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孑民先生传略·言行杂录

言行杂录

　　孑民最不赞成中国合食之法，而亦不赞成西洋菜。以为烹饪之法，中国最为进步，惟改合食为分食可矣。于管理爱国女学校时，于办绍兴学务公所时，于长教育部时，皆提倡之。于北京大学，特备西洋食具，宴外宾时，均用中国酒菜。

　　孑民最不喜坐轿，以为以人舁人，既不人道，且以两人或三、四人代一人之步，亦太不经济也。人力车较为经济矣，然目视其伛偻喘汗之状，实大不忍。故有船则乘船，有公车则乘公车。彼以为脚踏车及摩托车，最文明。必不得已而思其次，则马车。以两人一马代步，而可容三、四人，较轿为经济。能不竭马力，亦尚留爱物地步。其不得已而乘人力车，则先问需钱若干，到则付之，从不与之计较也。

　　孑民于应用文，极端赞成用国语。对于美术文，则以为新旧体均有美学上价值。新文学，如西洋之建筑、雕刻、图画，随科学、哲学而进化。旧文学，注重于音调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则如音乐，如舞蹈，如图案，如中国之绘画，亦不得谓之非美术也。

　　孑民对于欧战之观察，谓国民实力，不外科学、美术之结果。又谓此战为强权论与互助论之竞争。同盟方面，代表强权论。协约方面，代表互助论。最后之胜利，必归互助论。曾于浙江教育会、北京政学会演说之，时为五年之冬，两方胜负未决也。

　　孑民对于宗教，既主张极端之信仰自由，故以为无传教之必要。或以为宗教之仪式及信条，可以涵养德性，孑民反对之，以为此不过自欺欺人之举。若为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盖人类之恶，率起于自私自利。美术有超越性，置一身之利害于度外。又有普遍性，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寡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是也。故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曾于江苏省教育会及北京神州学会演说之。

　　孑民又提倡劳工神圣说，谓“出劳力以造成有益社会之事物，无论所出为体力，为脑力，皆谓之劳工。故农、工、教育家、著述家，皆劳工也。商业中，惟消费公社，合于劳工之格。劳工当自尊，不当羡慕其他之不劳而获之寄生物”。曾于《勤工俭学传》序及天安门演说时畅言之。

　　孑民小名阿培，入塾时，加昆弟行通用之元字，曰元培。其叔父茗珊君字之曰鹤卿。及孑民治小学，慕古人名字相关之习，且以鹤卿二字为庸俗，乃自字曰仲申，而号曰寉庼。及在爱国学社时，自号曰民友。至《警钟》时代，则曰：“吾亦一民耳，何谓民友。”乃取“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二句中字，而号曰孑民，以至于今焉。孑民曾改名蔡振，则因彼尝为麦鼎华君序《伦理学》，谓“四书、五经，不合教科书体裁”。适为张南皮所见，既不满麦书，而谓蔡序尤谬妄。商务印书馆恐所印书题蔡元培名，或为政府所反对，商请改署，故孑民于所译包尔生《伦理学原理》及所编《中国伦理学史》，皆假其妻黄女士之名而署蔡振云。

　　近时蒋梦麐（麟）博士于到北京时，对于北京大学学生演说，讲到蔡先生的精神，谓：“（一）温良恭谦让，蔡先生具中国最好之精神；（二）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腊最好之精神；（三）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个个都是好人，是蔡先生具希伯来最好之精神。蔡先生这精神，是那里来的呢？是从学问来的。”闻者均以为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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