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章氏所作《邹容传》|蔡元培

读章氏所作《邹容传》

　　余久与吴君稚晖友，深知其人勇猛、坚忍、刻苦，牺牲其家之利益，而专心一志以从事于利他之事业，历久而不渝。虽古之大禹、墨翟，殆无以过也。而余近读章太炎君所作《邹容传》有曰：“清政〈府〉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穷治爱国学社昌言革命事，明震故爱脁，召脁往，出总督札曰：“余奉命治公等，公与余呢，余不忍，愿条数人姓名以告，令余得复命制府。’朓即出《革命军》及《驳康有为书》上之，曰：“为首逆者，此二人也。’遽归，告其徒曰：“天去其疾矣，尔曹静待之。’”云云。朓为吴君旧名，若为章、邹二君之入狱，实由吴君陷害之者。

　　余以吴君之为人断之，必无此事，余于是博询《苏报》案前后之事实，以相印证。而益信章君之言全非实录。盖吴君与俞明震本不相识。惟俞之子名大砥者，自东京回上海，曾再访吴君于爱国学社。因吴君在日本时，其牺牲己利以利他，亦如今日。而其与蔡钧龃龉，亦全为他人之事。故东京留学界颇传诵，而俞大砥因以知吴君也。俞明震之邀吴君也，乃以其子之名作札，托病邀吴君往谈。乃见面问讯，始知为明震。然则俞必无“公与余昵”之言，如章君所记也。及吴、俞相见，俞询及学社激烈之演说，吴君挺然自任。其后俞曾询及龙、陈诸人，未尝及章、邹。又名捕之人，不止章、邹二君，其中如陈范陈梦坡者，一人而名号互出。而陈君避地时，吴君且为之尽力，此章君所目睹而冷嘲之者。然则数人姓名之不出于吴君所告，可知也。（吴、俞相见时，尚有朱君仲超在座，可以为证人。）邹君之《革命军》，章君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吴君非日日置怀袖者，何由一见俞而即检出之？《苏报》案供状，则问案者止询章、邹二君是否《苏报》主笔？而二君谓主笔者乃吴稚晖，非某等，（然则二君实图陷害吴君，而吴君则实无陷害二君之事也。）惟某有某某著作云。因是问案者索此二书，及《訄书》细检之，并译作英文，始检得“载湉小丑”一语，以为章君罪案。又检得“杀尽满人”等语，以为邹君罪案。然则章君所谓“吴君出《革命军》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上之曰：首逆者此二人也”云云之必非事实，可知也。自爱国学社与教育会冲突后，吴君已迁居社外，不与闻其事。章君所谓：社生问计，及吴归告其途[徒]之言，尤不合于当日之情事。

　　余于是深为吴君不平，适以事至柏林，晤蔡君民友。蔡君曾与章、吴二君共事于爱国学社者。余以章君之文示之，且述余见，渠亦力言吴君必无此事，且曰：“君之言，已足为铁案矣。抑吾犹有进者，即吴君果有陷害章、邹二君之意，亦必不出此下策，如章君所言。盖自戊戌政变后，黄遵宪逗留上海，北京政府欲逮之而租界议会以保护国事犯自任，不果逮。自是人人视上海为北京政府权力所不能及之地。演说会之所以成立，《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之所以能出版，皆由于此。故《苏报》案未出以前，无一人能料租界之裁判所忽助政府以仇民党者。爱国学社诸教员多被警局传询，而吴君被传至四五次，警吏皆煦煦作安慰语，谓‘上海道欲名捕公等，我辈恐公等受差役暗算，故询明姓名住址，以便保护’云云。吴君亦安知后此之名单果足以害人者，而特窜其所仇之人于中乎？”

　　余曰：“然则章君何为而有此不情之言？”蔡君曰：“此章君之神经作用也。凡人之神经，皆有想象作用，苟举一想象而屡屡缫返之，则积久而神经中认为实事。又或他人有一想象而屡屡传述于吾，吾屡屡闻之，则积久而亦认为实事。常人于鬼怪无稽之事，往往自以为目睹耳闻，确实无疑者，率由于此。章君在爱国学社时，本不慊于吴君，其原因大抵在章君颇提倡国学，而社生以习惯横议之故，殊不耐烦。是时吴君以教员兼斋监，社生之意见多由吴君代述，章君疑其事悉由吴君指使，常言吴太揽权，至戏拟以《红楼梦》中之王熙凤，又常斥为钱洵、康有为之流。及社员与教育会冲突，章君尤疑为吴君主谋，至与邹君面诋之。其后《苏报》案起，章、邹诸君皆入狱，章君又以往日疑吴君之习惯，疑为吴君所陷。既有此疑，则不免时时想象其相陷之状，且不免时时与邹君互相拟议，而诟詈之。大约二年之中，神经口耳间缫返此想象，已不知若干次，故不知不觉而认为实事也。”余以蔡君之言，颇足为章解嘲，故并著之以告世之读章氏《邹容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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