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逸仙先生传略|蔡元培

孙逸仙先生传略

　　——在里昂举行的孙中山追悼会致词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在外国搜集材料颇难，仅据所见所闻之荦荦大者记之，俟他日补正。）

　　先生名文，逸仙其字也，又号中山。民国纪元前四十七年，生于广东省之香山县。年十三，在私塾肄业，闻人说洪秀全轶事，为之感动，即立志革命。其后赴夏威夷（Honolulu），进耶稣教会学校。寻归广东，入博济医学校，识同学郑士民、士良。士良夙入会党，闻先生谈革命，甚悦服，愿于起事时率会党候指挥。是为先生运动革命之始，亦即与会党关系之始。

　　翌年，先生转学于香港医学校，常往来香港、澳门间，鼓吹革命。毕业后，行医于澳门及广州。图实行革命，与同志陆皓东游京津，经武汉，观察形势。民元前十三年，清政府与日本开战，先生以为有机可乘，赴夏威夷，设兴中会。旋归国，往来广州、香港间，布置攻取广州之计画。翌年七月，事泄，同志多被捕，先生脱险，赴日本，复往夏威夷，往美洲，推广兴中会。美洲华侨多立有洪门会馆。洪门会者，倡自明末清初，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以互助为联合法。积久，则满意于互助之益，而革命宗旨，几不复在记忆中。先生与同志多方提醒，而会众始觉悟，愿受先生指挥。

　　先生由美至英，为清使龚照屿诱入使馆而拘留之，赖香港医学校旧教习康德黎之营救而得脱。

　　先生留欧洲二年，考察各国政治风俗，始悟富强之国，人民尚多痛苦。从前于排斥异族政府外，虽已决定采用共和制，而于最新之社会主义，尚未暇顾及。至是始感其必要，乃于民族、民权两主义外，复采取民生主义，而三民主义之计画始定。

　　复赴日本，遣同志陈少白回香港，发行《中国报》，鼓吹革命，是为中国革命党机关报之始。遣史坚如入长江联络会党，而郑士良则在香港设会党招待所。于是长江各省及广东、广西、福建之会党，均并合于兴中会矣。

　　会清廷信用义和团，与列强开衅。先生以为机不可失，乃遣郑士良率会党攻惠州，史坚如入广州与之响应。士良迭克数城，以援绝失败；而坚如谋炸两广总督署，以事泄见戕。然国内有志者受刺激渐深刻，以言论反对清政府，或在各省起事者渐多。事败，苟不被戕害或拘留，则大率亡命至日本，间亦至欧美，仍努力传播革命主义，信从者日众。先生知事机渐熟，于是游历各国，揭橥所抱之三民主义以号召之，而组织革命同盟会，开第一会于拨鲁塞尔，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十余人。开第四会于日本之东京，加盟者数百人，自甘肃而外，十七省之士皆与焉。于是定中华民国之名称，公布于党员，使传布主义于本省。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各省亦先后成支部焉。于是在东京发行《民报》，是为革命党机关杂志之始。

　　民元前五年，革命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宁调元、胡英等在萍乡、醴陵间起事，为清军所破。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涉，排斥先生，先生乃往安南。自河内遣同志攻潮州、黄冈，不利。攻惠州，攻钦州、廉州，均不利。先生又亲率同志袭取镇南关，图攻龙州，又不利，退回安南。清政府与法政府交涉，排斥先生，先生乃往新加坡。遣黄兴等攻钦、廉，遣黄明堂等攻河口，又不利，先生乃往美洲筹款。同志有运动广州新军举事者，事泄，又不利。先生亟自美洲赴日本，被侦悉，不准居留，乃赴槟榔屿。

　　民前一年三月，会中知名之士，均潜入广州，于二十九日奋攻总督署，卒不胜，仅一二人得脱，而被戕者七十二人，所谓七十二烈士者也，义声震于全国。

　　当是时，先生三十年间所传播之革命思想，已弥漫各省，凡新式军队亦多表同情；重以广州一役之激刺，则热度陡增。及八月间武昌起义，各省次第响应，而清室遂以颠覆。先生所提倡之民族主义，于是实现。且以先生于鼓吹民族主义时，同时标举民权，而早定中华民国之名称，故革命功成，人人不复作汉族立君之梦想，而群凑于民国之一鹄。各省代表之会于南京者，遂选举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焉。

　　先生自美洲归，则于阳历一月一日就职，即废除阴历，而以是年为民国元年，建设临时政府。及清帝退位，先生即辞临时总统之职，而袁世凯继之。

　　先生尝预定革命方略，曰：规律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

　　第一为破坏时期，拟在此时期内，施行军法，以革命军担任打破满清之专制，扫除官吏之腐败，改革风俗之恶习，解脱奴婢之不平，洗净鸦片之流毒，破灭风水之迷信，废去厘卡之障碍等事。

　　第二为过渡时期，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县之下，再分为乡村区域，而统于县。每县于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布约法，以之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以三年为限。三年期满，则由人民选举其县官；或于三年之内，该县自治局已能将其县之积弊扫除，如上所述者，及能得过半人民能了解三民主义，而归顺民国者，能将人口清查，户籍厘定，警察、卫生、教育、道路各事，照约法所定之低限程度而充分顾就者，亦可立行自选其县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团体。革命政府之对于此自治团体，只能照约法所规定而行其训政之权。俟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之已达完全自治者，皆得选举代表一人，组织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试院，五曰监察院。宪法制定之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以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之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对总统、立法院负责，而五院皆对于国民大会负责。各院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之；而监察院人员失职，则国民大会自行弹劾而罢黜之。国民大会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职。国民大会及五院职员，与夫全国大小官吏，其资格皆由考试院定之。此五权宪法也。宪法制定，总统、议员举出后，革命政府当归政于民选之总统，而训政时期，于以告终。

　　第三为建设完成时期，拟在此时期施行宪政。此时一县之自治团体，当实行直接民权。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官之权。而对于一国政治，除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以行之。此宪政时期，即建设告竣之时，而革命收功之日。此革命方略之大要也。曾于民元前一年广州之役节要宣布之。

　　其后革命实现，受各方面之牵制，卒未能建设革命政府，先生不能不取“藏器待时”之态度，以待机会。一方面徇袁世凯之请，任全国铁路督办；一方面允会员宋教仁之请，吸收政见较为接近之小党，改组革命同盟会，而名为国民党，先生被举为国民党总理。是时，国民党在议会中，占大多数，教仁欲利用之，以制裁世凯。世凯暗杀教仁，国民咸抱不平。先生以为此一机会也，乃主张起师讨世凯，其后义师屡败，而议院中国民党员悉被世凯违法而斥逐。于是先生赴日本，又选国民党中急进派，组织中华革命党。四年，世凯谋复帝制，先生遣党员赴各省，起师讨世凯。世凯死，国民党议员复职，先生回上海。

　　六年，段祺瑞政府解散议院，先生以为此又一机会也，赴广东组织军政府，被举为大元帅。七年，军政府改组，被举为总裁。八年，辞职。十年，被举为军政府大总统。十一年，部下一部分军队哗变，先生赴上海。十二年，党军恢复广州，先生又赴广东，组织大元帅府，被举为大元帅。

　　先生以己之政见，在军阀中，最不肯了解者为曹锟、吴佩孚一派，故不能不先认曹、吴一派为惟一之敌党。而其他如段祺瑞、张作霖辈，虽了解之程度亦不甚高，而同有嫉视曹、吴之意见，则对于攻击曹、吴之举，正不妨与之合作也。是以有联段、联张之主张。

　　先生又以国内各小党中，与民生主义较为接近者，惟共产党，而共产党员又有一部分同时为国民党党员，故有改组国民党而收入共产党之举。

　　先生又以国际上列强与中国所订之种种不平等条约，最为民生主义进行之障碍；而首先声明取消者为俄国，不能不认俄国为惟一之友。而且俄国故领袖列宁所创立之苏维埃制度及各种施行程序，与先生所主张训政时期之设施，极相类似；而列宁个人坚强之意志，牺牲之精神，又适与先生相等，故先生尤引列宁为惟一之友。

　　凡此等经历，皆特有一部分之理由，而先生平日所抱之政见，超然如故，固并不受其牵制也。

　　先生一生之精力及时间，虽大半消费于革命运动之中，然有暇则读书，自奉颇简素，而有钱则用以购书，故于新时代科学家之理论，类皆能去其糟粕而撷其精英，更以己意融会之，以证成其特有之主义。读所著《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孙文学说》及其他讲演集，可以知其概略。

　　自十二年间，曹锟以贿得总统，吴佩孚更凭借中央政府权力，实行其武力统一之计画；最近因冯玉祥之反戈，与段祺瑞、张作霖之协力，而曹、吴失败，祺瑞被推为执政。先生应祺瑞之请，取道日本而至北京。洞见祺瑞一派无建设革命政府之能力，不得已而思其次，力主国民会议；而段派又不能用，必先举行其所谓善后会议，以敷衍实力派；先生乃宣告本党党员表示不合作之意见。先生与他党联合之程度，大率如是。其与共产党及苏俄，亦非一切苟同，可推而知矣。

　　先生夙有肝疾，到北京，疾转剧，历经名医手，均无效，竟于本年三月十一日去世。年六十有一。遗嘱国民。全国无智愚，无新旧，罔不痛悼！北京及各省以至流寓他国之华人，举行追悼会者，不可胜数。各国报纸，属左党者，固推服无异词。即属右党者，虽于其政见，或不无微词，而要皆公认为中国最有关系之人物。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未之有也。

　　先生初娶陈夫人，有一子二女。子科，在美国研究市政，曾任广州市政厅长。长女适戴恩赛，次未嫁而殇。先生于民元三年与陈夫人离婚，续娶宋夫人庆龄。遗嘱处置家事曰：“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余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呜呼，一生尽瘁国事，可以矜式国人矣！

　　（蔡元培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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