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化史第三篇第九章各种政治状态与经济状态之关系

第三篇第九章各种政治状态与经济状态之关系

　　氏族社会之政治形态，吾人于伊洛葛已可概见一般；伊洛葛的政治形态，乃是原始民主政治之完全典型。这种形态，完全是伊洛葛人经济状况的表现：生产者均是生产品的主人，收入状况全然相等；这部分人不得掠夺别部分人；这部分生产者不得凌驾别部分生产者。因为经济上没有分成阶级，所以也没有阶级抵抗，自然不需乎专制的集权的政治。劳动的共同，除却自然强制之外，绝不需要任何人为的强制力于其间，所以经济关系的常态常能按照自然的秩序而发展，人们的关系也能完全确保其自由。

　　在村落集产时代，村落即成为经济的自治团体。比如日尔曼人的马尔克，耕作者仍是共有其土地，共同其劳力，完全立于平等制度之下。这种经济平等的结果，政治的平等必然与之相适应。所以全氏族人员都能参与人民会议，为马尔克之最高权力机关，播种和收获时日的规定，酋长和各种职员的选举，税额的平定等事项，都由这种会议决定；决定之后，人人都有服从的义务。这种自治团体不仅未与社会分离，并且为有组织的社会之本体；共同政权，实为当时共同劳动和共同经济状态之反映。马尔克法律一面具备共同主权之体制，一面欲使劳力效率增高，对于人员的自由略有几分约束。然这种约束，完全本于生产上之必要，不仅使孤立生产者归纳于共同生产团体，并使共同生产团体足以强制其所属人员，俾有效之共同劳力得以充分发达。组成分子的自由，虽略受几分限制，然而并非出于上层阶级之权力，其目的亦非违反各个人员之利益。共同的意志是由各个人员形成的，各个人员即为这种意志之一份。一言包括，不外为生产者保护自己之利益，而自愿服从这种限制。故在这种社会组织之下，由经济的平等，产生完全自治的制度。即如印度村落之酋长，他行使专制权威的时间，只限于生产时间，即村落居民从事于渔猎耕稼的时候，这也与马尔克的强制同一理由。

　　共同劳动，为原始共产社会和村落集产社会的基础，这种社会与共同财产制相终始；私有财产制出世，这种社会即归于湮没。私有财产的派生物，第一是阶级，第二是国家。他所及于政治组织的影响，首先是破坏种族组织的编制而代以领地组织的编制。从此，国家的人民并不属于同一种族或民族，故领土日益扩大，人口日益增加。从前因为要使劳力结合于族制以内，故对于领土的扩张和人民的增加皆有严厉的限制；自此以后，这种限制完全归于消灭。

　　私有财产不仅使政治组织变化，而且使主权的性质根本变化。在集产制的自治团体——如马尔克，不过在一个村落或部落内具有一种组织的能力，此外完全与社会同为一体而没有区别；及私有财产制确立，政权集中于少数富人之手，国家遂与社会断绝从来关系，仅代表社会中一小部分人之利益，并且为最少数人用以压制最多数人的武器。故国家对于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关系，显然划分为二：有产阶级居于支配和统治的地位；而无产阶级完全居于被压制的地位。国家的强制行为，对于有产阶级可以无限减少；而对于无产阶级可以无限增加。所以由此有产者及其寄生虫得以免除劳动的义务；而治人和治于人的大分工亦因而开始。有产阶级为保护并增殖自己的利益而创立国家，则国家对于最大多数无产的人自然要采取违反其利益之行动；所以国家的强制权力亦不可不强大。故自私有财产制设定之后，国家权力必然增加。国家权力增加，则其实质亦必变化，而成为有产阶级进攻退守之凶具。

　　豪富自握政权，故富即为权力之表现。通观私有财产演进之各阶段，莫不到处可以发见这种真理。每个时代的政权支配者，即为每个时代经济上的优越阶级，如上古希腊罗马之奴隶所有者，中世纪之地主，近世之资本家，莫不为政治上最高权力之阶级。

　　当私有财产初盛而国家还未创立的时候，管束奴隶劳动之全权，完全由各个财主之自主，各个财主欲取其财产之收入与谋其财产之增殖，即直接行使其个人的无限制的权威，初还不觉有团结其同等阶级之人以把持政权之必要。然一旦觉到奴隶人数之众多以及叛乱反抗之可畏，则国家之组织势必迅速促成，而财主个人的权力势必集中于国家的形式之下，使国家运用其阶级的权力以对付其奴隶。这类上古的国家，最初虽然是种族的贵族占优势，然不久即为财产的贵族所承继。通观上古的变化，在政治上常占优势的，完全是经济的主权。

　　中古的隶属制与上古的奴隶制很有差别，所以政治的组织亦远不相同。上古末叶，土地生产力衰退，奴隶制与束缚劳动者身体的方法，渐渐不能适用，所以隶属制代之而兴。隶属制是为救济衰退的生产状况与改良劳动情形产生的，所以比较奴隶制宽大温和得多。隶属制内，从属的人数虽然扩张（因为自由贫民的沦入），但其压制程度则较前大减。从前财主对于奴隶的身体有处置之全权，故得榨取最大的利润；在隶属制则不然，凡隶属者所受分配土地，对于地主只纳一定的租额，地主的收入是有限的，远不能如前此财主对于奴隶之尽量榨取。并且封建制度把主权分于个人，行使主权者非地主之全体，但为每个地方的地主。还有一层，地主亦不能专有其政权，必须再分与教会的僧侣及其所属的家臣。僧侣与家臣为维持封建制度之要素，既受收入之分配，又得政权之参与，故收入制度若有变化则政治主权也随着变化。

　　及至中世纪末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迅速完成，隶属制度不能适用，于是“自由劳动”始随着“自由贸易”等口号同时宣布。资本家以领有资本和生产手段之一事即可收得最大的利润，所以对于劳动者的身体无须具有什么主权。于是个人的主权复与财产关系分离，而再现团体的或阶级的主权之形式。然这种形式与上古的形式有一种重要的差异：上古须自由民才得享受政权，须有财产才得具有自由民的资格，即财产自由和政权成为三位一体的东西；近世则不然，法律上的平等自由无关于财产，而具有这种资格之无产者亦无关于政权之实际。上古制度，法律上之自由与财产有密切关联，而阶级的主权之分配亦包含于其中。然至近世，法律上之自由早已与财产的差异分离，最大多数具有平等自由资格的无产者实际不能参与政权，故政治主权实归资产阶级及其不生产的劳动者（资产阶级的政党、律师、新闻记者等等）所独占。资本家无须以个人的主权来维持其收入制度，故主权形式不如中古之单独的享有，而为阶级的享有，这完全是由经济事实决定的。

　　奴隶制和隶属制时代，财主和地主得依当时生产制的便利，免除其蓄财经营之俗累，可以全力从事于国家事务。如希腊罗马诸州之家庭经济，生产上若不遇特别刺激，则财主或地主无使用其智力于私事之必要，因此，他们遂以政治生活为其毕生行为之目的。所以上古世界不视公民与国家为一体，即说人们为政治的动物。近世工资制度则不然，资本家须以全力经营其生产事业商业机关或银行机关，绝不能人人直接行使政权，其行使政权的方法只有借着他们所豢养的政党去执行，这就是近世代议制盛行的原因。

　　这样看来，经济和政治组织之关系约可分为四期：在原始共产时代，经济为共同连带性质，故雏形的政治组织全然为共同的形态；奴隶制度时代，自由人对于政治上的共同连带仍视为生存必要条件，不过范围只限于富人阶级而非全民族；封建时代，政治的组织，除却自治城市之政治连带外，纯然以个人主义为其特征；至于近世资本主义时代，经济上纯为个人主义，政治情形也完全与之相适应。

　　在奴隶制和隶属制之下，财主和地主都可致力于公众事务，故代议制决不能发生。及近世工资制成立，资本家经营生产与行使政权，二者势难兼顾，所以必须设立代议制。故工资制开始之英国，同时又为代议政治之先导。英国议院政治实行许久，德国始废古昔的族制政体而采用代议制，因为德国的大工业发达很迟。由此更足证明政治组织完全随着生产机关之变化为变化。

　　财富的收入，大别有地租和利润的区分。由此区分常使权力阶级分裂为二，而形成利害各殊之二政党。代表地租者常常反对生产的改良，故形成为保守党；代表利润者常常认改良生产为其利益，故形成为进步党。这为经济的冲突必致发生政治的冲突之通例。政党的组成分子，即为不生产的劳动者。不生产的劳动者，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势力，支配阶级的各种收入，必须分割大部分于他们，以充他们的工资。

　　不生产的劳动者外，还有不生产的资本（如银行资本等）。不生产的资本于资本收入之存在与扩张，具有极伟大之作用；所以不生产的资本在政治上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资产阶级虽间接于议院表现其“民意”，然单靠这样还是不够，乃更进而直接操纵行政机关，其惟一手段在通气脉于银行与政府的财政部之间，阴为不法的勾结，使政府愈感依赖银行之必要。不生产的最好标本莫如公债，发行公债可使政府于若干时间无须加课新税而免议会之控制。美国不生产的资本对于政府的威权比欧洲更为伟大，银行和铁路公司的代理人常常在议院休憩室里面横冲直撞，对于其收买的议员施行不可抵抗的威力；党人俯伏于不可思议的资本势力之前，一言一动莫不听其指挥；所以立法行政二部完全为资本家颐指气使的机关。

　　不生产的劳动者在政治上的势力与不生产的资本同其重要。在某一时期，不生产的劳动者得丰厚之收入，则在政治上对于支配阶级必尽其忠诚之义务，而对于被支配阶级亦与以几分宽大，以减杀其不平之气，故其政绩特别显著。例如中古之僧侣，为压制并调剂农奴社会以确保封建财产之必要人物，故特占重要地位：不仅得享收入，而且得享政权之分与，以调节或操纵于农奴与地主之间，使封建制得永续其命运。其后宗教与国家起有趣之纷争，即因全般收入减少，地主要谋收回其已经给与之利益，而在僧侣则乘权仗势，更要求特权之增加。及入资本主义社会，僧侣既非保护资本财产之要具，所以其经济上之地位与封建制度同归破灭；由此资本国家的雇员官吏律师新闻记者医生文学家等所组织的新团体或政党即代之而兴。这类不生产的劳动者，当着动产与不动产冲突之时，或阶级争斗严重之时，则其所处地位愈益重要；然若其所从来拥护之财产制度和生产关系已达末运，而其收入大大减少，则经济上之恐慌必致政治上之恐慌，经济上之破产必致道德也要破产：这类不生产劳动者必翻然变计，离叛其故主而与被压迫的反抗阶级携手以革旧制度之命。此如上古之门客，中古之僧侣，以及现代一部分极进步的智识阶级和自由职业者之投入无产阶级的阵线，皆其明证。

　　当氏族制度，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成为人类生产力发展之障碍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临终的时候；这种时候现在又轮流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不仅为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准备了各种必要的经济条件，而且为她自己养成了最大多数的掘墓人——近世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多年的利用和训练之下，不仅增加了教育程度和管理生产的普通知识，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革命的政党；所以她的双肩不仅担负破坏为资本主义所弄僵的社会，而且担负建设将来既没有私产又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然其过渡必须组织自己的扩大的民主共和国家（如苏俄联邦制），以为破坏和建设之起重的机械。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国家演进之最高形式，亦即为国家消灭前之最终形式。从此以后，人类将复为生产之主人而还复到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的广大而丰富的生活。然将来共产社会与原始共产社会有很不相同之异点：即原始共产社会建立在人类生产力极低的凹线之下；而将来共产社会则建立在人类生产力极其发达的水平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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