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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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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大辩论延续到1921年，辩论的主题有： 1.如何组织工人阶级的队伍 邓中夏回忆说：“值得我们注意的，当时职工运动却有另一种特殊的现象，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市侩的或流氓的工会主义。这种现象在上海特别明显。……他们假借工会招牌，在劳资斗争起来的时候，招摇撞骗，从中捣鬼。这种市侩的或流氓的招牌工会，的确是当时工人组织自己阶级工会的极大障碍物，也即是中国共产党的当前大敌。所以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中，共产党会有一次反对招牌工会的剧烈斗争，这种斗争是经过很大努力才著成效的。”（注：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0页） 这个斗争当时首先是在北京开始的，高一涵回忆说：我们几个（北大教授）则主张以行会做工人基础，将来再发展，我们提出这个主张，是看到当时英国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行会的社会主义，我们认为工人阶级在产业工人力量不大时，可以采用这个方法。那时，杜威来中国讲学，他反对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还是有用的，到20世纪就没有用了，过时了。他说“你们不要讲什么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你们中国可以区域或行业来团结，顶好拿‘会馆’或‘帮’做基础，如上海帮、江西帮。”我们当时觉得以“帮”做基础比产业工人好。邓中夏对这个也不同意。当时，邓中夏正在创建中国工会的初期，为了这场辩论曾经一直追到高一涵的编辑部，仍然不肯退让。（注：见《高一涵谈话记录》，1961年5月24日，未刊稿）。 2.组织起来的工人队伍，第一步应当如何走 作为组织起来的工人组织，应当如何组织斗争，谁也没有经验，开始并没有任何目标。反而认为，只要打乱了反动政府压迫工人的意图就行，以致“让敌人越乱越好”。一段时间他们成了点火队，抓住机会有理由就上。什么罢课、请愿、成立大会、游行、示威，包括反基督教斗争等等，既保持群众的热情，也不让敌人闲着。 北大教授高一涵回忆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著作传到中国……大家通过英文本来学习，但是在理论上也有分歧。我们在日本（学习马克思著作）看得是河上肇翻译的，他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不讲革命，他是讲进化论，讲慢慢地变革，讲改良主义。我当时也如此主张，认为不革命也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但中夏等青年学生非要闹革命不可。他们认为，不革命慢慢地变革是搞不起来的。（时间是在1920—1921年暑假）那时争论经常在我的编译委员会，有时也在李大钊的图书馆会客室里。‘五四’时，杜威从美国来。他们反对罢课；大钊、邓康是主张把运动向深入推进。罢课运动闹得越大越好，为此与胡适大争起来……”（注：见《高一涵谈话记录》，1961年5月24日，未刊稿） 在深入工人之后他们发现，没有工人同意的目标，工人们没有积极性。他们发现，谈生活、谈工资、谈不平等不自由他们最关心。也最容易点起火来。并且没有斗争的胜利，工人们也看不到团结的工人有多大的力量。深入工人的革命知识分子明白了，斗争的第一步，要从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斗争的胜利开始。他们抓住了这一点，中国革命道路的门就打开了。这就是“革命的运动是分段落的，要分段走”的思想萌芽。 3.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邓中夏回忆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有最老的资格和相当的深厚的基础，特别是在广东，于是就在广东方面发生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争。结果，也算马克思主义派取得了胜利。”（注：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0页） 无政府主义思潮也是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在社会主义诸多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最重，除了在广东有激烈的斗争外，在天津在湖南都有较大范围的影响。当时的一个青年说：“当时有许多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流行，有许多青年受害，他（邓中夏）便向青年（大部分是湖南青年）们指出，这不是中国革命的道路，并介绍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文章让他们看。” 罗章龙回忆说：“在北京，中夏还组织过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辩论。当时口头上辩觉得还不够，就写文章反映在《先驱》上。激烈到甚至要动手的程度。”（注：见《罗章龙谈话记录》，1961 年5月，未刊稿） 直到1921年10月18日，邓中夏应毛泽东同志的约请，在结束了四川重庆夏令营讲学会后，返回北京前，特地前往长沙，为长沙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青年讲解了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为湖南革命青年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助了一臂之力。（注：见《谢觉哉日记》） 4.筹备中共一大 这场持久的大辩论，大大地提高了革命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最初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年初（至1922年）任中共北京东城（北京大学）支部书记。（注：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中的“邓中夏”） 1月，他亲自筹备，和工人们一起创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在长辛店开学。 1月16日，少年中国学会开常会。邓仲澥担任主任后，执行部各部不再设立，只需要推会计主任一人，由邓推荐刘仁静担任。全体赞成。 1月27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召集临时会议，由于邓仲澥将赴粤任教职，（提出要辞去主任职务）决定由陈仲瑜代理主任。当天由于邓仲澥有事，临时赴西山，未能出席。 当时邓中夏看出，刘仁静是个有志气的青年，但又觉得他只读书本不行，应当多参加社会活动。推荐刘仁静担任新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计。 2月15日，由于新任会计主任上任，邓仲澥向新任刘会计结算财务账目，并公布于众。 2月19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开常会，由邓仲澥提出费用问题及刊行会务报告问题，讨论了自由储金及主义问题。 关于主义问题讨论决定，先用一两个月研究，过两三月后开会讨论，并在南京大会提出之。刊出会员消息，说，邓仲澥因事一时不能出京，仍任原职。 3月13日，应保定高等师范再三的邀请，“脱朋友的情（三回五次请我）面不脱”，邓中夏以中国新文学教授的名义来保定任教。 3月21日，来到学校，他一边教授“新文学”，一边又把课堂变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讲堂。 当讲到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时，一个学生提问：“如果反动当局对付革命群众用‘辣手段，那怎么办！’”邓中夏回答说：“我们也当用辣手段回击他！”这反映了邓中夏心中的“面对武装的敌人对我们用辣手段，我们也要用武装的辣手段反抗”思想的最初萌生。（注：见王森然：《关于邓中夏先生的一段史料》，1956年12月21日，未刊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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