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自写年谱(41)

四一

　　八年四五月间，因巴黎和约允许日本得承袭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舆论主张我国全权代表不签字于该约，而政府中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不赞成。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学生联合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为此问题示威游行，到曹汝霖宅前，破门而入，适见有火油一箱，遂试纵火。偶然有一人出，群以为即汝霖，攒殴之，后始知为宗祥。未几，巡警至，大捕学生，学生被捕的数十人。我与各校长往警察总监处具保，始释放。但学生以目的未达，仍派队分途演讲，巡警又捕学生。而未被捕的学生仍四出演讲，且人数日益加多。巡警捕拘不已，拘留所不能容，乃以北大之第三院在北河沿者为临时拘留所，拘学生无数。于是各地方均设学生联合会，各校均罢课，而留法学生也组织敢死队，包围我国的全权代表，要求不签字于和约。政府亦知众怒难犯，不能不让步，于是不签字的要求终于达到了。但是学生尚有一种要求，是罢免曹、陆、章。政府迟迟不肯发表，学生仍罢课，仍演讲。北京、天津、上海等工商界也为学生所感动，而继起要求，如政府再不执行，将有罢市、罢工之举。于是罢免曹、陆、章之令乃下。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大概。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政府的办理不善，深可慨叹；一方面是学生的热诚与勇敢，很可佩服。有人疑从此以后，学生将遇事生风，不复用功了，而结果乃与之相反。盖学生在此次运动中得了两种经验：一是进行的时候，遇着艰难，非思想较高、学问较深的同学，不能解决，于是人人感力学的必要。二是专靠学生运动，政府还是不怕，直到工商界加入，而学生所要求的，始能完全做到，觉得为救国起见，非启发群众不可。所以五四以后，学生一方面加紧用功，一方面各以课余办平民夜校、星期演讲及刊布通俗刊物，这真是五四运动的收获。

　　在我呢，居校长的地位，即使十二分赞助学生，而在校言校，不能不引咎辞职，所以于五日即递辞呈。

　　八日，闻政府已允我辞职，别任马君其昶为校长。我深恐发表以后，学生有拒马之举，致涉把持地位之嫌疑，故于九日赴天津，广告于《晨报》称：“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至（止），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已正式辞去”等语，表示我之去京，实为平日苦于应接不暇之烦忙，而亟思休息也。

　　不意政府任命马君之事并未实现，而谋攫取北大校长之地位的是胡君仁源。胡君曾为南洋公学特班生，有哲学思想，文笔工雅，我甚器重之。后来留学英国，习工科，以性近文哲的学生肯习工艺，尤为难得。民国五年，任北大工科学长，并代理校长。余到北大后，仍请任工科学长，而彼不愿，遂改聘他人。以曾经代理校长的人来任校长，资格恰好，但推戴胡君的人，手段太不高明。他们一方面运动少数北大学生，欢迎胡君；一方又发表所谓《燃犀录》，捏造故事，丑诋我及沈尹默、夏浮筠诸君，于是激起大多数北大学生的公愤，公言拒胡，并查明少数迎胡之同学而裁制之。胡君固不敢来，而政府亦不愿再任他人，乃徇北大教职员及学生之请而留我。

　　我自出京后，寓天津数日，即赴杭州，寓从弟国亲家，后又借寓西湖杨庄，满拟于读书之暇，徜徉湖山。

　　奈北大纠纷未已，代表迭来，函电纷至，非迫我（回）京不可。经多次磋商，乃于七月十四日，与蒋君梦麟面商，请其代表到校办事。

　　蒋君于十六日赴北京。

　　又经函电商讨，我直至九月十日启行，十二日到北京，重进北大。

　　我回北大后，于教职员及学生欢迎会中声明，略谓：“五月间为国权问题而运动，牺牲学业，尚算值得。后来为校长问题，又纷扰了一两个月，实为可惜。德国的大学，每年换一校长，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的教授轮值，从来不生问题。我们鉴于此次校长问题的纠纷，也要做到教授治校的方式。拟设评议会，由各系教授推出评议员组织之。”这就是北大评议会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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