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娃传》(2)|戴望舒

读《李娃传》(2)

　　二

　　《李娃传》中有一段文字，常为读者所注意而且加以怀疑的，那就是记述荥阳公子床头金尽之后，中了李姥姥计，和李娃求孕嗣回来，途经宣阳里，止于娃之姨宅，忽有人报姥暴疾，李娃先行，生为娃所留，日晚始往平康里李氏宅，则李已他徙，生将驰赴宣阳里以诘其姨，然已日晚，计程不能达，乃赁榻而寝的那一段。

　　凡是略知当时长安坊里的细心读者都会觉得，宣阳平康二里毗邻，路途迩近，即便日晚，也可以连夜赶去，何至于计程不能达？

　　清代的大学者俞正燮对于这一段文字也抱着同样的怀疑。在他所著的《癸巳存稿》卷十四《李娃传》条中，我们可以看见他这样说：

　　……此传所言坊曲，颇合事理。《长安图志》，平康为朱雀街东第三街之第八坊，其第九坊即宣阳；以丹凤街言，则第五坊平康，第六坊宣阳。传云：“平康里北门东转小曲，即宣阳。”是平康宣阳路皆直南北，其街则直东西。传又云：“日暮计程不能达”，则作传者信笔漫书之，非实情也。……又案《北里志》云：“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又“其南曲中者，门前通十字街”。盖宣阳，平康，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

　　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俞正燮认为作者是错误了的，然而他却曲为回护，说“作传者信笔漫书之，非实情也”。

　　然而，实际上作传者并没有错误，也并没有漫笔书之。像白行简那样熟悉于长安静坊小曲的人，还会把那有名的平康里的地理弄错吗？俞正燮之所以这样说，正就是因为他自己对于长安坊里的组织完全没有明白。他据《长安图志》来数平康宣阳二里的次第有没有数错，我们这里不必提，因为这还无关重要。可是就在俞正燮的这几句短短的话中，我们就看到了三个错误：第一，他说平康里北门东转小曲即宣阳里；第二，他说平康宣阳路皆直南北，其街则直东西；第三，他说宣阳平康二里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

　　关于第一点，俞正燮的误解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所见到的《李娃传》是《太平广记》本，文中有脱漏之处，因而看去不很明白。所谓“至里北门”者，初看上去好像是指平康里，然而仔细看下去，就明白是指宣阳里。如果传中说“至宣阳里北门”，那么俞正燮就不会误解了。按平康里宣阳里均在长安东城，其西为朱雀街东第二街，其东为朱雀街东第三街，隔街对着东市；平康里在北，宣阳里在其南，故宣阳里的北门，正面对着平康里的南门。荥阳公子和李娃求孕嗣归，原拟自平康里南门入，所以当他们到了平康里的南门前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宣阳里北门。李娃所谓“此东转小曲”是指宣阳里北门内东转小曲，因《太平广记》本“里”字前漏了“宣阳”两字，致俞氏有此误。

　　关于第二点，俞氏之所谓路和街，不知其分别何在，不知是否以里内的街道称路，里外的官街称街。可是无论如何，俞氏总是错误。因为唐代长安各坊里，除了皇城之南的三十个里内只有东西横街以外，其余各里之内，均有自东至西及自北达南的十字街。十字街是在坊内的，因其形如十字，故称，这是俞氏所没有理解的。

　　关于第三点，俞氏的话是十分武断的。查唐代长安各坊里，都是互相隔绝的，坊里的四周是里垣，垣外为官街，非三品以上和坊内三面皆绝者，不得向官街开门的，坊里和官街的交通，非经里门不可，如果我们以现在对于那些热闹的大街的观念来理解唐代长安的官街，那就大错了。所以俞氏的“宣阳平康，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之说，完全是毫无根据之谈，其原因是没有看懂《北里志》，以为其中所谓十字街就是官街。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从李娃宅到李娃姨所税宅的路程吧：李娃宅是在平康里内横街西南的鸣珂曲，而李娃姨所税的空宅，是在宣阳里内直街东北方的小曲中。所以，要从平康里西南的鸣珂曲到宣阳里东北的小曲，我们必须走平康里中的横街（其全程长六百五十步），向东，至十字交叉点，然后向南走直街（其全程长三百五十步），出平康里南门，过朱雀门南之第二横街（宽四十七步），入宣阳里北门，走直街，东转，始抵小曲。这就是最捷近的路，算起来大约有五六百步左右，路并不算近。

　　可是这样解释了之后，读者之疑仍不能明，因为从平康里到宣阳里，虽则要经过我们前面所说的路径，但是两坊究竟还是邻坊，何至于会像传中所说的那样“日已晚矣，计程不能达”？这里，我们除了要了解唐代长安街里组织之外，还要知道唐代京师的夜禁之律。

　　当时长安是京畿之地，帝皇之居，为了治安起见，有执行很严的夜禁的必要。这夜禁是由金吾掌执的。天晚昼漏既尽，顺天门（神龙元年以后改称承天门）击鼓，各坊里闭里门，官街上就断绝交通，不听人行，只许在坊里之内来往。直到五更三筹，顺天门再击鼓，坊门复开，官街上始听人行。夜禁中还在官街上走的，就是犯夜，按律就得处罚。

　　在《李娃传》中，当荥阳公子初至李娃家，推说住处路远，想赖在那里的时候，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在沈既济的《任氏传》中，当郑六在妖狐任氏那里宿了一宵出来的时候，“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薛用弱《集异集》的《裴通远》条（《太平广记》卷三四五引），记裴通远自通化门归来，有白头妪随之，“至天门街夜鼓将动，车马转速，妪亦忙遽而行”；而牛肃《记闻》的《张无是》条（《太平广记》卷一百引）也记“天宝十二载冬，有司戈张无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跧”等事。这些记载，都可以作为唐朝严厉执行夜禁的旁证。

　　夜禁的法令，在《唐律疏义》上说得更明白。该书卷二十六《杂律上》《犯夜》条律云：

　　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

　　注曰：“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类。”疏义曰：“宫卫令，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违者笞二十。故注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但公家之事须行，及私家吉凶疾病之类，皆须得本县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验，虽复无罪，街铺之人不合许过。”既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禁行’，明禁出坊外者，若坊内行者，不拘此律。”

　　律又云：

　　其直宿坊街，若应听行而不听，及不应听行而听者，笞三十；即所直时有贼盗经过而不觉者，笞五十。

　　《疏义》曰：

　　诸坊应闭之门，诸街守卫之所，有当直宿，应合听行而不听及不应听行而听者，笞三十。若分更当直之时，有贼盗经过所直之处，而宿直者不觉，笞五十；若觉而听行，自当主司故纵之罪。

　　这两条律文和注疏，把唐代夜禁令的施行方法解释得明明白白。《李娃传》中李娃姨氏之所以要等到日晚才对荥阳公子说“郎骤往觇之，某当继至”，就是利用了这犯夜的禁令，算定荥阳公子到了平康里之后，坊门即闭，不能即刻再回到宣阳里来质问李娃何以迁居，而她又可以从容收拾器物，退了税屋而去；而荥阳公子之所以“计程不能达”，至于弛其装服，质馔而食，赁榻而寝，及质明始策蹇而赴宣阳，也就是为了这个夜禁。总之，我们应该注意，娃姥施行她的奸计，其最大关键全在于利用这个犯夜律，使荥阳公子两面扑空，而金蝉脱壳之计始遂。

　　白行简在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是确实有他的理由，而且也完全出于实情，决不是“漫笔书之”的，只是时移代转，当时人尽皆知的事，便不再为后人所理解了。后世的人不明白当时坊里的组织，不明白当时夜禁的法令，便至于不了解这一段文章的用心之处，反而怀疑到作者的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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