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总结|陈潭秋

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总结

　　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总结(1)

　　（一九三四年二月三十一日）

　　收集粮食突击运动，在党中央及二次全苏大会正确决定之下，由于大多数干部的积极努力和坚定地执行了中央决定与指示，由于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一个半月奋斗的结果，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多数县份一般地已经完成或快要完成，收集到的谷子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现款约占百分之四十弱，相当解决了粮食问题的困难，相当保证了红军及后方机关的给养。

　　瑞金在二月底即已完成，并超过一万元公债，收集粮食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宁化、洛口、长胜、西江、石城都在三月初完成。收集粮食的数量，宁化、洛口、石城在百分之八十，长胜、西江百分之七十以上，而且宁化、长胜推销公债都超过了原定数额。这些县份能够完成与超过而且收集谷子最多的原因，是他们能够坚定地执行中央的决定与指示。特别在宁化，首先光荣完成的是下巫、坊横锁两个边区，他们粉碎了“边区冒办法没谷子”的机会主义胡说，严厉镇压了反革命的破坏，打击了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尤其他们能够在收集粮食突击运动中联系分田查田斗争，与整理赤少队的工作，动员赤少队消灭了部分童子军，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争先恐后地买公债交谷子。宁化城市工人自动到四十里外的中沙买谷子交公债，长胜、兴国、赣县的群众和积极干部将早先交纳的公债现款收回，改交谷子，这些都表现了干部的积极领导作用，与广大群众拥护革命战争、拥护苏维埃红军的热忱。

　　然而粮食突击的任务，至今还没有全部完成，收集谷子的数量也未能达到预定的计划，特别是革命战争的主要战线的后方（如广昌、赤水），以及容易受敌人侵扰的边县（如于都、万太、赣县、门岑）表现了不可容许的落后（这几县未收集的公债都在五万元以上，于都土地税尚差一万数千担未收齐）。我们根究粮食突击运动不能如期全部完成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们领导上和执行上存在许多弱点和错误：

　　一、机械地采用了十二月与一月扩大红军的突击方式，将最大多数的干部编入突击队中（这种方式只有在必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才能适用）。结果大大削弱了以至停顿了各工作部门自身的工作，以致没有能够取得各个组织系统动员的配合，甚至粮食突击的领导机关——各级粮食部，不但没有在粮食突击运动中健全起来，相反地省县区各级粮食部长，都只把自己编入突击队，充当队长队员，粮食部就没有了工作。将粮食部的领导作用完全取消，使粮食突击运动失去了中心领导，中央粮食部对于这一错误应负主要责任。在开始的时候中央粮食部即采取了这种“行动委员会”的方式来领导突击运动，并且还认为同时不应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突击，要求集中一切力量来进行粮食突击，直到三月初才改正过来，才开始注意各级粮食部的组织与工作。然而因为这种错误的影响，至今各级粮食部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健全，这是粮食突击运动不能全部完成的主要原因。

　　二、为了保障前方部队的给养，主要战线的后方与各边区应当是收集粮食最重要的区域，然而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注意非常不够，而且太迟。在突击运动的初期，在整个工作布置上，没有着重于澎湃、广昌、赤水等县的突击（到三月初才加重注意），对于都、赣县、万太的领导也比较薄弱，致使这些县份的收集工作陷于严重的状态，至今还有大的数量没有完成，相当影响了前方部队的给养。

　　三、突击的工作方式是直接到群众中进行突击，或者沿门劝销，不是经过当地组织，经过党团、工会及地方政府，有计划地动员，帮助和推动当地组织来进行突击运动，而是超过当地各种组织或代替了当地组织，突击队没有能够团结当地干部，相反地许多地方脱离了当地干部，甚至有些突击队或特派员（如土地部在于都的工作团及刘秉奎、刘明镜在胜利）形成与地方干部对立的现象，这样当然不能够吸引和推动当地大批干部来积极参加突击工作。地方干部是当地群众的领袖，他们与当地群众有最密切的联系，他们在群众中有极大的领导作用，任何想脱离当地干部来直接进行突击的企图，都必然遭到失败，这是历次突击运动中最可宝贵的教训。

　　四、在粮食突击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主要在谷价与收集谷子问题上面。“一切认为群众无谷子不能交谷，认为市面谷子涨价，群众不愿交谷子的机会主义，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突击运动开始的时候在胜利、在于都、在长汀、宁化都发生过对于谷价的动摇，“群众没有谷子不能交谷”的说法在许多地方发生过，这些机会主义的动摇，虽然一般地迅速克服下去了，但个别地方、个别干部还不能迅速转变，不能坚定执行中央的正确指示，甚至我们派出的特派员同志，自己也发生这种动摇。如邓子恢同志在兴国、杨殷主张以分田多少做标准，来规定收谷的成数，并同意兴国用布告来限制谷价的办法（于都、赤水也发生同样事实）。刘明镜同志领导胜利各区财政部长会议，改定谷价为六元半，刘秉奎同志在胜利欺骗干部签名要求中央政府收回公债，然后再来打击这些干部，认为“区乡两级负责人及突击队长和队员都有浓厚的机会主义观点”，同时以惩办主义来代替反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如宁化在突击运动中，撤销工作的七十余人，邓子恢同志在杨殷以执行纪律来代替思想斗争），也是这次突击运动中反机会主义斗争中一种严重错误，中央粮食部对下级的指示，也有责备多于说服的偏向，这样对于下级干部积极性的发扬，是有极大阻碍的。

　　五、反革命的破坏在各种不同的事件中，是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在粮食突击运动中他们主要的破坏手段，是提高谷价垄断居奇，使我们增加收集粮食的困难，所以在粮食突击运动一开始，各地谷价即很快地高涨起来，这明显地表现了反革命的破坏作用。我们没有抓紧这一具体事件，开展残酷的阶级斗争，严厉地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恰恰相反，我们在有些地方用了限制谷价的办法来抑平市价，或者企图以国家的粮食平价出售来压低市价（都是邓子恢同志的妙想）。然而兴国限制谷价的结果，没有一粒谷子上市，城市工人与贫民发生粮食的恐慌；国家粮食平价出售的结果，只是减少了国家的粮食，增加红军给养的困难。这些离奇的办法实际是帮助了富农奸商，便利了富农奸商的操纵，更增加我们收集粮食的困难。同时反贪污斗争在各地没有大的开展，多半是采取赔偿或押追的办法，没有开展群众斗争。

　　粮食问题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在最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战中，仍旧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用最大的力量来全部完成收集的任务，使红军给养得到完全的保障，因此我们今后的努力应当是：

　　一、继续完成落后地方的收集运动，特别是边区与主要战区后方的地区，要最紧张地收集起来，并要保证全部收谷子，各省粮食部必须派出得力的突击队到这些县区去工作。

　　二、为了储存粮食与需要粮食的地区得到好的调剂，运输问题，成为我们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必须加强各地运输委员会的领导，联系强大赤少队的突击，动员赤少队有组织地运输粮食，同时苦力运输工会要用最大的努力动员木船工人切实进行义务劳动，尤其是为了保障边区粮食不受敌人袭取的危险，更要随时收集随时运输到中心区域储存。

　　三、土地税和公债征收已完成的地方，要进行严密的检查工作，收清尾数与迅速交仓库转账。未完成的地方也要在收集中随时注意检查，检查工作必须与反贪污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

　　四、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粮食部，负责领导继续收集、运输和检查的工作，计划粮食分配、调剂问题。

　　五、整理粮食调剂局的工作，扩大和整理粮食合作社，进行收买杂粮与有计划地调剂群众粮食。这一工作，首先必须抓紧粮食比较缺乏的地方，如兆征、汀东、上杭、博生等县。

　　六、继续开展节省粮食的运动，要使这一运动开展到下层以及群众中去，并号召群众多种杂粮、蔬菜以补充粮食的不足。

　　【注】

　　(1)这是陈潭秋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三十一日的《红色中华》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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