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所谓“红军”问题|陈独秀

关于所谓“红军”问题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三日）

　　昂格斯曾在《德国农民战争》序文中说：

　　游民无产阶级——由各阶级脱离出来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乃是所有同盟中之最劣者。此辈绝对易于被人收买，且极是累人的厌物。法国工人纵然在每次革命中每家榜其门曰：“处盗匪以死刑！”而且曾杀过一大批，这并不是由于热衷保护私有财产，而是因为法国工人很正确的懂得：应该首先和此辈土匪分别开来。每个工人领袖，他若要利用游民无产阶级为卫军，且企图在他们当中找着自己的支柱，只此便证明他是出卖工人运动的叛徒。

　　世界几十国的共产党，一向都是遵守昂格斯的遗训，不敢采用利用游民无产阶级的政策，列宁在世时所领导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中，法国党因为有接近此种秘密会党的倾向，曾受了严重的批评，现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叛徒……正在利用此种游民无产阶级为卫军为支柱，简直把它当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力量，企图扩大凭借在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基础之上的所谓“红军”来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来“影响到大城市”。他们公然地说：

　　军阀崩溃的基点——兵变，他显示了在殖民地军阀制度统治的国家中，兵士具有更大的革命作用，他不但在军阀制度下养成了的生活，而且在军阀制度下锻炼了一副钢锤铁铸的获有惊人技术的好身手，这副好身手就成为毁灭军阀制度的主要武器。（无产阶级想必只算得是次要的武器了！）这（指兵变）是军阀制度急剧崩溃的明证，这是革命高潮的象征。

　　红军是推动革命高潮到来的主要条件之一……而且促进革命局势的开展。

　　至于全国广大无比的灾民，半农半匪的武装以及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等农民群众组织……是必然会走上游击战争的道路而生长成为红军的。我们更相信在中国或者是全世界尚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障碍着这一伟大的且有强有力的社会基础的红军力量之发展的前途。（以上见第七十二期《红旗》）

　　在江苏已有无数次刀匪群众的武装，而仍有人怀疑到在南京政府直接管理之下，游击战争是否可能。（见第七十六期《红旗》）

　　“兵变是毁灭军阀的主要武器”，“灾民、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刀匪，是生长成为红军的社会基础”。凭借这种社会基础的“红军”来推动革命高潮，这就是叛徒们的革命策略，也就是他们自己对于现在所谓“红军”的内容之分析。他们更公然很得意的说：

　　据十二月三十一日《申报》载：“如皋境内土匪与共产党结合，聚众三千余人，抗纳捐税，民间自卫枪弹，悉被缴劫、势焰甚张……”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大本营附近，又发生了流氓、土匪、地痞……的武装行动，反对派真要气死了！（见第六十七期《红旗》）

　　统治阶级骂我们是共匪和匪共并称，都不足为异；所可异者一个先进阶级的政党，竟以与土匪结合自豪向列宁主义者的反对派夸耀，我们多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被叛徒们使之堕落至如此地步，我们反对派安得不“真要气死！”

　　不错，中国的土匪运动是有它的社会基础，而且有广大的社会基础，因长期的生产力发展之停滞，造成了大量的过剩人口，流为游民盗贼，形成定期的战争，这本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的现象，自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入中国，破坏了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更加增多了中国的游民，尤其是在农村中。这种无业游民之来源，最多的是农民，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官僚后裔、小地主、小商人堕落其中者亦不少，此即昂格斯“所谓由各阶级脱离出来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他们的出路是：移植国外，进工厂做工，当苦力，当兵，这只是一部分，充其量不过一千万乃至两千万人，其大部分便是当土匪。其中最有组织力的，如北方的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等，中部的红帮、青帮等，南方的三合会等，他们不但盘踞农村，在城市中也有很大的势力。此外，各种名目的零星股匪，布满了全中国的乡村镇市，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且是非至社会生产力有高度发展而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巨大数量的游民无产阶级，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统治阶级内部有了纷争动摇时，他们便要大规模地骚动一次，从赤眉、黄巾到白狼、老洋人，都是这种把戏；这还是失败的部分，成功的帝王当中有许多都是凭借这种势力。但在城市发达和武器战术进步尤其是城市产业无产阶级出现的现代，游民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作用，遂和前代大大地不同了。它们是由各阶级脱离出来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是绝对易于被人收买的厌物，他们反复无常，只要有利可图，无论革命反革命他们都可以钻进去鬼混，所以即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党，虽然能够拿金钱官位利用他们，也不能专凭借他们的力量得到成功，孙中山的同盟会以多数资产阶级的革命青年加入新军，才能够推倒满清；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利用工农势力，才能够得到北伐的成功，这便是明显的例证。在无产阶级已经登过大革命舞台的今天，我们无产阶级的党，还拾取孙中山的老政策，企图结合土匪，凭借土匪势力来扩大“红军”区域，来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此便证明他们是工人运动的叛徒！”有些政治意识浅薄的党员，受了叛徒们胡吹乱喊的宣传，竟以为现时红军区域扩大是事实，我们也许能够得到胜利，中央的政策也许是对的，这班人是被“红军”、“苏维埃”一些金字招牌所眩惑，并未仔细想想现有的所谓“红军”、所谓“苏维埃”其内容究竟是怎样。我们应该知道：所谓“红军”的区域之扩大固然是事实，土匪猖獗遍荡了全中国更是事实，而且并不是新的事实，它们之扩大与猖獗，本来就有它们的社会基础，再加上农业日益荒废，金价米价日渐高涨及统治阶级内部纷争动摇的近因，叛徒们甘心把共产党变为土匪党。除现有的所谓“红军”的区域外，将来还有扩大之可能，例如闽匪何金标支配了闽东几十县也可以于现有的八军外，生长成为“红军”第九军；湖匪郭老大等，以太湖为根据地，洗劫遍了江浙两省沿湖数十县的乡镇，已组织天下第一军、第二军，这也可以生长成为“红军”第十军；此外还有更庞大的大刀会、小刀会和神兵，红枪会本来就有什么“红军”的组织，所谓“红军”区域凭借着这种社会基础扩大起来，自然是前程远大。土匪及所谓“红军”之骚扰扩大，自然也增加资产阶级统治之困难；然因此便想凭借他们为革命的主要武器，当做革命高潮的主要条件，这是绝对的错误。因为这种由各阶级脱离出来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这班绝对易于被人收买的厌物，在他们有利的条件之下，今天戴起红帽子便是袁文才与王佐，明天换上白帽子便是樊钟秀与孙殿英。倘凭借这种势力可以生长成为真正红军，可以建立真正工农苏维埃政权，那末，真如史大林派所说：“全国危机和革命浪潮有中国式的特点。”而马克思、昂格斯、列宁的革命理论在中国能否应用竟成了问题！

　　军队，尤其是中国的雇佣军队，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所构成，他们不但离开了生产，并且因为一种特殊生活形成了一种特殊意识，所谓官兵即是合法的土匪，即便是最好的军队，也必须具备如下两个条件，在革命斗争中才有作用：（一）必须城市工人斗争已进展到成立苏维埃，尤其在工人群众已经起来武装暴动中，兵士走到群众方面来，才更有作用；（二）并且必须是统治阶级所直接依赖的军队才是对于它们致命的打击。现在是怎样？第一个条件，谁也知道还没有；第二个条件也没有。第七十二期《红旗》所列举的三十六处兵变，没有一处是统治阶级所直接依赖的军队，并且大部分还是它们所正要排除的。这种兵变，不能算是军阀急剧崩溃的明证。兵士也是游民无产阶级之一种，这本是中国之整个的社会问题。兵变的现象，虽然不像土匪是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未能统一安定和财政稳固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现象。若以为凭借这种势力能够代替城市产业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建立红军与苏维埃政权，除了叛徒们所谓，“有中国式的特点”外，不能有其他的解释。

　　不错，我们还知道所谓“红军”中多少也有些武装农民，并且有些还是参加过上次革命的积极分子；可是他们在数量上比起土匪溃兵的成分来，简直是喧宾夺主，并且经过了长期的游击战争，这部分武装的农民已经离开生产，和土匪溃兵过同样的流寇生活，其势必至一天天游民无产阶级化。游击战争式的战术，用之某城市武装暴动时，好过死守堡垒，列宁曾称之为“新的巷战战术”；若在农村中长期的作游击战争便是中国的老把戏：“流寇而已”，这种流寇的游击战争所得之恶结果是：（1）使原有的武装农民离开生产，过和土匪同样的生活而堕落腐化；（2）使农村所有的革命分子及我们积极的党员都不得不集中到军事组织和军事投机方面，如结纳土匪溃兵等。民众运动的组织与领导，必然要落在无足轻重的分子手中；（3）农民的组织与斗争连所谓“苏维埃”也在内，都随着游击战争的武装势力而生灭，使农民群众只有依赖一种武装的特殊势力即所谓“红军”为长城，而不相信自己的组织力量能够斗争；（4）游击战争所经过的地方，强有力的农民只有跟着“红军”走，留下的孺弱分子经过白色的镇压与报复，这地方的组织与斗争必然要推迟若干年都没有希望。这样的游击战争，真是断送革命之最有效的方法。

　　赤卫军是城市工人武装暴动时的群众组织，红军是工人取得政权后的军事组织，现在全国各大城市工人都还在反革命势力统治之下被压迫着动挣不得，我们的党不把力量集中在这方面，刻苦工作，而因利乘便地在离开政治中心的乡村中，纠合一些土匪散兵以及失业农民，冒称红军。想用这样的红军来“产生”革命，而忘记了真正红军乃是革命产生的。苏维埃是工农群众斗争高潮中所涌现出来的公开组织，现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现在上海租界秘密召集，只此已充分说明其性质与作用，先进国许多制度，一到中国便有名无实，现对所谓“红军”及所谓“苏维埃”也是这样，这才真是“中国式的特点”呵！

　　中国革命之再起，主要的是靠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来决定，单是统治的资产阶级内部纷争动摇是不够的。游民无产阶级固然不是工人革命之卫军与支柱，即农民虽然在农业国革命中有很大的作用，然它们从来不能有独立作用及独力的成功。尤其在资本主义关系统治的社会，只有两个阶级（有产与无产）的力量决定一切。在经济生活上，农村已走出了自足经济时代而隶属于城市，离开了城市，便根本不能自存；农村的多数武装队及政权，更无法日久维持其独立的存在。没有城市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潮来领导，农民暴动是没有出路的，而且会走到反对工人阶级，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权，彻底的土地革命是不会实现的，没收一切土地不但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办不到，即农民暴动也办不到，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俄国的十月革命，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余的农民暴动，都只是为富农即乡村资产阶级开辟了道路。列宁说：“分析目前革命中的阶级对比，是革命政党主要任务。”目前中国城市工人斗争中所表现的阶级力量对比是怎样呢？叛徒们说：

　　现在全国的罢工潮流不是在汹涌的向前发展么？不是日益脱离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影响，而走向坚决的革命斗争么？上海、天津、青岛、唐山、哈尔滨、武汉、广州，到处暴发巨大的罢工，这正是中国革命浪潮复兴的主要象征。（见第七十一期《红旗》）

　　如果真是这样，革命高潮即在面前，我们便应该集中全力准备城市工人的武装暴动，为什么反而跑到乡村里组织土匪溃兵和失业农民的“红军”呢？其实我们的党在城市中还很软弱，统治的资产阶级还正在加紧向工人进攻：加时，减薪，开除工人，掉通班，严定厂规，具保结，不断地雇流氓巡捕毒打工人（如最近上海的永安、新怡和、申新第七厂），以至不断地枪杀工人（如最近上海的安迪生电泡厂、祥昌棉织厂、三星棉织厂），而工人的斗争还未曾由防御走到进攻，由经济罢工转到政治罢工；主要的是因为工人阶级自从遭遇了上次革命之严厉的失败，至今尚未恢复其组织，不但工人还没有自己的工会，即国民党黄色工会也没有群众。两年以来，对于资本进攻不断的经济罢工，大半因为是无组织的斗争而失败。史大林派的盲动政策（每个小的斗争，都要任意强迫扩大到大的政治罢工），更是加速其失败，加重其失败；因此工人群众往往自动的斗争起来而不愿意接近共产党。在金价米价日渐高涨的现在，工人经济斗争早迟必然要普遍地起来；然对此方兴的斗争，若加以过分地估量，以为即此已是革命复兴，而采用盲动政策来领导，会铲除此方兴的斗争之萌芽，而延迟革命高潮之到来。叛徒们自己也并不真是相信城市工人革命高潮复兴已经可以领导农村的暴动，他们自己也说：

　　革命的主观力量还不充实，尤其是党的组织力量还不健全。（《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

　　就是史大林派的国际也说：

　　赤色工会的大多数（其实那里有半个赤色工会！）还不是群众的组织，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影响还是很大，国民党改组派在（北方）黄色工会里尤其有影响，共产党在国民党黄色工会里的工作，还没有认真的实行，共产党还没有能够在生产里，把主要的革命工人干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共产党当然是更加没有解决。（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国际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信）

　　城市中既然还没有群众的组织，党的组织力量也不健全，更未能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并未能团结主要的革命工人干部在党的周围，在这样状况之下，怎样会有工人革命高潮来领导农村暴动？怎样会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说有共产党的领导吗？离了工人群众的组织，共产党还有什么？说有全国总工会领导？全总之下有几个工会呢？差不多全总就是罗章龙，罗章龙就是全总。说有共产党员在“红军”中做领导工作吗？这不仅如几粒盐放在水缸中不能使水变成咸味，并且日久因生活方式及环境关系，也跟着游民无产阶级化流寇化了。叛徒们现在还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口头上不得不说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游击战争只有获得城市工人的领导——才是唯一的胜利的前途”和“最主要的革命高潮之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这类话做假面具，而实际上他们另有一个根本理论和这些门面话完全相反。国际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的信说：

　　中国的……革命浪潮另外有一个特殊的特点就是农民战争……回民暴动、红枪会等类的暴动……要坚决的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多份的要注意士兵里的工作。

　　因此中央第六十八号通告说：

　　固然，全中国革命高潮将要到来之最主要的象征，还是大城市工人斗争的复兴；但继续两〔年〕来的农民土地斗争与红军的发展，的确反证了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决无稳定可能，而且因军阀战争之继续必然日趋崩溃，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扩大，的确要成为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目前农村苏维埃与红军之发展是处在极苦的斗争时期……我们要使这一斗争，不仅单发展在许多南方乡村，并要影响到大城市。

　　又这个通告开始便说：

　　自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遭了失败，无产阶级受了莫大的损伤，但在南方的农民土地革命却并未因之死灭，反而因中国党脱离了机会主义的领导（？），坚决的领导农民作艰苦深入的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于是从湘鄂赣三省的秋收暴动蔓延发展成为整个南方的游击战争……红军的发展，自朱毛第四军至最近鄂东因大冶兵变而成立的第八军，总共已集中的武力不下五万人，散布在两广、闽、赣、湘、鄂、豫诸省。……这一伟大的革命事实之存在和发展，便连反动统治的报纸都不能予以否认。

　　第七十二期《红旗》上又说：

　　取消主义者费尽了气力的大声叫喊着：现时中国尚没有革命，中国也就不会有红军。不错，红军是革命产生的，红军是苏维埃政权下的军事组织形式，可是取消主义者根本不懂得中国现时有的是日在深入与扩大的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的发展上再加上统治阶级矛盾的剧烈，和中国经济的地理的条件，遂建立了布满南中国的苏维埃。在这些苏维埃中，广大农民的游击队伍，各地地方暴动的工农武装（？）以及全国普遍发展的兵变，都在围绕着土地革命的深入与扩大上逐渐转变而为红军，这就是取消主义者所不愿了解而且不能了解的事实。

　　叛徒的理论很明显的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了，无产阶级虽然受了莫大的损伤，然而农民仍能够继续担负中国革命的任务，现在更加上变兵、土匪、神兵、回民、红枪会、大刀会等所组成的“红军”日渐发展，就是党的组织力量还不健全，就是城市工人还没有群众的组织，也可以由这班“红军”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来影响大城市，决定新的革命高潮，完成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就是所谓“中国式的特点”，而为反对派所不能了解的。这种由“中国式的特点”所推演出的理论，不但屈服于农民的原始情绪，而且很明显的是“以乡村领导城市”、“以游民无产阶级领导工人”的政策，诚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派所万分不能了解的。

　　他们这种理论，是有始终一贯的思想，决不是偶然的。中国的革命有为马克思、昂格斯、列宁所未见到的中国民族的特点，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能够领导革命；所以中国的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的组织；所以中国的国民党可以代替苏维埃；以至现在所以斗争能够凭借土匪、散兵、失业农民所组织成的“红军”，来代替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来决定革命高潮。所以从前对工人群众宣传欢迎拥护国民党北伐军，现在又对工人群众宣传欢迎拥护“红军”，始终不是教育无产阶级把解放自己阶级以至解放全民族的使命担在自己双肩上，而是教育无产阶级欢迎拥护自身以外的一种特殊武装势力来解放自己。叛徒们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非无产阶级的政策，将给工人群众和党员群众以很坏的教育，我们反对派若不及时在工人群众和党员群众面前从原则上公开地指摘出来，简直是罪恶！

　　不错从前国民党北伐军之发展和现在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的“红军”之发展，都是客观的事实；可是我们正因为沉溺在客观事实里而离开了无产阶级之阶级立场的根本原则，这就是机会主义发生的源泉，机会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不同，它不是毫无理由的空想，它有很明显的客观事实之根据，而且这些客观事实之根据，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应该忽视的。倘然没有很明显的客观事实之诱惑可以资为口实，则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又何至发生机会主义的右派呢？西欧大革命后各国资本主义之和平发展，这是很明显的客观事实，根据这些客观事实为口实而曲解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西欧机会主义发生的客观原因；在东方殖民地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中，在客观事实上，自然免不了许多这一民族在历史上在经济上所形成的特殊现象，这里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运用策略时当然要十分注意这些现象，但若是根据这些特殊客观事实的需要做出发点，而离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阶级立场，必然要走到机会主义。谁不懂得这个，谁便终身不能脱离机会主义的窠臼。

　　我们再退一步从客观事实上来考察现在所谓“红军”的内容是怎样：

　　（一）鄂豫皖交界之第一军，为原有鄂东北黄安、麻城之三十一师，豫东南商城、光山、罗山之三十二师和皖西六安尚在拟编中之一师所组成，第三十一师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后所成立，有枪五六百支，兵数一千左右，其中农民成分较多。第三十二师为当地农民团、土匪、富农合编而成，有枪三四百支，师长及参谋长等重要分子，多是土劣出身；商城县委和该师长勾结一致，曾谋杀党代表，他们用“保境安民”的口号，拒绝中央派去的工作人员；最近中央派黄埔学生某前往接替该师工作，但某以该地纠纷未解决，不愿去冒险尝试，六安附近有二百多土匪（大刀会）一部分民团和少数暴动后失业的农民，合计三四百人，多无枪支。

　　（二）湘鄂交界贺龙的第二军，系一色土匪即所谓贺大哥的旧部，人数根本不能确定，这个“红军”向来就没有一点党及农民组织的关系。

　　（三）赣西吉安一带之第三军，除当地一小部分失业农民及醴陵萍乡逃去的农民外，便都是井冈山的积匪和江西警察大队，吉安的靖卫队联防队及金汉鼎部的变兵，合计二三四团和一二两大队约三千人，枪枝与人数相差不远。

　　（四）朱毛的第四军（略）。

　　（五）湘鄂赣边之第五军，主要是彭德怀部之变兵和王佐、袁文才等之土匪，农民几乎是没有，彭德怀骂王佐等是土匪，王佐等骂彭德怀是军阀，现在彭已火并了王佐等的“红军”，逃散后王佐等的“红军”已树起反共产反彭德怀的旗帜。

　　（六）鄂西宜昌、沙市一带之第六军，也是些土匪和新一师的一部分变兵组成的，人数及枪支不详，据《红旗》上说：“这个部队（指新一师）我们可以领导的有枪四千，”又说：“惜旗帜并不能十分鲜明，”又说：“他们还未坚决的扩大游击”。

　　（七）广西西边之第七军，主要的是俞作柏的旧部，俞军中本有两个大队长是同志，俞军被粤军打败后，这两队之一部分遂退至百色恩隆挂起红旗，不久即为李宗仁的军队所败，退走到龙州，随又被桂军第八师及安南法军夹攻而溃走上山，此“红军”在龙州时，竟有“专杀广东佬”的口号。

　　（八）鄂东南之第八军，除一小部分失业农民外，多属溃兵改编而成，最主要的是独立十五旅，《红旗》盛称十五旅兵变是模范兵变；而据第八军政治部主任报告：初加入的十五旅兵士多数动摇，要求每人月饷二十元。据湖北来人说：第八军及第五军所到的湖北地方，都不侵犯地主及富农的土地财产，并竭力保护商业，对土劣只勒捐而不杀害。以图经济的生存。

　　其余另星的红军如：赣东横峰、弋阳一带，方志敏、邵式平所收编的当地土匪及景德镇附近的溃兵，阳明山之周文所部土匪，四川旷部的变兵，现在都算是“红军”了。此外，《红旗》上所大声呼喊的“红色闽西”，倒还未曾编成第几军，据最近从那边来的一个工人同志说：自朱毛的“红军”侵入后又有省城的政变，闽西各县的驻军调走一空，因此农运和“红军”得着自由发展的机会；可是“红军”大半是土匪，有小部分是溃兵，农运领导者多半是富农及中农，他们的问题得到相当的解决，对于“红军”及“苏维埃”都很冷淡，更不愿参加“红军”，而“红军”及“苏维埃”却竭力保护商人，并出示禁止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这不但代表商人的利益，农民也会有这样的要求）。

　　综计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红军”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它们的现象，已走上内讧、火并，与农村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这都是客观事实，这些客观事实说明了什么？是说明了所谓决定革命高潮的“红军”，这一伟大革命事实之存在和发展，“的确”有它的“中国式的特点”，其实就是非民众直接的武装势力之共同点。

　　无论从理论上看，从事实上看，这种游民无产阶级的“红军”之发展，都没有决定革命高潮的可能，此时不但党内并且党外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因为对统治阶级愤激，遂对于所谓“红军”发生幻想。可是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欲望，终于不能越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因此，他们的愤激与幻想，虽然有时也利于我们，但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若追随他们的意识，而不将先锋队及整个的无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中解放出来，而不根据自己阶级的意识估计自己阶级的力量来决定政策，便是无产阶级的叛徒。

　　没有城市工人革命领导的所谓“红军”，其前途不外是：（一）统治阶级的内部战争一时停止“红军”便要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因自己内鬨而溃散，（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或为他们的经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此外不能有别的前途。

　　我们在这里可以预言：将来所谓“红军”的运动失败了（所谓失败并不一定是马上完全消灭，因为中国的土匪问题是一时不能解决的），史大林派的国际，必然又要归罪于中国党，说他们未能遵守国际的训令，“特别注意工人的罢工斗争”、“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和“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等。其实他们教导中国党以“全国危机和革命浪潮有中国式的特点”和“坚决的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多份的要注意士兵里的工作”，则游民无产阶级意识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本来浓厚，惯于军事投机的中国党，受了国际指导机关这〔样〕的暗示，自然更加游民无产阶级化、农民小资产阶级化，自然更加集中全力于农村游击战争，自然无法同时“多份的”注意到城市工人群众组织与斗争的工作了。这正是史大林派不可恕的罪恶，也就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领导之最后破产！

　　我们的结论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是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绝对不能做我们的卫军与支柱；缺乏土地的贫农，在中外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几重榨取压迫之下，势必起而斗争，我们当然应该和他们有很好的联络，并领导他们的斗争，但仅仅是这个还不是革命的出路；主要的是要加紧城市工人的组织与斗争，必须城市工人革命高潮峰起（即普遍的政治罢工），才能够得到城市及农村苏维埃及赤卫军的组织，才有转变现有的所谓“红军”的武装为民众之直接的武装势力一部分可能。

　　四月十三日

　　署名：陈独秀
　　《无产者》第二期
　　 193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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