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解剖|蔡和森

冯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解剖

　　——国民党淘汰反革命分子之必要（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自中山北上及其逝世后，冯自由派在北京所做之种种反革命罪恶行为，本报北京通信记者曾屡举以告国人。最近上海《民国日报》广州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严整党律，监察委员会亦已议复，决除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党籍。本月十三日上海市全体党员追悼大会时，党众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此举，全场热烈的表示满意；有一人欲起而为马素辩护，马素二字还未说完即被众殴走。可见冯自由派罪恶贯盈早已不容于众，中央执行委员会此举可谓大快人心。顾冯自由派之反动并非始于今日，当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时，彼辈即起而反对，一直闹到如今，反革命的毒气随着革命潮流之高涨而散布全国。这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也决不是一部分“老党员”知识落伍的问题，乃是民族运动中阶级争斗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民族运动的生死。现在我们不妨把冯自由派一年以来反革命运动的真相，从半资产阶级和半封建社会的外翳中解剖出来。

　　（一）反革命势力的渊源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掠之下，从封建制度转变到资本制度的过渡期中发生出来的。自外国资本在广东设立洋行商馆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即以商馆洋行的经纪做媒介，渐渐发展于封建社会的基础之上。这种资本主义是国际资本主义的私生子，所以他的形态极不完全。质言之，国际资本主义不任中国发生自己的工业资本，不过由经纪买办们私生一种高利借贷和商业的资本罢了。由此，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还未发生革命运动之前，即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的买办阶级。

　　别一方面，封建社会的上层阶级与封建社会的下层阶级，他们之间的利害是互相冲突的。农民群众不堪外国帝国主义的掠夺，自然而然激成过排外的大暴动（如义和团之役）；而贵族、官僚、军阀和大地主却早已与民众分离而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既在中国产生一个反革命的私生子（买办阶级），又在中国抓住了封建的上层阶级（贵族、军阀、大地主）做工具，所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异常迂回异常困难。

　　（二）中山主义的社会基础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发源于海外的留学生与华侨之中，这是人人知道的。这种海外的革命运动，他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呢？当然还是离不了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对象。所谓留学生大半是大地主和贵族子弟，所谓侨商与内地的买办阶级也脱离不了关系。他们何以要革命呢？只是因为他们比较在内地的人们多尝了一点大开胃口的资本主义和有利于富有阶级的“民主政治”之味道：他们羡慕外国资产阶级之富强，他们眼红外国资本家大地主之大规模的榨取劳动群众的利益；他们习见外国资本民主政治之新式统治方法比较旧的更有效力，更有利于特权阶级，所以他们也踊跃的起来赞助中山，附和革命。他们参加革命的倾向，开始便不知不觉的投合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企图夺取国家政权做他们自己阶级的武器，抬高他们的特权，扩张他们的国民经济基础。

　　以上两种分子，形成国民党改组前支配中国革命运动方针的上层势力。

　　但中山主义并不完全建立在以上两种势力上面，因为他承继郑成功洪秀全等的遗传，洞悉下流社会劳动群众的革命势力，所以他最初便自觉的把他的革命运动凭立在洪门会匪之上。所谓洪门会匪便是被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压溃的劳苦群众。这些劳苦群众为什么赞助中山参加革命呢？他们参加革命的倾向，亦自始即不知不觉为这样一种愿望所驱使：想得借革命以推翻压迫他们的上层势力，把他们从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阶级的掠夺中解放出来，而改变一切旧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由此，中山于民族民权之外，又形成了他的民生主义，以为引导劳苦群众参加革命的理想，——这种理想当然不是共产主义。所以中山的三民主义完全是中国落后的社会关系之反映。

　　但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他的党员中自来即不行运。中山常说从他革命的党员自来只知采取他民族主义中推翻满清之一点，至于民权民生完全置之脑后。这是什么原因呢？没有别的，乃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阶级本能之表现。因为他们怀抱的目的多半不是什么民权，但是自己阶级的特权；更不是什么民生，但是自己要获得与欧美“先进”的企业家同样的经济地位。所以中山的党徒自始至终只有最少数人相信他的三民主义，而是为着自己的一民主义去革命。

　　（三）老党员之叛逆与改组

　　辛亥革命后，政权仍操于满清遗孽之手。于是这些从中山革命的先生们和侨商们一天一天的失望，一天一天的不愿继续革命，并且一天一天的叛逆而趋于反革命（当然不是全体，但是大多数）。为甚么这样子呢？因为他们觉得由革命的方法已不能达到他们自己升官发财的一民主义，所以只有趋于叛逆与反革命之一途。袁世凯当权即有投降者，至段曹当权而投降者更一年一年的递增，和平的叛逆日趋日盛，不久遂酿成功陈炯明武装的叛逆。

　　陈炯明的叛逆，是国民党“老党员”反革命之最明显的模型。他的叛逆决不是因为个人间不和的问题（如外传与胡展堂不和等），实含有重大的社会阶级的意义，因为他的反革命的经济来源和社会基础完全建立在一部分从前赞助中山革命的南洋华侨资产阶级与广东买办阶级大地主上面。

　　这位伟大的天才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他在陈炯明叛变之后，一天一天的深悟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私生子——买办阶级、侨商、大地主及其代表人物之所谓“老党员”再也不能革命并且再也不愿革命了；他公然宣言华侨以前是革命的，现在是反革命的；他深悟只有把这个被那些先生们叛逆而且行将弄死的革命运动变成为工农群众的运动，并与苏俄领导的世界革命携手并进，中国革命前途才有希望。于是毅然决定改组中国国民党。一面将他抽象的三民主义弄实在起来，——变成为民众要求的具体政纲，以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革命；一面结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与其领袖苏俄缔成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至此，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有伟大的意义。他的毕生事业亦至此才大放光明，受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欢呼，与中国千百万工农群众及一切进步分子的热诚拥戴。

　　（四）改组后反革命的内容

　　国民党改组，工农阶级随着他的先锋共产主义者参加国民革命，于是中国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突起变化。具体化的新政策新方针显然向反抗帝国主义和不利于其附属物——买办阶级、大地主之方向进行，升官发财的狗洞亦不免为新政纲所堵塞。新政纲甚至规定：只有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才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这样一来，便激起欲效忠于帝国主义而保持其买办阶级大地主的特权之冯自由派的反革命运动。

　　我们只看冯自由派的大本营设在香港——买办阶级的中心（香港《大光报》为其机关报）便可理解他们行为的性质了。其实一年以来冯自由派反革命的行为并没什么奇怪。他们现在反革命的欲求和他们从前附和革命的欲求，原来是一个东西：他们始终是要投合于资本帝国主义，升官发财，以扩大自己阶级的特权；革命不革命，不过是达到这种目的之手段。新政纲不仅违反他们这种目的，而且根本打破他们这种目的，他们如何不反革命呢？

　　他们反革命的内容：第一反共产反苏俄；第二开除共产派；第三反对罢工，破坏工人阶级的组织；第四各派老民党大团结。第一个口号是全世界资产阶级诏示他们的幻术，想以此鼓动无知识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恐怖，起来打破西方共产革命与东方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减少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危机。第二个口号一面是反对中国工农阶级最自觉的先锋（因为劳苦群众前此虽然也参加了革命运动，但无知无识，一听富有阶级分子利用践蹈，现在他们有极自觉的先锋领导他们一面为民族革命的共同利益奋斗，同时又为其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而奋斗，然则那欲保持富有阶级特权的冯自由派如何不要求开除共产派？），一面是要国民党撕破实现群众要求的具体化的新政纲，退回于从前抽象空洞的地位，以便利他们效忠于帝国主义。第三是他们一面要破坏国民革命的新主力军，一面要破坏工人阶级本身的势力，使其对于中外掠夺者不能发生抵抗。第四更是他们要根本毁灭革命，把国民党这块招牌完全交给帝国主义的工具陈炯明、唐继尧、唐绍仪、陈廉伯等去做卖国罔民的勾当。

　　（五）阶级争斗与肃清内部之必要

　　国民党自始即是多阶级的党，所以自始即包含阶级利益的冲突。阶级的分化，随着革命潮流而促进；所以革命的潮流愈高，阶级争斗亦愈甚。民族运动中阶级争斗是必不可免的，所以党内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亦必不可免。从另一方面说，革命派对于这种争斗若是不让步，不妥协，则这种争斗不仅不为革命之害，反而是革命进行的推动力。

　　若谓多阶级的党应容纳反革命派同时并存，这将是一种极不幸的历史的误会。国民党纵然自始即是多阶级的党，但从今以后决不应容纳帝国主义的走狗，反革命的买办阶级和大地主的代理人依然留在党内拆坏革命的墙脚。我们应高声说：凡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的分子没有留在国民党的权利。

　　国民党改组后，国民革命运动已进到了相当的高度，同时冯自由派的反革命也进到了相当的高度。中山在日，所谓猛虎在山，当然还镇压得下来。现在没有中山了，若还容纳反革命派于党内，则中山毕生奋斗之事业与其晚年振作之伟绩，势非尽毁于彼辈之手不止。所以为忠实承继中山主义、巩固党的统一及完成国民革命计，只有肃清内部淘汰一切反革命分子是惟一的前提和担保。

　　没有中山了，我们十二分的希望国民党统一，但必须是不违背中山主义的统一。怎样才是不违背中山主义的统一？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才是不违背中山主义的统一！

　　（载《向导》第111期　署名：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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