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报告|陈独秀

政治报告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特别会议）

　　此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主要点还是关于国民党问题。因为自江西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又发生许多新的变化，我们有重新讨论之必要。国民党问题不是很简单的，是牵连许多别的政治问题的，所以国民党问题，可说就是全般政治问题。国民党问题之要点乃是一个民族革命中联合战线问题，也就是一个整个的民族革命问题。我们先说这个问题的历史方面：

　　中国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是一九二二年国际第四次大会讨论东方问题时决定的策略。这个策略决定后，至一九二五年“五卅”才广大的实际应用出来，此时民族的联合战线，亦即所谓“赤的联合战线”。五卅运动之成功，就是民族联合战线之成功。当时这个战线非常扩大，自工人以至军阀莫不加入这个战线（当时张学良、孙传芳等都通电响应，捐款援助），一时民众势力非常发展。但同时反赤的联合战线即英、日、张、吴的联合战线也随着形成起来。他们的目标便是讨灭南赤、北赤，结果反赤的联合战线成功，赤的联合战线失败，如北方国民军之失败，北方的“三一八”大屠杀，南方的“三月二十”，就是反赤的联合战线成功，赤的联合战线破裂之表现。

　　自三月二十至七月四日为反赤运动最盛时期。自七月四日国民军退出南口，反赤的联合战线开始分裂，不能继续。奉系军阀在北方得势，不但奉、直发生利害冲突，英、日两帝国主义亦因此在北方失了势力之均衡。并且奉系内部直系内部也有冲突，如奉系新旧派之争，直系吴、靳之争等，这都是不可调解的利害冲突。军阀内部帝国主义间都如此冲突，反赤联合战线遂完全破裂。同时赤的联合战线，自北伐以来又渐渐恢复以至扩大，自工农以至资产阶级绅士，甚至一些小军阀，均有联合于此战线之势。如江苏绅士说：“赤化并不可怕，只有绿化真可怕（指绿林的奉系军而言）。”上海大商人主张联合工商界以解决上海问题；苏、浙、皖的绅士商人组织三省联合会；上海的工商学各团体组织市民公会，共同反抗奉鲁军南下。但最近九江、南昌攻下之后，这个赤的联合战线又有发生危险的倾向。这个危险倾向的由来：一因江西战胜后，军事势力有离民众而往右走之倾向；二因工农运动之发展，使资产阶级恐惧；三因帝国主义改用新的分离政策；四因我们之失策。兹分述如下：

　　（一）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军事的胜利和民众运动的高潮，使帝国主义者不能不认识南方的革命势力已不可以强力去消灭，惟有用软的方法去和缓。即最顽强的英国在天津会议后，亦不得不暂时停止以前“打”的政策，代以“拉”的政策。即是帝国主义者开始对国民政府表示让步，将来或可提出比“五卅”更多的让步，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条件：（1）保留大部分不平等条约；（2）离开苏俄；（3）禁止工潮等。用这些条件拉着国民政府向右走。同时帝国主义者在另一方面，复想拉着大商买办阶级为他压服工潮的工具，公开的在汉口英文报□报上劝中国商人应与外国资本家合作对付工潮。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一个危险倾向。

　　（二）国民党之右倾——国民党中的一般游移分子，自湘、鄂工农运动之突起，即因恐怖而表现右倾。尤其是在武汉工潮中，他们以为武汉、江西取得之后，行动便当和平些，不然已得的胜利恐怕就会保不住；同时又以为北伐的胜利，民众势力都握在C．P．手里，如果民众势力太发展了，这是C．P．势力的发展，因此更加以限制。他们这种右倾的表现，不是现在始，在十月联席会议前就如此。联席会议的结果，表面是左派胜利，实际议决自议决，实际掌握政权的蒋介石，执掌党权的张静江、丁维汾等浙江派山东派，均藐视决议案而日行其右倾政策毫无所顾忌。现在大部分政治军事势力握在右派手里，在后方李济深日事压迫工农运动，甚至纵容部下杀戮农民运动者，他不但主张限制工农运动，即对工农商学联合会的运动他也反对。至于前方的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仍然表示很右，最近表示“乡村农运可做，城市工运则当停止”。右派对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虽尚未公开的阻止，但实际上急欲缓和工农运动以取得帝国主义者承认国民政府。他们不想以革命的争斗取得统一中国的政权，而想由帝国主义的承认以取得统一中国的政权，这本是国民党的传统政策。丁维汾说：“现在北伐要紧，我们应该停止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柏烈武说：“列强有承认国民政府的意思了，我们应该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免生阻力。”这是赤的联合战线之第二个危险倾向。

　　（三）商人的恐慌——北伐胜利后工人组织勃起，经济罢工遂一发而不可遏止，尤其是久受压迫〈的〉武汉工人，这样不但引起大商人的恐慌，尤其是一般中小商人因手工业工人店员之罢工，更是无法应付。中小商人素来受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大商人三层剥削，现在更加上工人店员罢工，经济濒于破产，因此他们自然很容易站到大商买办那边也反对工人，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三个危险倾向。

　　（四）我们党中的“左”稚病——我们同志中“左”稚的现象约有数种：（1）看不起国民党。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思想，尤以粤区同志为甚，有人曾说：“国民党自三月二十以后，已经死了，五月十五以后，已经臭了，我们还把这臭死尸抱在怀里做什么？”可是北阀军事的胜利所给北方军阀及民众运动勃兴之影响，仍然证明国民党还不是一个臭死尸。（2）包办国民党。许多好的国民党分子说：“我们不反对C．P．赤的政策，所反对的是C．P．处处把持国民党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同志包办的反响。这种包办不一定是有意的，但包办的结果，一方面没有国民党，一方面也没有C．P．了。（3）包办民众运动。我们不但要包办国民党，并且要包办一切民众运动，三月二十、五月十五以前在国民党内包办，现在更在国民党外包办。包办的结果，国民党没有群众，左派的群众和左派领袖隔离了，于是左派未能有力的形成。没有一个有力的左派和我们合作向右派争斗，其结果自然只有我们单独的领导群众和右派的军事政治势力直接冲突，在形式上直是C．P．和K．M．T．冲突。在现时，这种冲突正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而非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所需要的。（4）否认左派存在。这种完全否认左派的思想，特别粤区的同志最厉害，他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至于左派呢，亦没有这回事”。还有鲍同志以为真能解决农民问题，只有解〈决〉土地问题；因此他说：“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才是真正左派，现在国民党中无左派。”这是一种新奇的逻辑！否认左派的结果，我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与右派合作，一是退出国民党而领导群众和国民党冲突。这两条出路都要不得，我们的出路只有留在国民党中联合左派和右派争斗。鲍同志这种错误见解的原因：一是所定左派的标准太高；二是忽略了中国目前争斗的问题。中国目前的争斗是要继续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和反军阀土〔地〕主劣绅土豪的民主运动。在国民党中谁完全赞成这两个运动的就是左派，否则便是右派。因为国民党的左派必须是民主主义者，若只赞成反对帝国主义而不赞成反对军阀、地主、土豪劣绅的人，便是封建主义者，当然是右派，这种右派分子，在国民党重要人物中还非常之多。解决土地问题，当然是对地主土豪最后的打击。可是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在宣传上自然可以由目前争斗的这些问题，引申到根本的土地问题。若是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做争斗口号，便是停止争斗；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党左派标准，自然是没有左派。减租减息等目前的争斗，在农民群众中，比解决土地问题更是迫切的要求，赞助这些要求的国民党左派之已经存在，比希望有一个赞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左派出现，更合于事实。因为想象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做不必要。（5）误解党的独立。我们的党之独立，是指独立的政治宣传和党的组织，而不是说在现时一切实际政治争斗都应该独立行动，不与国民党合作。有些同志这样解释党之独立，所以往往幻想组织工、农、商、学一切群众在我们直接领导之下，包办一切民众运动而不必与国民党合作。北京、湖北的同志都有这种思想，尤其是在广东的同志，他们更加上否认左派之存在，自然会发生“我们当然站在民众一方面与政府对抗……民众与政府的冲突中，亦即表现出整个的C．P．与国民党的冲突”这种错误观念。这种离开国民党的左倾错〈误〉，和以前不想发展党的组织，几乎沉没在国民党中的右倾错误，对于党是同样的危险。（6）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在长沙，在武汉，我们都没有经过国民党把手工业工人店员和中小商人的关系弄好。尤其在武汉，有些手工业工人店员的过高要求，逼得中小商人和总商会合作反对工会。至于未能制止纠察队对于商人之胁迫和侮辱，更是万分不应该继续的现象。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四个危险倾向。

　　以上四个危险倾向汇合起来，随地随时都会使联合战线破裂。此时破裂之可能性已异常严重，我们急应努力进行以下各项挽救的策略：

　　（一）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以巩固赤的联合战线。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帝国主义之新政策和商人之恐慌还在其次。我们固然不幻想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能够相近而至于零，我们必须注意联合战线之巩固的程度，乃以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远近为正比例。

　　（二）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对内继续民主的统一争斗，即推翻都市中封建的军阀政权，推翻乡村中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政权之争斗；对外继续独立平等的争斗。在过去的经验，国民党每次得到一点军事胜利，便马上向敌人妥协而右倾，而失败，现在的右倾大部分也是为了要与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封建势力）谋妥协。要挽救其现在的右倾，惟有继续争斗，惟有督促其实行武力与民众结合继续向敌人争斗，才能挽救民众日益向左，武力政权日益向右之危险的现状。

　　（三）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有些同志主张国民党的军事势力应该集中，这是一个幻想。国民党的军事势力集中，不但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国民党的军事势力集中与反动局面之促进必成为正比例，军事势力越集中，反动越大；集中越快，反动来的也越快；集中在谁手中，谁就先反动。这乃是国民党之党的威权不能制裁军事首领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民主主义不发达的国家的必然运命。

　　（四）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以前的宣传都集中在民族主义一方面，这种简单的宣传运动，每会为军事独裁者所利用。现在为抑制军事独裁的局面之向前进展及向右反动，必须开始作民主政治的宣传和运动。抽象的宣传民主主义是不够的，必须指出必须实现国民会议，省民会议，市民会议，乡民会议，城乡政权归人民，才是民主主义的政治之具体的表现。更须切实说明凡是民主主义的政府，必须向左站在民众方面，给民众以充分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之自由，而不能向右站在帝国主义、大商买办、地主、土豪劣绅方面压迫工农运动。尤须珍重说明，此时的农民运动，正是帮着民主主义的政府向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进攻，正是为〈民〉主主义的政府扫除其敌人，巩固政府的基础，而不是加害于政府。民主主义的政府不应该援助他自己的敌人（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压迫他自己的帮手（农民）。

　　（五）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一切群众组织和运动，尽可能的和国民党合作，尤其要援助左派的势力发展，使左派领袖获得群众，努力在小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工人、店员、学生、小商人）的群众中发展左派的国民党组织，竭力援助左派达到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胜利。这一政策我们从今天起即须开始工作。右派早已着手活动，派人到各地集合他们的势力，甚至于拉拢西山会议的分子、工贼及一切反动分子入党做他们的群众，以备第三次全国大会与左派竞争。第三次全国大会如果胜利从于右派，则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政策及对工农运动的态度，必更有大的变动，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

　　（六）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军事首领不任政府的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须在政府管理之下，以减少国民政府之军事独裁的性质与形式。

　　（七）确定我们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我们此时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非常困难，因为各地手工业工人及店员对于厂主店东之罢工，乃是小资产阶级当中的利益冲突，两方面都是民族的联合战线中所需要的，我们势不能偏袒哪一方面，而又不能中立，我们只得采取下列政策：在消极方面，努力向店员工人解释，不便向厂主店东提出他们经济力限制以上的过高要求，更不可轻取罢工手段，尤其在日常生活品的商店（如米店，柴炭店，油盐杂货店等）；在积极方面，加紧联合战线的必要之宣传，工人援助商人对于苛税苛捐及市民自治的争斗，谋全市面的经济枯竭和金融恐慌之救济。只有这些方法，才多少可以和缓小资产阶级间的冲突，以巩固联合战线。

　　未署名

　　1926年12月13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转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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