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救国运动的意义及其前途|陈潭秋

学生救国运动的意义及其前途

　　学生救国运动的意义及其前途(1)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

　　华北问题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学生蓬蓬勃勃的起来作救亡运动。这次运动对于中国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有极端重大的关系。我们对于这次运动的意义及其发展的前途，应当作一次正确的估计与深刻的研究。

　　这次学生运动，发生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占领华北（成立傀儡式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南京政府节节退让，中国正处在由半殖民地变成完全殖民地的千钧一发的危机的时候；发生于南京政府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严厉禁止反日运动的时期；发生于全国民众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一致迫切要求“救亡图存”的时候；发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提出组织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号召以后。这样，使这次学生运动更具有非常伟大的意义，它在中国救亡运动史上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

　　第一，它是上海战争后中国民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的第一个当头痛击。上海战争后，虽然各地曾不断地有反日运动以至部分武装抗日发生，但都没有能够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运动。这次学生运动是中国民众在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不顾“睦邻”布告和“反日”的禁令而爆发的民族解放斗争。

　　第二，它是最近的将来的全中国广大民众武装抗日救国的实际行动的序幕。这不但已经为九一八学生运动后紧接着爆发上海工人市民及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战争的事实所证明，不但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万分担忧地说：“学生运动是中国民众反日运动的先声”；而且学生自身已经在逐渐自觉地作武装的准备（如北平、广州以及各地的学生，男生学习军事，女生学习看护，北平南下请愿学生的军事组织形式——有小队、大队、团、旅、军等组织）。

　　第三，它显然的带有全民运动的性质。坚持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而且还在继续着，这不但表现在这次运动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热烈同情与援助，而且学生本身成分，已经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含着社会各个阶层的子弟——自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一直到工人阶级的子弟。并且他们正在向各方面求援，到各方面联络，到工厂中、市民中、农村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的工作。

　　因为如此，不能不使日本强盗担忧，不能不使卖国贼丧胆，不能不使他们想尽一切方法来破坏这次学生运动。

　　就过去的经验和目前的事实看来，日寇汉奸破坏这次学生运动的手段，不出下面几种：

　　第一是欺骗的办法。九一八后当局曾经数次提出一些欺骗的口号，可是终于被事实所揭穿了。去年十月十九日蒋介石在五全代会的演讲，所谓“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这本来又是一套新的障眼法，无奈不识趣的殷汝耕竟于蒋氏演讲后的第六天，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到一个月，“亲善的”日本又硬要成立第二个“满洲国”式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固然当局还可以说：“现在和平还未到完全绝望，牺牲还未到最后关头”，然而热血的青年学生，不曾谅解当局的“苦衷”，竟“放弃和平”“轻言牺牲”地起来作救国抗日运动；这样，逼得南京当局又不得不再换一套手法来试演，这就是南京教育部于本月十五日所召集的中学以上校长及学生代表会议的一幕。然而我们可以预见，这一幕仍然不会得到当局所想象的效果。因为华北学生已有拒绝遣派代表的决议和否认代表的声明，其他各地学生对这次会议也表示异常冷淡，最滑稽的是苏州某大学学生不愿派出代表，而学校当局乃以蒋院长的“令郎”去充数。由此我们可以说他们第一个办法——欺骗的办法，是很难生效的。

　　第二是分散的办法。就是说用提前放假和延期收假来分散学生的办法。这次学生运动发生后，在平津，在上海，在武汉，在山东，在河南，都采用这种办法以“避免救国运动的扩大”——这次采用这种办法，将要得到什么结果呢？我们从下面的消息可以看出：一、“北平学校提前放假，学校停止伙食，许多学生不愿归家，满街觅食，继续爱国运动”；二、“许多地方学生会决议，在假期中回家学生进行农村运动，唤醒民众，一致救亡”。就是说留校的学生艰苦地继续其救国活动，回家的则进行农村工作，这完全说明这次当局所采取的分散的办法，不但没有如他们所想的“避免爱国运动的扩大”，反而将这一运动实际扩大和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了。由此我们可以说他们的第二个办法——分散的办法，仍是很难成功的。

　　第三是分裂的办法。这种办法，利用学生阶级成分的复杂——由地主到工人阶级的都有；宗教信仰的不同——教会学生与非教会学生；以及政治思想的分歧——比如说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三民主义等；——从中挑拨离间，使学生互相对立，甚至发生内讧，由分裂学生来破坏学生运动。在这次学生运动中，如宋哲元、吴铁城告学生书中都说：“有阴谋家利用学生运动”，中央通讯社说：“上海学生运动有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从中捣乱”，或是说学生受少数人的压迫等等。但是这些造谣诬害，都没有能够动摇学生的统一阵容。而这次学生运动表现的特点之一，正是消除了过去那种教会学生与非教会学生的对立现象，消除了过去那种争意气、闹派别的现象，他们有了比较整齐的步骤和一致的主张。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地说，在今后运动发展的过程中，绝对不会发生分裂的事情，然而学生群众在过去失败的教训中已经教育了自己，特别是在亡国灭种的惨痛面前警醒了自己，他们知道没有内部的一致，是不能战胜凶恶的敌人的。由此我们可以说破坏学生运动的第三种办法——分裂的办法，也很少有成功的希望。

　　最后第四是屠杀压迫的办法。这种办法是我国历来统治者为镇压革命运动惯于采用的办法，并且他们认为是“最有效的”办法。远之如五四、三一八，近之如九一八，以及对付“南下示威团”，都是采取了这种“最有效的”办法的。这次学生运动在开始的时候，虽然宋哲元用了快枪、警棍、水龙头来对待学生，而其他地方（如沪、汉、京、粤等地）为了欺骗群众控制运动起见，暂时还没有拿出看家本领来，反而假惺惺表示其爱护学生运动的丑戏（如吴铁城等），然而一到了运动开展，他们控制不了的时候，马上就板起面孔，张开血盆大口来吞噬这些爱国青年（自然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与鼓励，更增强了他们的决心）。所以在平津宋哲元借口“共产党希图暴动”，继续不断地杀伤和拘捕学生；在山东则武装押解学生回籍；吴铁城则假借“不逞之徒想利用青年，酿成祸变”而用铁甲车囚禁赴京请愿学生回校；陈济棠更大演其流血惨案；在上海、南京、汉口三大城市，则以“维持秩序，防止共党扰乱”的理由宣布戒严，禁止一切集会游行和散发宣传品。然而这样凶残的压迫屠杀，是否能将运动镇压下去呢？我们且看学生群众的表现怎样？北平十个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通电说：“奠都以来（按，即南京政府成立以来），青年之遭屠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武汉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宣言说：“虽然我们知道北平学生有许多已经为爱国运动而牺牲在本国军警屠杀之下了，但是不足以威吓我们，我们有热血有头颅，有百折不回的精神，有爱国雄心，难道还害怕畏缩吗？……”广东学生在大屠杀之后，仍旧召集紧急会议，高喊着“打倒广东政府”、“驱逐卖国贼陈济棠”。同时我们还要看社会对屠杀学生的舆论怎样？上海十四法团致宋哲元书说：“警报传来谓公移忠勇杀贼之刀，转向赤诚爱国的学子，流芳遗臭，公能自择”；甚至章太炎先生致宋哲元电说：“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问其平素？”这些充分说明用屠杀的方法对付这次学生运动，不但没有能够压平学生，反而使学生更坚决地奋斗；用“反共”作借口来屠杀学生，不但没有取得社会的同情，反而引起社会更大的愤怒。由此我们又可以说用第四个办法——屠杀压迫的办法，并没有把学生运动压下去。

　　这次学生运动虽然具备了伟大的意义和许多优美的特点，坚持了一月以上而且继续着，但是运动的目的还没有达到，而且隔离得很远。怎样才能达到它的目的，完成它所负的伟大的历史任务，这是每一个爱国学生应当研究和必须研究的问题，也是每一个真正爱护学生运动、爱护中华民族的人所应当研究和必须研究的问题。

　　这里我们首先要问，这次学生运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天津《益世报》记者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再论学生应即复课》的社论中说：“吾人以为学生这次运动，慷慨激昂，早已博得中外人士的真切认识，运动的目标可谓完全达到”，这似乎是说：“这次学生运动的目标，不过是表现民气而已，现在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这种论断，我以为是没有了解学生运动的目标，而是对于学生运动的一种近视的观察。他又说：“现在学生运动业已成为全国的运动，学生原来的本意，可谓得到最大的成功”，这也是把学生运动的某一过程当作了学生运动的目标。我们再看同日《大公报》的社评是怎样说的。它说：“学生运动宜固守学生之单纯立场，而不为政治行动化……此次学生运动之特点，为向政府请愿，拥护国权，反对分裂，故不表现反政府的政治运动色彩，惟其然也，则在政府当局表明接受请愿所有努力之后，可视为请愿目的之告一段落。”这也是把手段与目的混为一谈的说法。至于说：“学生运动，宜固守学生之单纯立场，而不为政治行动化”，我也不敢苟同，因为这次学生运动，事实上已经是伟大的政治运动。我们再看胡适先生怎样确定学生运动之目标，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为学生运动进一言》中说：“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目标……赤手空拳的学生运动。只能有一个目标，就是用抗议的喊声来监督或纠正政府的措施……一切超过这种抗议作用（舆论作用）的直接行动，都不是学生集团运动的目标。”胡先生这种肯定的说法，我以为与上两种说法只是语句上的差异，实质上是完全相同的。这些先生们这样来指出学生运动的目标，我认为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降低学生运动的意义和缩小它的范围。

　　我也同胡先生一样，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只能有一个目标”，可是这个目标是“救亡”，而不是如胡先生所说的“抗议”。我认为“抗议”只是“救亡”的手段的一种。而这次“救亡”运动的初步要求，就是北平学生第一次请愿的七个条件，即（一）反对秘密外交，公开中日外交；（二）（略）；（三）反对领土破裂；（四）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及爱国运动的自由；（五）立即停止一切内战；（六）不得任意逮捕人民；（七）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总括起来说，就是：（一）要求出兵讨逆与实力抗日；（二）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外；（三）要求保障民主自由。很明显的，这些要求是目前全国一致的最迫切的要求，也就是“救亡”的最初步的要求。而“救亡”的最终目的，则是武装抗日收回失地，达到国家的完全独立与民族的彻底解放。

　　如果我们对于这次学生运动的目标的认识不错的话，那末，我们就应当更进一步地来研究怎样达到这种目标的办法。我认为目前应该严重注意到下列几个基本问题：

　　一、要有巩固的团体与一致的步骤。这次学生运动，不是普通“学潮”，而是伟大的“救亡”运动。这种运动须要长期艰苦的奋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这就首先需要学生自身有巩固的团结和一致的步骤。这次学生救亡运动，在北平学生发动与领导之下，已经普遍到全国的范围，而且一致拥护北平学生所提出的要求条件，同时各地学生正在进行和加强他们统一的组织——如北方的学生联合会办事处（包括平、津、徐、济等地），武汉三镇的学生救国联合会，及各地学生救国联合会等。但是我以为这还不够，还应当把所有教会学校学生（还有些教会学校学生未见积极参加这次运动）都吸收到这次运动中来，这项工作，首先应当是由现在参加运动的教会学校学生去负责联络他们；同时要把这次运动更加广泛地扩大到全国所有较小的城市和乡村中的中学及小学中去，这项工作，主要由回家的学生分途负责进行。这是一方面。在另方面，更应当特别注意防备敌人的分裂和破坏的阴谋。

　　这是无可讳言的，学生中阶级成分的复杂与政治派别的分歧，是学生运动的一大弱点，如果这些弱点不能设法补救，再加上敌人的挑拨离间，则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就难保其不发生分裂或破坏的想象，特别是那些与日寇和卖国贼有关系的成分，更容易发生动摇与叛变。所以这次学生运动成功的先决条件，就是首先要在学生内部组成坚固的统一战线，应不分政治派别和宗教信仰，大家要确认一个最高原则的共同目标——“抗日救国”。大家向着这个共同的目标前进，至于过去彼此间的嫌隙和小的意见上的分歧，彼此都应当站在“阋墙”“御侮”的观点上，互相让步，互相谅解，或者以公开的民主的方式求得解决和一致。而对于那些甘心做敌人的奸细，公然破坏运动的少数分子，则应给以无情的打击，揭破他们的奸谋诡诈，要使他们成为群众的公敌，再不必施行其破坏伎俩。

　　二、要有灵活的策略与正确的口号。过去学生运动多半是采取罢课、示威、请愿，与军警流血冲突，这几种简单的步骤，结果学生中的领袖分子与坚强干部，大批被杀、受伤、被捕，群众亦因而解体，运动不能不消沉下去；同时过去所提的口号，也多是过高与过早的口号，这种口号，是运动向前发展时所必需的，但在运动的初期，这种口号还不能获得广大群众的了解与接受，反而可以作为当局压迫运动的借口，结果使运动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很快地被压迫下去。这次学生运动的策略与口号，我以为一般是有进步的，特别所提出的口号都是全国一致的迫切要求，取得了社会各阶层的热烈拥护，同时当局也无法利用来作为压迫的借口。

　　但是应当指出在执行策略上还有些缺点：（一）北平学生拒绝派遣代表出席南京教育部所召集的会议，是不十分正确的。其实学生们正应当利用这种公开的会议来进行自己的运动，更可借此来使全国民众更加清楚了解南京政府对外政策的真相。（二）学生长期罢课的办法（如北平），也是不十分妥当的。我以为应当采取长期坚持斗争的办法，就是一方面经常有一部分学生（或用轮流的办法）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发动和帮助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派代表与各界发生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另方面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复课，不过上课的内容应当改变，要着重研究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从各方面侵略中国的事实，要研究中国政府屈辱外交的事实及其原因，特别要研究抗日救国的实际办法，要学习军事，要学习与抗日救国有关系的各种知识。

　　三、要进行武装抗日的要求与准备。我们知道“抗日救国”不是“空口白说”的事，不是“赤手空拳”所能做到的事，必须要动员全国武装力量和武装全国民众才能做到的。学生运动应该向着这方面努力。虽然现在各地学生已经在开始学习军事，学习看护，但这还不够，必须（一）向政府要求发给枪支，实际武装起来，组织学生救国军；（二）要求政府武装全国民众，立即作抗日的军事动员；（三）并在“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日作战”的口号下，各地学生还应直接地派代表或用电报、书函向各军事机关及地方驻军的各级官长呼吁，请他们实现民众的要求，从内战上撤退下来，去执行他们御侮卫国的神圣天职。

　　四、要进行基本群众的发动与组织。“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是全民的事业，仅靠一部分学生是绝对不能完成的，必须动员全国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民众，组织反日的全民统一战线，特别要动员最广大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队伍——广大的工农群众。“九六老人”马相伯先生说得对，“与其呼吁政府，莫如开导人民，街头巷尾，茶寮酒肆，皆诸君为国宣力处也”（马先生告复旦同学书），这确实应当成为“抗日救国”最基本的工作。这次学生运动，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向各界要求援助，他们组织了宣传队到工人市民中去宣传，北平步行南下学生，决定沿途宣传和组织民众，以及许多地方学生会有“假期中回家学生进行农村运动”的决议。并且现在各大城市的工人（上海、武汉、广州、镇江等地），某些地方的农民，上海十四法团以及九十三个同业公会，都已经积极起来响应了。

　　然而我们应当说，现在学生运动，还没有把这项工作，看作是最中心的基本任务。我以为他们应当不仅只派宣传队去宣传，还要动员每一个学生，利用他们与工农商各界的各种联系，——亲戚、朋友、同乡等——尽量帮助他们组织，帮助他们武装起来，成立各地工人的、农民的、商人的救国军、运输队、供给队等组织。这里特别要指出的，就是军队中的工作，还没有引起学生们的注意，这是最可惜的。我们知道军队是“抗日救国”的实在的和直接的力量，只有他们的发动，才能最有力的最快的实现“停止内战，对日作战”的口号，这是今后学生运动应该特别着重注意的，应当是与发动工农商各界同时并重甚至更重要的工作。

　　【注】

　　(1)这是陈潭秋以余杰笔名发表在《全民月刊》第一、二期合刊上的一篇文章。文中所指学生救国运动即指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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