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机会主义史(2)|蔡和森

党的机会主义史(2)

　　鲁易之后，和森发表的大意是：“我们听了老鲍和鲁易的演说之后，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和政治路线。在老鲍的演说中，有些动听的办法是可宝贵的，但试拿以与国际决议案相比较则完全与其原则相违背：如国际决议教我们实行土地革命，而老鲍则教我们只要做到减租、减息便是顶好的土地革命！又如把一切罪过通归于工农运动过火，而认现在代表土劣、地主、军阀的国民党中央一点不好的倾向也没有，反教我们去拥护他们咒骂民众运动，取消民众运动的法令；这样，还有甚么原则？至于鲁易同志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次开会都象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代表土劣的国民党中央已经不是左派，我们应当推翻他，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我们对左派群众的工作还是一点没有准备。现在要一声呼喊与国民党中央决裂，事实上不是政变也要发生政变的。至于鲁易忽然提出工农民主独裁制，也与国际决议不相合，是否国际有所改变应请说明，我看来，老鲍是有办法而无原则，鲁易是有原则而无办法……”。

　　秋白同志接着说道：“和森同志的批评是很可笑的：在他看来，仿佛鲁易与老鲍之间，一个懂得‘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原则，一个不懂得‘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原则似的。其实老鲍与鲁易在根本原则上并无不同，只是对于国民政府内资产阶级的成分是否完全排除的估量上有点不同，在鲁易及莫斯科的同志们以为中国农工小资产阶级联盟业已成功，国民政府内已经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的成分，所以认土地革命可以尽量实行。老鲍则认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还未成功，因国民政府内还保留许多资产阶级成分，所以土地革命不能彻底实行。我（秋白自谓）也觉五次大会决议关于这一点没有指明，太把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说完全了一点，仿佛此联盟完全成功了，没有资产阶级成分了，这是一个缺点。”

　　在有一场政治局会议，独秀同志在报告中说道：“我昨日与老鲍谈话，老鲍指出湖南农运不是我们的领导，而是地痞与哥老会的领导。这样怎得不糟！”这个新发明在不接近群众的中央政治局看来，真是动听。由此农运的“地痞论”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国是；每一个农民运动的通告除了抄写一些国民党咒骂农运训令之外，一定在组织方面要禁止地痞做农协委员，一切农协委员皆应由在业农民、未离开土地的农民来担任。这个也成为天经地义了！

　　湖南马日（五月廿一）事变，不是许克祥的功劳；乃是湖南省委负责人及中央特派员指挥自溃的结果。从五月十八日以来，省委即知道许克祥将响应夏斗寅，中央特派员及省委负责人，先日分析政治，谓将是唐生智整个的叛变，武汉一定已没有了，以为没有办法抵抗，只有逃赴江西边境去。明日知道河南郑州已下，武汉无恙，则又分析政治，以为许克祥不会暴动了；最后知道许克祥确要暴动，省委乃自行解散，重要人每人发二百元，次要一百元，各自逃亡，“藏两个月再说！”后来五人临时委员会决定号召长沙附近各县卅万农民于五月卅日进攻长沙，李维汉同志见此命令大发雷霆，斥为小孩子的把戏。他的理论是：“即使我们能取得长沙，唐生智便要与武汉政府翻脸，是我们有了长沙而没有了武汉。现在武汉政府既然存在，便只有请求国民政府用法律手续来解决！”[2]

　　郑州下，摇动不堪的、逆迹显著的假左派首领他们都赴郑州开会。此时中央政治局开了三次重要的会议。一次是讨论郑州下后的北伐问题；此时冯玉祥反共态度已较明，独秀同志已悟前此北伐政策之错误；他现在所忧虑的是冯玉祥所唱的“共同北伐”（号召武汉南京共同北伐），他知道共同北伐成功之日，便是共同解决C．P．之日，所以此时独秀同志及老鲍都认“东征”是唯一出路。在此次讨论中，独秀、立三、秋白是主张东征的；鲁易、平山则仍主张南伐取广东；和森则主张解决两湖问题。当时和森这样说：“现在我有个奇怪不同的意见：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坚决的自觉的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这便是指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问题应首先解决。许克祥的反革命，任他在湖南延长的发展，我们所在地的湖北，自夏斗寅叛变后，已有四十三县的农民和农协处在土劣军阀的白色恐怖之下，死的农民已达三千以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反革命大暴动不解决，而高唱东征、南伐，只是一句空话！”当时和森提出所拟之湖南、湖北的决议案（已在常委通过）要求政治局讨论追认。关于湖南决议案的大要是：（1）坚决的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以自己的势力来解决许克祥，向长沙取围攻封锁之势；（2）绝对的不要相信和倚赖国民政府合法的解决，他是故意纵容许克祥的，即使有所谓合法解决之日，他不过是用法律手段来代替许克祥暴烈手段，即合法的来取消农民运动；（3）自动的没收土地，农民势力到那处即将那处的敌人杀尽，土地没收，并建立乡村政权，实行赤色恐怖；（4）在此反许争斗中，应发展农军至五万以上；（5）在最短期间应发展国民党群众至卅万以上，准备推翻现在代表土劣的国民党中央。关于湖北是：（1）积极号召全省农民群众抵抗白色恐怖，向地主、土劣、军阀猛烈反攻；（2）积极利用省政权（当时在我们之手）、县政权，扩大省防军及工农武力，尽量肃清各县一切敌人；（3）尽量扩大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及同志的武装；（4）自动没收土地；（5）迅速准备广大群众势力推翻国民党土劣的中央机关，并改组之。此日恰好国际来了一个电报，责斥中央对于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责斥平山就职演说之回避土地革命，警告中央改变态度，否则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同时指令迅速反攻并解决许克祥，农民自动没收土地，否则中国革命将一败涂地。鲁易看完两湖议决案之后，表示完全同意，认为与国际来电相合。翌日鲁易提议要求国民政府讨伐朱培德，同时我们派五十名军事同志赴江西，准备暴动推翻朱培德，和森根据此意用常委名义发一准备暴动推翻朱培德的训令于江西省委。后来平山表示反对。

　　此时中央政治局有点“进攻”的新空气。同时湖北省委根据上述之湖北决议精神开了一全省代表会。在湖北各地做国民党工作的同志，经过中央常委的指示，开始宣传反对反动的国民党中央。同时派去大批军事同志赴湘发展农民暴动，推翻许克祥。这些军事同志去时，中央常委出席说明是要准备对付整个的唐生智的反动之到来。于是中央与国际代表之间，组织一湖南特别委员会，专为指挥湖南暴动。后来此会开会数次，外国同志将暴动计划改了又改，同时所决定之款项迁延不发，而我们已派去大批军事同志前去，须要计划与款项异常之急；最后外国同志听了一个不关重要的报告，认为我们自己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为不可能，对于前次所决定之款完全翻脸。于是军部周恩来同志与鲁易大闹一场，取消此委员会。

　　郑州下后，中央政治局另一场会议，独秀同志作了一个乐观的政治报告，大意是：张发奎军队已自动的撤回武汉，唐生智军队亦继续撤回武汉，是共同北伐的计划已被打破，共同解决C．P．的危机业已延缓。鲁易接着指明现在情形并不允许乐观：反革命继续在湖南发展，继续屠杀工农和我们的同志（其时长沙C．P．省委整个被杀），冯玉祥在河南反动，朱培德在江西反动，驱逐一切C．P．分子和政治工作人员出境；他指明现在我们只有向敌人进攻才有出路。当时和森赞成这个进攻论：“我们中央政治局，从今日起，必须具一种明确的意识：再也不要说甚么让步，什么取缔工农过火这类的话了，今后我们的任务再也不要退让而只是进攻。我们应首先向反动的国民党中央下总攻击，我们要向民众动员起来攻击他，我们要在机关报上动员攻击他，同时我们准备一进攻的政纲，待汪精卫等由郑州回来与他们正式公开谈判，揭破他们的假面具”。当时任弼时同志提议发宣言，于是宣言、政纲皆推鲁易起草。同时鲁易提出两个“惊人”的建议：（1）武汉全体工人总罢工，反抗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汉阳兵工厂工人应特别罢工，表示不解决许克祥不再造枪炮杀自己的人；（2）发一反对朱培德、冯玉祥、许克祥的宣传大纲，并提出要求免朱培德职及讨伐朱培德的口号，此两提议虽经多数长久之犹疑与争辩，卒得勉强通过。

　　可是通过此案的消息传出去之后，真是闻所未闻的骇人听闻！老鲍闻之，气得要死；彭述之闻之，到处宣传中央与湖北省委“荒唐”，“竟喊出打倒朱培德，讨伐朱培德的口号呵！”谭平山闻之，臭骂鲁易左派幼稚病，不懂中国情形……于是群相告语，若大祸之将至：“这不是与国民政府决裂么？我们有甚么准备，能这样开玩笑！”“兵工厂罢工来一个屠杀怎样办？”“国民政府、唐生智、朱培德、冯玉祥……一律表示反对，我们有何力量抵得他们一个打击？”“荒唐！”“幼稚！”“发狂！”……如此等等，俨然大祸将至一般。为甚么这样惊慌，这样骇怪呢？因为退让已成习惯，对于国民党和新军阀已养成一种驯顺的心理，现在忽然有违反此心理与习惯的决定，所以莫不大惊大怪起来。这是证明机会主义入人之深，已使一切上层同志没有阶级的仇恨情绪与感觉；天天坐视许克祥在湖南，夏斗寅在湖北，朱培德在江西，冯玉祥在河南屠杀、放逐、压迫我们的同志及工农群众，这处无抵抗，那处也无抵抗，久而久之，遂把一切上层负指导责任的同志的阶级感觉与仇恨都麻木了。反之，对于久相往来的大人物、大领袖之驯顺恭谨的感觉却异常灵敏，所以此时下层群众所感觉奇怪的正是“C．P．何以此时不反抗许、朱、冯等的屠杀压迫，及国民政府的纵容？”而上层同志所感觉奇怪的完全相反，乃是“为甚么此时我们可反抗国民政府，及汪、谭、朱、冯、唐……等？”

　　于是下一场会议，要求取消原案（由多数的反对）。此时和森虽还一度坚持，然鲁易自己表示：“现在既然一些职工运动的重要同志都不赞成罢工反抗国民政府，自然可以容纳大家的意见修改原案。”秋白亦说：“我们进攻是应有准备的，全无准备而冒然进攻是无益的”。于是立三提议改反抗的示威罢工为欢迎北伐军凯旋的罢工。同时关于朱培德的口号，亦大加修改。

　　由以上的记录看来，从夏斗寅、许克祥叛变之时起，我们便应以“进攻”、“暴动”、“政变”为中心问题；因为从这个时候起，地主、土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及国民党左派已公开的向我们进攻，向我们暴动，向我们政变。只有以进攻对付进攻，以暴动对付暴动，以政变对付政变才能制胜一切敌人。在夏斗寅叛变之时，鲁易还认左派关系为我们中心问题，这是与老鲍同样错误。后来否认此左派而主张推翻其中央，这是鲁易的进步；可惜他不能贯彻此主张，公然不讳的承认有“决裂”和“政变”之必要，老鲍反用决裂和政变来反唇相讥，鲁易辄不敢自申其说。郑州下后，鲁易指明时局之严重，第一次明白的提出“进攻”的标语，这是非常之对的！假使鲁易能坚持，不因一时之反对而自缩，结果一定可在中央政治局树立一种进攻的指导去替代那退让的指导。可是鲁易自己不能坚持，一经反对便自行让步。从此中央政治局遂永远不能超出退让政策的厄运；“进攻”的空气刚一抬头即为西北学说的无形势力所打落。

　　当鲁易提出罢工原案时，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他说：“现在有一种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企图反对进攻，便是说我们没有准备不能进攻。”他这句话是指老鲍的。其实湖南五百万农民的组织，虽受打击，并未冷却火气，两湖工农势力纵不雄大，也不致一个反抗的罢工都不能做。在此情况之下，还以无准备为借口去阻止进攻的方针之提出，当然是一种西北学说的机会主义。

　　当郑州未下之前，唐生智的危机并不减于我们。因为他的主要部队都开赴河南，湖南异常空虚，留驻湖南之兵，连湘南、湘西计算，不及四团；而我们湖南农军的枪枝早已超过三千以上，叶挺军队借迎击夏斗寅已扼粤汉路而留驻湘鄂交境，同时湖南有二十县以上（最著者有长沙、浏阳、湘潭、湘乡、宁乡、益阳、茶陵、攸县、湘阴、衡阳、衡山、郴县、祁阳、耒阳、安化、新化、安源、萍乡、醴陵、汝城……）的广大农民群众，不顾省委之溃走及中央特派员取消暴动之命令，他们英勇的坚决的自发自动的暴动起来，唐生智是完全可以推倒的。并且在我们的政变胜利之下即可用民众的势力来改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而成功我们领导之下的真正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制。这个可能在当时确是有的。唐生智很懂得这种可能的危险，所以他在当时极力向我们卑词下礼，常常从前方直接打电报于我们的中央表示他的忠实，常常在前方故意公开讲演拥护三大政策，反对许克祥，否认湖南农民运动过火，总括一句，他的言论，比汪精卫、谭延闿任何一个都左得多。他为甚么要这样表示呢？便是他怕我们在两湖起暴动，又知道我们有取得两湖之可能，乃故意卑词下礼来缓和我们，使我们相信他不是夏、许叛变之主谋，使我们相信他有自己回湖南解决许克祥之诚心。果然不错，我们就中了他这种鬼计！

　　第二期北伐有一点好处，便是将唐生智在两湖的主力军调出三分之二于河南。假若我们有先见之明，乘此时机准备两湖暴动，用自己的势力来巩固两湖根据地，来实行土地革命，来改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老鲍根本无巩固革命根据地和实行土地革命之志愿，不必责备他；鲁易徒有此志愿而完全不知利用北伐出发后之形势，消极方面只知反对北伐，积极方面只知要取广东。老鲍无异抛弃两湖想西北，鲁易无异抛弃两湖想广东！广东与西北虽不同，其忽视两湖是一样。

　　当夏、许叛变时，我们曾说：“这是唐生智的三月廿”。话虽如此说，可是全不知利用“三月廿事变”的经验与教训来对付唐生智。三廿事变的经验是甚么？蒋介石原先本拟与我们完全决裂，后来检查他自己的势力完全使他失望，因为三月廿以后，黄埔军官学校学生整个左倾，反对蒋介石，不服从蒋之命令或调遣；同时其他各军如谭延闿、程潜之湘军，朱培德之滇军，在三月廿都是反蒋的。所以三月廿事变是我们的危机，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危机；蒋于此危机之下只有高唱北伐，找他自己的出路。三月廿事变的教训是什么？是一味退让而不知反攻。假使三月廿以后，我们能发动愤不可遏的工农势力及左派军事势力来对付蒋，蒋是无可如何的。现在拿上面所述的情形来对照唐生智的三月廿，情形是很相象的，性质与程度却更严重了；因为此时两湖发展的工农势力比较广东三月廿时要大十倍以上，同时湖南五百万有组织的农民已实行用自己的势力在那里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权。因此所有一切国民革命旗帜下面的新军阀都倾向反革命，这些都是性质上程度上更严重的地方。因此唐生智经营他自己的三月廿（实际是五月十八）到四月十二（实际是七月十五），与蒋介石便有些不同：蒋介石积极经营北伐，唐生智对于第二期北伐的态度是不积极的，他开始很不愿意调出他的主要兵力于河南，他知道这个时候对于他两湖的地盘太危险，蒋介石知道两湖、江西拿不住，故拚命经营东南做他的根据地，唐生智则始终知道要巩固两湖做他的根据地，后来之高唱东征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用。在理我们应当怎样去制胜唐生智的三月廿到四月十二呢？我们只有百倍的利用三月廿事变的教训，乘唐生智兵出河南之后，在两湖举行我们自己的三月廿和四月十二。纵不然，在夏、许叛变之后，我们以暴动对付暴动，以自己的势力巩固两湖，做我们土地革命的根据地，这样做去未有不胜利的。夏斗寅叛变时中央政治局中有此萌芽之提议，已属迟了一点，郑州下前的两湖决议案更迟了一点，郑州下后的鲁易提议已属太迟。然即此一些偶然的萌芽的迟缓的类似“进攻”之微波，在西北学说的大海中是起不了甚么影响和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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