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年谱 1920年

1920年(1)

　　这场大辩论延续到1920年，辩论的主题有：

　　1.真假社会主义

　　邓中夏回忆说：“社会主义信仰者在当时派别是极为纷歧的：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此外还有夹七夹八的什么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因此‘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后，接着又是社会主义各派别的斗争。在此次混战中，马克思主义派在形式上曾将各派各个击破。”（注：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0页）

　　2.建立共产党

　　3.创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马克思主义

　　4.带领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到工厂、农村去，走向工农

　　在中国，“革命的主力是谁”和“革命的知识分子走向工农”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在根本的思想上，为中国的革命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石，也为在这个基石上面竖起上层建筑的栋梁，留下了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继续发展的位置。

　　对于一个政党，确定“革命的主力是工农”和确定“革命的知识分子走向工农”，是在实践上、思想上、政治层面上，紧紧地凝聚成工农政权架构，这个架构的特征是什么呢？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知识分子，结合中国社会革命的实际，真正认识到，在中国，推翻旧的国家机器的主力军是工人和农民。只有他们组成了强大的主力军，才能摧垮旧的国家政权。第二，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放下架子，真心走向工农，到他们中间去。去作工农的启发、动员、团结和组织的工作者，这个强大的主力军才有可能建立起来。第三，这个大军中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中间的先进分子，他们所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是大军的领导核心，他们代表着广大工人、农民和广大群众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国家工农政权的政治架构。这个架构的思想的前两点，在1920年就提出来了，并且在不断地实践中、充实之。但它已经展现出巨大的力量。到了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邓中夏在总结失败的惨痛教训中，又提出了第三点“党的领导”，完成了能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工农政权的政治架构的理论论述。

　　5.无产阶级专政

　　邓中夏回忆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有最老的资格和相当的深厚的基础，特别是在广东，于是就在广东方面发生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争。结果，也算马克思主义派取得了胜利。这思想上的斗争，对于当时的工人阶级，自然没有若何的直接的关系，但对于当时从事职工运动的知识分子确有很大的影响，也就经过后者以影响前者。”（注：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0页）

　　“在建党初期，我们党的创建者们，就对党的性质有一个基本概念，展开了热烈的辩论，比如，要搞无产阶级专政。李（李大钊）搞苏联式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搞法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当时这些辩论都是秘密进行的。在1920（年），邓中夏介绍我（朱务善同志）入党时就和我谈过。”（注：见《朱务善谈话记录》，1961年，未刊稿）

　　这个基本思想，最后落实在邓中夏为中共一大召开所起草的文件中。

　　6.如何解决中国人的一片散沙（大团结和大联合）

　　大联合（工农联合、工农兵的联合、工农商学兵的大联合）的思想，逐渐形成了我国政治体制、国家体制架构（政治协商体制）的基础。

　　3月初，邓中夏来找李大钊，他们一起研究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但是他们认为，现在建党条件还不成熟，首先，真心拥护马克思主义并且甘愿为共产主义献身、拼死奋斗的人还太少，需要我们去做大量的工作；其次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可是，我们这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连中国的工人阶级在哪里，他们是什么样，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需要尽快培养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引导他们到工人中间去。邓中夏和李大钊的实践行动证明，在这次建党的研究中，他们研究了如下三个问题。

　　首先，要组织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鼓励有志的爱国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其次，要组织有志的爱国青年深入到乡村（工厂）去，了解、熟悉并组织他们；其三，他们看中了集聚在少年中国学会的爱国青年，要争取把“少年中国学会”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们的阵地，那里聚集了许多国家的精英。

　　他们是这样做的。

　　A.由邓中夏带头，带领一批又一批有志爱国青年走向工农；

　　B.由邓中夏牵头，秘密地建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C.由李大钊发起，得到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邓中夏的大力支持，展开了少年中国学会的“主义问题的大辩论”。试图掀起学会自身的改造，要设立一个共同行动的主义。

　　3月初，为尽快安排爱国知识分子走向工农，邓中夏亲自来到长辛店作实地调查。走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工农结合的第一步。

　　3月13日，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学会同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常会。《少年世界》月刊稿件的事务，以前是由《少年中国》催稿收稿人代办。今推定邓仲澥君专任催收《少年世界》月刊稿件的事务。（注：见《少年中国》第1卷第10期，第54—57页，1920年4月15日发行）

　　3月14日，在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第三次常会，在北大第二院校长室开会，到会者甚多，会议开到12时。在会上，邓中夏再次被选为讲演团的总务干事（实际行动的主持人）。

　　3月14日，邓中夏在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执行部干事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讲演团“除城市讲演之外，并注重乡村讲演，工厂讲演。”

　　3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说，我们打定主意，利用春期举行“农村讲演”。

　　3月25日，《北京大学日刊》再次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总务干事邓康的名义，刊登准备进行农村讲演筹备会启事，为“农村讲演”和刊行讲演录准备条件。

　　3月27日，平民讲演团会议研究，“乡村讲演”定于四月二、四、六、八日进行。每天出发不过两队，每队五人。地点定为：芦沟桥、丰台（200人听讲）、长辛店、海淀和罗道庄七里庄（五六十人听讲）、大井村（七十余人听讲）。（注：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30日）

　　3月28日，邓康作为讲演团前任的会计干事，向接任会计干事交接手续，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账目报告表》。公布了1919年10月至1920年3月平民教育讲演团收支账目表。在1920年3月的账目支出中，有“长辛店讲演车费1元8角”。就是说，在此前，为了引导爱国青年逐步走向工农，邓康已经几次前往长辛店进行事前的联系和调查，为讲演团在这里开展讲演作铺垫。（注：见《北京大学日刊》第四版《平民教育讲演团账目报告表》，1920年4月9日）

　　3月30日干事会决议“农村讲演”的具体办法。

　　4月4日，刊出了长辛店组讲演的报告，邓康等七人参加了讲演的消息。后来刊出了《长辛店讲演报告》（注：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3日）

　　4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了北京大学学生会启事，宣布北京大学成立了追悼1920年3月15日病卒的黄跃华的筹备会，邓中夏是筹备会负责人之一。

　　4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了4月2日丰台组讲演报告。

　　5月1日，在长辛店，和工人们一起参加了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

　　5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了平民讲演团开会作出的新决定，说讲演团的第二组将分为四个队，每月轮流讲演。邓中夏被分在第二队，第二队在每月的第二个星期讲演。黄日葵和邓中夏分在一个队里。

　　5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了邓康启事：

　　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各组书记台鉴：

　　弟因事出京，所以团中事务，暂归杨君钟建单独负责，凡事请和他接洽，杨君住东斋荒字六号。

　　5月1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了讲演团的公告，说“关于印讲演录一事，我们因费用不足，不能不从缓进行，但于未进行刊印以前，如有重要讲稿，打算商情《新生活》辟一栏刊出。”

　　5月1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了讲演团的讲演题目，其第二组中邓康的演讲题目是《互助》。

　　5月30日，《新生活》第37期，报道了“农村讲演”的报告，并说：“放暑假的日子快近了。我们希望全国的青年不可把这暑假中几十天宝贵光阴浪费或浑用，一而修养，二而拿‘五四’的全副精神，去组织许多的讲演队，分到乡乡村村去讲演。输送一些新鲜空气给我们那黑暗地狱里的无数同胞，好叫他们一齐摩拳擦掌地嚷出来，加入我们的爱国运动。这就是我把这篇报告抄来登在本报的微意。”署名：姜。

　　5月3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邓康启事：……弟因脑病渐深，须略事修养，特向各位告假两星期……

　　刊出了，16日讲演团召开了干事书记联席会议，根据会议的决定，17日讲演团发出暑假讲演通告：

　　……“我们因事实上的限制，不能把我们的平民教育主义推广到全国，这是我们极大的恨事！”又说：对于暑期回家和不回家而短期旅游的“不是我们推广主义的好机会吗？”联席会议提议“我们团里还剩有《新生活》四百余本，不妨携归代卖。”通告又说：“希望各位都要把当地的社会实状，详详细细记录下来，……作我们改造社会的参考。”（注：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17日）

　　6月19日，少年中国学会在顺治门外南横西头狱云别墅召开常会，会议讨论了三件事：庆祝成立一年；提到“新自日本旅行回国者有孟君寿椿、康君白情、黄君一葵……”；暑假后出国者计五人，为袁君守和、张君申甫、康君白情、邓君仲澥和周君枝荪。（注：见《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

　　6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了讲演团的城市讲演被强行解散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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