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怎样的民主政治？|陈独秀

我们要怎样的民主政治？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六日）

　　汪精卫曾于去年十一月七日对上海各大学代表说：“我们一定要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实现。”现在，今年四月二日《申报》记者也主张“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实现”，在过去现在以至将来，他们能否实行“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实现”，这是另一问题，而在怎样实现民主政治的方法这一点上，我们完全赞成他们的主张：“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实现。”现在所必须讨论的是“要怎样的民主政治”这一问题。

　　汪精卫所要的民主政治，即是他所解释的“以均权求共治”。究竟谁与谁“均”，谁与谁“共”，汪精卫已在事实上答复了这一问题。广东的陈济棠不与他“均”，不与他“共”，使他奋然跑到南京去与蒋介石“均”，求与蒋介石“共”，蒋介石恢复了事实上海陆空军总司令的地位，汪精卫也荣任了行政院院长。蒋派仍旧盘据了中央政府的陆财两部，汪派也分得了实铁两部，湖北、安徽两个省政府的主席仍旧属于蒋派，汪派也分得了几个省委，这虽然算不得是“三一三十一，逢三进一”，而比之在陈济棠所统治的广东，汪派已经是扬眉吐气了。他们所准备召集的什么“国民代表会”，尽人皆知只是国民党政府的谘议机关。这样的民主政治，不但不是我们所要的民主政治，谁也知道即和欧美资产阶级现行的民主政治还相去很远。欧美号称民主政治的国家，毕竟形式上总有一个普选的人民代表机关，毕竟表面上总有相当的集会结社（政党包括在内）出版言论信仰之自由，他毕竟比中世纪的政制有了高度发展。

　　同时，代表各上层阶级的其他政治集团，如国民党内胡汉民、孙科派，如国民党外的国家主义派，安福系、旧直系，以江浙地方党为中坚的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派，他们眼见蒋汪两派这样的均权共治而轮不到他们自己，于是也提出“民主政治”的口号，求与蒋汪“均”，求与蒋汪“共”。胡孙之对付蒋汪，主要方法是诉诸军事阴谋（如东南自卫军之类），其他各派则诉诸国难会议的争持，胡汉民对于党治训政制度还没有明确的表示，他为了拉拢各派，已表示“各党（保皇党及共产党除外）并存”的意见，此外他并没有比蒋汪更“民主”的主张。包括上述国家主义派之上海，北方及广东三方面的国难会议会员，有他们共同的要求：（一）结束党治，制定民主主义宪法，实行宪政；（二）不分党派，组织国难政府；（三）在国难会议前宣布“各党并存”（他们有时声明是“与党并存”，当然革命的政治是除外的），他们现时可总称为“国难会议派”。此派的民主政治，是希图恢复以前的国会制度（汪精卫讥为“欲返民国十二年以前有名无实之宪政”），建立国难政府，他们与国民党均权共治，得到比顾维钧、罗文干较体面的地位；他们不敢也不愿提出普选的会议和任何党派之政治上的自由。这样的民主政治，即和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现行的民主政治也还相去很远。

　　民主政治之本义是说国家的政治由大多数人民管理，不但干脆的少数人均权共治不是民主政治，即在欧美资产阶级国家，虽然表面上有了相当的集会结社出版言论信仰之自由，虽然形式上有了普选的人民代表的议会，虽然比之中世纪的政制有了高度发展，也仍然是不彻底的虚伪的民主政治。为资本主义狭窄框子所限制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只能是利于富有阶级少数人的民主政治。

　　《申报》记者（我们并不能认为他真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意见）说：“我们所要求的民主政治，不是‘均权’的民主，不是‘党’的民主，也不是现在西欧的‘伪’民主，因为那些根本都是虚伪的，是欺骗大多数人民的一种更巧妙的说谎。我们所要求的是‘真’的民主政治，是以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他又说：“我们认为大多数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主人应该有处理自己的事情的绝对权力。假如政治而为少数人独裁，处于主人地位的大多数人民反不能过问政治，甚至生存的自由都为彼辈所操持，人民不得不走上‘以血去求民主政府之产出’的路上去。”

　　离开了实际的政治组织和由那些人来掌握国家的权力这样一针见血的问题，什么“以大多数人民为基础”，什么“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类话都空洞而无实际意义。从孙中山到蒋介石都自认国民党的政权是以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都承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以这个基础，这个主人是阿斗，国民党不得不尽训政的义务；即袁世凯也承认主权在民，只以人民程度不够，他不得不尽行使政权的义务。大多数人民是些什么人，怎样他们才能够有处理自己的事情的绝对权力，何以西欧各国是“伪”民主，怎样才是“真”的民主政治，对于这些问题，这位记者都陈义含糊，没有一点明白的说明，或者是有意含糊（这样的含糊还不免触动了汪精卫的盛怒，电责史量才）？

　　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国政是民主政治之本义，而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一切国家权利机关，都掌握在代表极少数人资产阶级的政府手里，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劳苦人民，选举若干代表到议会里，有多少直接管理国权的作用？

　　选举自由也是民主政治之一例，而占全国人口最少数的资产阶级，它有广大金钱做选举运动费，如宣传费，广告费，甚至贿买投票，它有优越地位如企业主或明或暗的强迫被雇者之投票，它还有它的政府用官权监督干涉选举，如此则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能有多少选举自由？

　　集会自由也是民主政治之一例，而除了资产阶级的政府借故干涉外，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有多少闲裕时间能够像有闲阶级自由集会？又有多少公私建筑供他们自由集会？

　　出版自由也是民主政治之一例，而最好的印刷机器，巨量的纸和油墨，都在资本家手中，伟大设备的日报和杂志也在资本家手中，即令它不直接用法律干涉言论，它广有金钱可用经济压迫操纵著作家，雇御用的学者做它的喉舌，所谓出版自由，乃资本家收买新闻纸和制造所谓舆论之自由，对于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只是写在宪法上的一句好听的空话而已。

　　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被榨取被统治于少数榨取阶级的社会中，在被榨取者起来推翻榨取者之统治解除资本的桎梏以前，任何民主政治的国家，即欧洲和美洲最进步的共和国，所谓大多数人民的自由，所谓民主政治，都不过是遮掩资产阶级少数人专政之一种民主主义的形式，以别于赤裸裸的军事专政而已。西欧各国“伪”民主之真相即在于此。

　　落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城市，它的运命完全握〔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堂中：幼稚的工业虽然因企图对外竞争有时向左盘旋，而其渴望外资，终于决定了它向左盘旋的程度；至于还有巨大势力的商业和高利贷资本，更不得不仰鼻息于数十万万元在华外国银行资本和托命于外货输入原料输出，民族斗争无论是排货或战争，对于他们简直都是致命的打击。在乡村，中国已无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已无直接冲突（如土地买卖和雇佣劳工之自由），而有共同利害（如城市资本家土地化：购买土地，抵押土地；私有财产权之拥护等）。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自始即不需要拿民主旗帜，激起大多数人民来帮助它向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地主阶级斗争，它并不敢轻于采用西欧各国的“伪”民主即民主政治的形式统治中国，因为它恐怕弄假成真，恐怕因此激起被它榨取被它统治和它站在敌对地位的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侵犯到它的利益，它终于要依赖军人势力，用枪尖镇压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以维持它及它的国内外同盟者（帝国主义及地主）对于中国大多数人民之榨取与统治。所以，资产阶级的在野派，尤其是手中没有多少枪杆的派别，往往拼命冒险提出空洞的民主政治口号，做他们向在朝派要求均权共治的武器（如过去的汪精卫、李烈钧等和现在的国难会议派）一旦在朝，连他们的民主政治都石沉大海了。

　　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太落后了，不但害怕“真”的民主政治，并且害怕像欧美各国的“伪”民主即形式的民主。它害怕民主主义，不减于害怕社会主义，或者更甚些，因为前者比后者更现实些。

　　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第三党，他们的利益不像大资产阶级牢系在帝国主义脚下，他们有倾向欧美的“伪”民主即民主政治形式之可能。他们在帮助大资产阶级打败了无产阶级（一九二七年）之后，受了大资产阶级的欺骗，未得到任何利益，而且深受着军事专政的压迫，于是又开始左倾，感觉到民主政治的形式是有利于他们向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要求之旗帜，企图组成反对现政府之各种各样的政治集团，以向大资产阶级争取他们的利益。现时，他们虽然还未能组成独立的政治集团（第三党还自称是“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而已在酝酿和开始萌芽。他们会提出普选的“议会制度”之要求，他们当中（如第三党）已有普选的国民会议口号；他们的“伪”民主，较之大资产阶级各派的“均权共治”，固然进了一步，可是他们替大资产阶级欺骗民众的面貌也进了一步，他们为了欺骗民众，不但会提出形式的民主口号，有时还会高喊几声社会主义。一到民众斗争激烈化的时候，这般中间地位的分子（严格说，本是资产阶级之一部分），其中最下层在经济上濒于破产者，固然一部分在政治上有可能走向无产方面，而其上层或仍旧抛弃其“伪”民主，干脆的投降于大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而拥抱着大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在过去一九二七年革命中就是这样）；或者用他们的名义拿出“伪”民主的面具，来欺骗群众，替大资产阶级维持垂死的运命（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克伦斯基政府和一九一八年德国爱尔白政府）。

　　忠实于所谓“适合大多数人民之利益之民主政治”运动者，只有工人贫农一切劳苦大众。他们自身即是全国人民之大多数，他为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而斗争，即是为他们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申报》记者提出“建立适合大多数人民之利益之民主政治”的主张（四月十二日《申报》时评），而未说及由什么人来建立这样的民主政治，若认为榨取阶级的少数人可以建立适合被榨取者（工人贫农一切劳苦人民）大多数人民之利益的民主政治，这不是欺骗便是幻想。

　　在国内外恶势力双重压迫之下的工人贫农一切劳苦大众，他们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的要求，比任何人都迫切。他们毫不犹豫的要努力于实现民主政治形式（直接普选的国民会议或国民立宪大会）的斗争，而且要为充实其内容而斗争，即是实现选举和宣传之实际自由，以及排除国内外一切恶势力相结托的压迫与榨取，主要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海关、银行、工厂、矿山、交通机关、商业机关等经济命脉之控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以开辟整个的中国经济自由发展的道路，以挽救大多数人民破产，失业，饥饿，自杀和堕落的悲惨运命。这就是我们所要的民主政治——“真”的民主政治。

　　“真”的民主政治和“伪”的民主政治之区别乃在：前者是利于被榨取者大多数人的民主政治，后者是利于榨取者极少数人的民主政治。前者比后者，显然有新的高度发展；而和中国资产阶级各派“均权政治”的民主，更无共同之点。

　　“真”的民主政治，决不是和平方法可以实现的，只有工人贫农一切劳苦大众以血来推翻整个的榨取阶级，实现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合一化的苏维埃政制，才能够表现出来。这样的民主政治，是民主主义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新最高阶段，也是一切政制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高最后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共产主义者，本是最忠诚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如果有人拿欧美现行的“伪”民主即形式的民主做标准，来根本鄙弃民主主义和民主政治，这是没有理由的。“德谟克拉西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解放争斗中是有极伟大意义的，但是德谟克拉西却决不是一个不可超越的界限，它只是从封建到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进化过程中的阶段之一。”（列宁《国家与革命》汉译文一六六页）

　　署名：陈独秀

　　《火花》第一卷第九期

　　 1932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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