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年谱 1921年(3)

1921年(3)

　　7月2日，由上海来到南京，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主持了会议，为少年中国学会采用某种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中夏极力主张学会应该有主义，他认为“学会须讲学实行兼重。但为决定二者缓急先后，全会应有共同的目的以为标准，故必采取或创造一种主义，以为学会的主义。”他又说：“学会以往的对社会无甚效力，都因无共同主义之故。必须规定了主义，大家求学做事才不误入歧途；才便于分工互助；向外活动才旗帜鲜明，易结同志团体。”这次少年中国学会还成立了教育、哲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土木工程学和地质学的研究会，中夏参加了文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会。被推举为经济学研究会联系人。

　　7月4日，由南京返回上海，继续与已到会的一大代表共商建党大事，并参与了一大文件的制定。

　　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邓中夏担任北方分部的主任。

　　8月，出席在重庆召开的重庆夏令讲学会。正赶上重庆女二师在闹学潮。在同学们的热情要求下，他帮助同学们修改宣言，写传单和改稿件，并随时指点斗争的方法和策略。在回北京的路上，还写信鼓励她们。经过艰苦努力，年轻的女学生们终于取得了胜利！重庆女二师的“择师运动”，在整个四川都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9月10日，当选为少年中国学会第三届评议员，当选的还有李大钊、恽代英等七人。

　　10月20日，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开会，决定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虽然邓中夏还未回，不能出席，但到会同志一致推举中夏同志为该会的书记。

　　10月22日，参加完重庆夏令讲学会，沿长江而下，过洞庭湖来到湖南长沙。应毛泽东之约，为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作讲演。题目是《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之后，走访了衡阳宣传马克思主义，又赶到宜章。

　　同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大学二院地质研究会开会，到会者李守常……邓仲澥……七位。首先由杨钟建报告……会员终身志业表已付印。并欢迎沈君。议事有：

　　“社会研究会，亦不必定无聊的规约，由邓仲澥拟定数题目，由会员担任研究。自下月起每月开会二次，由研究中报告并推人记录，寄交月刊。”

　　下半年，北京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他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11月17日，由于统治者放松了对北京大学的监管，在李大钊的努力下，蔡元培同意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活动，并且拨出房间和少量的维持经费。于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招收成员启示，他们是：高崇焕、王有德、邓仲澥、罗章龙、吴汝铭、黄邵谷、王复生、黄日葵、李骏、杨人杞、李梅羹、吴容沧、刘仁静、范鸿劫、宋天放、高君宇、何孟宏、朱务善、范齐韩。后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广，也有中间退出的，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坚持到了最后。研究会的活动地点，搬到了学校拨给的北大二院内。

　　11月17日，在《宜章之光》上发表的文章《与邝鸿钧书》，署名：邓仲澥。幻想着用“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结合，在农村实现社会田园式的革命来开发故乡。

　　邓中夏的田园梦想，也是中国先进爱国青年为了拯救中国的一次尝试。

　　11月21日，在《少年中国》上发表了《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研究方法和题目》。署名：邓仲澥。

　　11月30日，邓中夏在《宜章之光》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绅士和学生》，清晰地给出了邓中夏对农村社会斗争的认识。

　　1.改造农村社会，确实是社会公认的当务之急。
　　2.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绅士与学生”的矛盾。
　　3.社会改造的主力军是“学生”。根本没有提到农民。
　　4.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是“绅士”。
　　5.“绅士”中有好的，可以劝说和教化的；也有坏的，是不可以教化的，它们将被“学生”警告、攻击或者驱逐。

　　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邓中夏这个正在成熟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斗争的朦胧的不成熟的分析观点是：在城市：

　　一、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存在。
　　二、他的两篇文章，都特别注重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革命都需要革命的知识分子。
　　三、首先需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去摸索在中国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去组织提高工人思想和认识水平，去组织并建立工人的队伍。

　　但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还没有认识到农村革命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只把力量集中在城市的革命中去了。这也预示着，中国的革命将会出现一段曲折的道路，会遇到大的挫折。邓中夏等中国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还没有建立起中国农村革命的概念，没有建立起农村阶级斗争思想和革命的理论。

　　12月（至1922年3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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