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客问|蔡元培

答客问

　　中华民国元年七月十四日，蔡元培既解教育总长之职，客有就而问之者曰；“子何不以国家为前提，而悻悻然必欲辞职也？”答曰：“否，否，我之辞职，正我之不敢不以国家为前提也。”“请言辞职之故。”

　　自第一次临时政府建设时，我即与于阁员之列。其时，以同盟会派之大总统组织政府于南京，各部总长，自陆军、外交、教育外，皆以非同盟派之负时望者充之，而次长得与阁议，则大率同盟派，故其时直可谓之同盟会政府，而实含有混合内阁之性质。其结果，则凡非同盟派之各部长，始也，偶一到部，偶一列阁议；继也，遂绝迹不至。内务总长以病不视事，尚承认次长有代行之权；司法总长则携印而去，几使部中不能发一公牍；其他最负时望者，或未辞职，或辞职而尚未得请，率逍遥上海，日伺所谓政府之短，而相与訾警之，甚者以通电宣布之，若自忘其为政府之一员者。我于是时已深信异性分子之集合体，决不能有一致进行之效。故于唐君绍仪在北京为组织第二次临时政府之预备时，我即抱一同盟派均不加入之希望，而请自傀（隗）始，则力辞教育总长，荐范君以自代，其后，受各方面之迫促，不得不出而任事，非本意也。

　　入北京国务院，院中显分二派。我不欲列举事实，以挑起两派间之恶感。姑抽象而言之，甲派主划清大总统及国务院之权限；而乙派则欲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甲派主以国务院为有机之组织；而乙派则常以国务员为单独之行动。甲派主定大计，负责任；而乙派主用阴谋，逞机智。同一谋统一也，甲派主开诚布公，得各方面之同意；而乙派主因利乘便，以一方为牺牲。同一集权中央也，甲派主限制的，而乙派主极端的；甲派主驯致的，而乙派主袭取的。同一借外债也，甲派主欲取姑与，一方面为取给于本国之

　　筹备；而乙派主为单纯之磋商。其他不同之点，大率如此。

　　夫以一国务院之中，而有此背道而驰之两派，乌得不机关停滞，万事丛脞。欲救其弊，非去一派而全委其权于对待之一派不可。我等甲派之人，自然以甲派为善；然即使尽去甲派而专任乙派，亦必差胜于甲、乙两派之混合也。乙派之去，非我等所能为役。于是，集甲派之人而商退职，皆承诺。且于甲派尽退后，集乙派中何等人才，可以重行组织，亦皆筹议概略，以备大总统之采用。此六月初旬问事也。既定议，由总理请于大总统，大总统不允，总理不敢强。迁延十余日，葛之问题益多，我等不能复忍，乃相与商议，谓总理以与大总统有三十年之交谊，既不能划权限定大计，又不敢决然去职，我等四人宜先提出辞职书，皆承诺。乃告总理，总理曰：“甚善！公等辞职后，我亦得借此以辞，然银行团之垫款将签押，恐不免受公等辞职之影响，我辈为大局计，宜稍缓，俟垫款签押后，即提出，何如？”佥曰诺。此唐君未辞职以前，我等四人已决定辞职之事实也。

　　无何，唐君以特别之原因赴天津，始焉请假，终焉解职。总理既解职，其所组织之国务院，当然解散，我等辞职，遂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无何，大总统挽留之问题起。所谓挽留者，非不必辞职之谓，而实下次再加入国务院之谓也。夫对于我等而询加入下次国务院与否，本新总理之分内事；大总统尚未选定新总理，而先越俎而代之，本为我等所不能承认者，且我等固自有加入与否之条件，决非可空言挽留也。

　　我等加入与否之条件如何？曰：甲、乙两派同院之害，我等既饫于经验矣；而下次国务院中，必以乙派者占重要之位置，为我等所敢预决，故我等力主不再加入，俾彼等组织一纯粹乙派之国务院，以此提议于同盟会本部之会议，大多数赞成。会员中又有提议者，谓我等不可专持消极主义，如大总统请本会会员组织纯粹之政党内阁，则本会会员不可以不担任，佥曰然。于是又增一积极主义。以此两主义电询各地重要之支部，皆复电赞成。于是，持此消极、积极两主义，以求实现政党内阁之理想，实由我等半年来之经验，及同盟会全体之商榷，确然以国家为前提，熟思审虑而后断定之者。是为吾党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有破坏此条件者，不特吾党之败类，而实民国之罪人也。于是，由同盟派之参议员代表告诸他政党，告诸大总统。而同盟会之所主张，业为全国所公认。

　　无何，大总统所求同意于参议院，而参议院通过之总理，确非同盟会派。是不啻正告我等以不必加入也，是适合于我等最初提议之条件，我等何为而复加入？

　　曰：然则外间议论，谓唐君之去以病，故公等之连带去职为无理由者，非欤？曰：非也，观我等去志之决，远在唐君未行之前，可以知之。

　　曰：外间议论，多以公等之去，为牺牲国家以就党见，亦非欤？曰：亦非也，吾党之所以有此意见，本以国家为前提，熟思审虑而断定之，如前所述。然则我等坚持党见，正我等之以国家为前提也，何牺牲国家之有？

　　曰：外间纷传，大总统面留公等，曰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而君则亦言元培亦代四万万人辞总统，有之乎？曰：大总统之言，诚然；我之言，则稍有传闻之误。盖大总统此言，所以表明其挽留之意，非由个人之感情，而实代表人民之公意。我答之曰，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亦所以表明我等对于大总统而辞职，非想于大总统个人，而实愬于国民全体之代表也。而外间乃传为我亦代表四万万人，我虽不通，亦不至离奇乃尔。

　　曰：子之对于教育部，则如何？曰：我于教育行政，非所素习。然部中僚友，实有和衷共济之乐，猝然舍去，良用歉然。又如临时教育会议，为半年来所注意之规划，而不能始终其事，尤疚心焉。惟政务一方面既有不可不去之原因，则不能不牺牲事务以就之，盖一部之于一国，其轻重固悬殊也。且吾在教育部，决不敢谓吾所主张者之皆可以实行，而尤希望继我者之所主张，较我为切实也。

　　曰：教育为今日当务之急，且子在国务院，不过十人中之一人；而在教育部，则独当一面。子于教育部，既无可去之理由，则姑委蛇于国务院，而实行子之所主张于教育部，小诎于彼，而大申于此，不亦可乎？曰：否，否，子之所言，枉尺直寻之说也，孟子舆氏既已辞而辟之。且子亦知吾党之特性何在乎？曰有一定之宗旨，曰有责任心，曰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故吾党不必无执拗粗暴之失德，而决无敷衍依阿之恶习。使托于暧昧之爱国谈，而并此特性而牺牲之，则我等在前清时代，早已徘徊阁部，持万世一系之君主立宪说，以自托于当日之爱国者矣。宁待民国成立以后，而始然旅进旅退于无方针、无线索之国务院，

　　以充纸糊台阁之片段乎！

　　客无以难，于其去也，遂记之以告世之不明始末而妄加评议者。

　　（《民立报》，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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