，贺龙和邓中夏等即在房县青峰镇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红三军主力南下与红九师会合，开回洪湖苏区，留分散各地领导工作的政工人员坚持地方工作；以教导团为基础及地方游击队组成九军二十五师，以汤慕禹为师长，朱勉之为政委，辖七十三、七十四两团，共千余人。并确定柳克明留房县统一领导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

　　9月中旬，率红三军主力自青峰镇出发，在保康附近击溃川军两个团的阻击，准备经南漳、荆门等地向洪湖转移。

　　9月下旬，从5月以来的四个月中，邓中夏带领红三军，开创了鄂西北的武当山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党的地方组织，以教导团为基础及地方游击队，组成九军二十五师，汤慕禹为师长，朱勉之为政委，下辖千余人。加上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洪湖根据地和红三军的新六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面对和敌人的武装周旋和来自党的压力，邓中夏带领红三军和根据地的人民一起努力，巩固、扩大了苏区并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9月28日，万涛、德昌、×五、×允等来到吴家集，与红三军负责同志会晤。

　　9月28日，贺龙率红三军七、八两师在荆门县刘猴集（现属宜城县）与红九师胜利会师。晚，在刘猴集出席万涛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团长以上参加）。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听取了万涛的报告。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草案》，做出给予邓中夏处分的决议。自此，改组了的红三军前委，由万涛代邓中夏任前委书记及红三军政委，贺龙任前委委员，并决定红三军开回洪湖苏区。

　　6月29日《中央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给二军团全体同志的信》和3月21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二军团全体同志的信》终于艰难地一起传达到了红三军，不给邓中夏同志下层的工作，反给他以这种重要的责任，使他继续反国际路线的错误。”中央当即给邓中夏定下了八大罪状，于是邓中夏离开了红三军。四中全会的路线开始在红三军全面贯彻执行。自此，他没有任何领导权。

　　中央要邓中夏写检查，邓中夏认为，这同时也是在写总结报告，对的，要肯定，要坚持；错的，要承认，要主动承担责任；要分析，要总结，要汲取教训以利今后。对自己的未来，不敢设想，不利的成分极大。最不放心的是党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非唯物辩证的思维，跟着共产国际的主观主义的思维是在危害着党。邓中夏是和党的成长一起走过来的，党的前期历史，许多人都是不知道。他越感到，此时要把党的历史告诉大家，否则可能就没有机会了，于是，在给中央写总结报告、写检查的空隙中，挤出所有的时间，不分白天和黑夜地急笔直书《中国共产党史》。即便有什么突变，他不在了，“书”可以传送出他的心愿！

　　9月29日，万涛与贺龙率红三军从丰乐河渡襄河，经洋梓镇南下。邓中夏随军队南下。

　　10月2日，红三军攻克钟祥，歼守敌一部，留枪150支组成钟祥游击大队，开展本地区斗争。

　　10月5日，由于上级对红三军前委给邓中夏处分不满意，没有达到中央的口径。经过再次修改，在前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

　　10月8日，红三军到达洪湖。邓中夏随军到达洪湖。

　　10月8日，夏曦以湘鄂西军委主席团名义发出训令，批评红三军。并委任了红三军新的前委，以彭之玉为书记，唐赤英、贺龙为委员，同时命令红三军立即返回洪湖苏区。此后红三军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是夏曦。

　　10月10日，根据分局指示，贺龙与万涛率红三军回到洪湖苏区潜江县，邓中夏随军到达。

　　10月15日，夏曦赴前方接任万涛的红三军政委职，并以红三军实力不足为由，把各师部撤消，部队改编为五大团，由湘鄂西省军委直接指挥，把军部机关调回监利县的周老咀后方。邓中夏被安置的周老咀写检查。

　　10月16日，中夏在洪湖给中央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

　　“1.根据中央命令，离开了三军，跟随军队，回到洪湖。
　　2.除得万涛同志的同意和贺龙谈过一次话，没有和任何人谈话。
　　3.现在正在作一年来的报告，大概在半个月做成。”

　　10月，邓中夏开始写给中央的长达八万多字的总结报告。仍有一些时间，他撰写了《中共共产党史》一书。郑绍文同志有一段回忆：

　　“同志们曾经用长胡子的文章，短胡子的嘴来称道中夏的写作才能和贺老总的讲话才能。（那段时间）我知道他常常写作到深夜时，曾向他（中夏）建议，要注意适当的休息，不要过分劳累，把身体搞坏了。他说：‘应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学做一点文字上的工作才是’”。（注：见郑绍文：《回忆邓中夏同志记事》，1959年7月3日）

　　这个期间，邓中夏同志几乎是足不出户，埋头于写作。一直到他离开洪湖赤区前几天，他写了一份好几万字的工作报告，总结了他在洪湖赤区的全部工作，同时还写了一本《中国共产党史》。这是两三大本旧式账本作稿纸写的，不用说，在当时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要写这样一本书，的确是很困难的。可是邓中夏同志依靠他极强的记忆力，和平日在工作中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分析、批判竟顺利地完成了他的写作。邓中夏同志曾这样说过：“整理党史资料，编写党史，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老一点的同志，不是牺牲了就是工作很忙，抽不出时间来写这方面的东西，新一点的同志又不完全知道党的斗争和发展过程。他（我）现在既然有了这个机会，就应该把他（我）所知道的东西写出来，作为以后编写党史的参考资料。”行前（离开洪湖前），他把这部稿子托我保存，希望将来能有转交中央或者是出版的机会。可是，遗憾的很，1933年8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周老咀的战斗中，我失损了连同这部稿子在内的全部行李。（注：见郑绍文《回忆邓中夏同志记事》，1959年7月3日）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苏区瑞金召开，正式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12月8日，邓中夏完成了给中央的检查和总结报告，把它交给党组织。这个八万多字的报告，对这段历史做了认真的总结和分析，以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气概承认自己的错误，总结出正确的经验和应得的教训。请求党组织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处分。

　　同日，在检查报告中表态说：“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对于二军团（现称第三军）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应由我负主要责任。虽然我在第二军团没有最后决定权，然而不论任何同志的意见，经过前委的决议，我就应该完全负责。”

　　12月9日，根据邓中夏的“检查和总结报告”，湘鄂西省委作出了“湘鄂西省委对邓中夏同志的决议”。

　　12月11日至13日，湘鄂西苏区在监利县周老咀召开湘鄂西省工农兵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

　　12月22日左右，工作性质随中央交通一起离开洪湖苏区。这天早晨，在周老咀当年邓中夏故居前，南边的小河边，郑绍文同志送他上了一支小船，由一位姓余的交通陪他前往上海。

　　12月24日，到达上海。

　　12月25日，邓中夏给中央的“检查和总结报告”，带到了中央。

　　到9月28日，邓中夏向万涛完成交接班时，邓中夏、红二军团和后来的红三军，和湘鄂西大苏区广大人民一起，把一个鄂西特区扩大成立湘鄂西大苏区，苏区建设和红军建设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苏区从原先的鄂西七八个县的苏区，扩大为湘鄂西苏区，包括洪湖苏区、洞庭特区、湘鄂边苏区。新增加了归、兴、巴苏区，新开辟了鄂西北苏区、鄂北苏区和广阔的游击区。苏区管辖着三十余个县。

　　12月24日，邓中夏同志按照组织的安排，从湘鄂西苏区回到上海。王明所控制的中央，要对他在湘鄂西所执行的“错误路线”进行审查，并等待中央重新分配工作。在这长达一年九个月的时间里，不给工作也不给一文生活费，生活都无法维持，临时在上海的公平路的小弄堂的肚皮间（加的小隔楼间）的出租房住了下来。

　　12月下旬，消息传到了在上海中央某情报机关工作的妻子李小妹（当时化名李英）那里。经李小妹同志的再三要求，把他们调到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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