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生的病及死|陈潭秋

负生的病及死

　　负生的病及死(1)

　　（一九二二年五月七日）

　　致负生[1]病死的原因是什么？

　　负生是一个无产阶级者。他死了将近一个月，《武汉星期评论》为追悼他，特出专号。我想这期的文字，大概关于忆他、吊他、哭他、叹惜他……的一定不少。但我觉得这些忆、吊、哭、叹惜……除了表示悲伤的感情以外没有多大益处。我觉得致负生病死的原因，却很值得我们考查，很值得我们注意。

　　负生的先人，原籍是安徽休宁县，他的父亲宦游到此，才入了湖北籍。但是因为宦游，没有固定的生活，遂落在无产阶级中去了。负生对于家庭的责任就一天一天大起来了，父母在生的供养，死后的丧葬，及妻子和儿女的负累。他以一身的劳动力供给这样浩大的消费，他的身体，也就慢慢地衰弱下来。这是他致病的始因。

　　他的身体虽然日渐衰弱，可是他受经济的压迫也日甚一日，他所处的是“不劳动就不得食”的境遇，所以不能不卖尽力气，做一个“每天做十几个小时工”的工银劳动者。他的病也就因此种了很深的根。

　　去年十二月，他的病情，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但他还是夜以继日地工作。我记起他在病中同我谈的一段话，不由我不发指，不由我不痛恨现社会的经济组织。当时，我见他的病日见沉重，劝他休息，他说：“休息么？我何尝不知道！但是我的生活能让我休息吗？我能够饿着肚子休息吗？我的妻子儿女能让我休息吗？我能叫他们饥寒交迫地让我休息吗？唉！一个无产阶级者，连患病的权利，也被剥夺去了呵！”我又劝他医治，他说：“我也知道，我也知道医治的方法，但是我没有医治的可能。医治的方法，不外乎休息、调养两种，我的环境既不让我休息，哪还说得上调养？！”我们看他受的压迫是怎样的？

　　他的遗书中叙述他的死，叙述得很精确。他说：“唉！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环境，杀人的利剑从四面八方密如雨似地向我刺来……我是已经无抵抗力的了。可怜我是失败了！朋友们！我是失败的人，我可不是投降环境的人呵！……”

　　他在活着的时候常说：“我像这样受各方面的压迫，尤其是经济的压迫，不知道几时才得解脱呵！”他在遗书中又说：“哈哈！我可乐极了。获得大解脱，除去一切烦恼……”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得出他死的原因来。他是一个硬汉子，他是一个不愿苟且偷生的硬汉子。我们想想，假若他要变了节，与旧社会妥协，做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安闲、愉快……他未必壮年致病吧？未必病了还不能休息，不能调养吧？因为他不这样，所以他却死了！

　　我现在把致负生于病死的原因总括起来：家庭的负累是他致病的原因；过度的劳动是他的病深沉的原因；病了不得休息，不能调养，是他一病不起，获得解脱的原因。但是家庭的负累是社会经济组织不良的表现；过度的劳动是劳逸不平均、享受不平均的必然结果；病了不得休息，不能调养，则更是直接受了经济的压迫。我再把这几层原因归纳起来，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致负生于病死的原因是现社会的经济制度。”

　　我们已经考查出是“现社会的经济制度”杀了负生，我们若再不设法将它根本改造，那么，同负生一样的人还不知会有多少，都与负生一样被它杀绝不止！那么，我们真不胜其追悼了！那么，我们今天追悼负生，也就是没有意义了！

　　【注】

　　[1]负生：即黄负生（一八八一——一九二二），湖北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原名凤清，江西人，清末在武昌工业传习所肄业，后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一七年与恽代英一道发起互助社，后又参加利群书社、共存社。一九一九年积极参加武汉地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为武汉学联起草电文及宣传文章。一九二〇年秋参加武汉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九二一年春，经陈潭秋介绍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任武汉地区中共区党委第一任宣传委员，兼党刊《武汉星期评论》主编。除担负党务工作外，还在学校任教，一九二二年一月，毛泽东曾到他家中探问病情。约于一九二二年三月病逝。

　　(1)这是陈潭秋在悼念黄负生时所写的文章，目的不仅在于追悼，而在于分析死者致病致死的根本原因，从而想以此唤醒民众推翻“现社会的经济制度”，让人民求得解放，求得幸福。此文发表于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二年五月七日第四版，《觉悟》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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