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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个党内分左、右派,往往是不可免的事。但是左、右乃比较之词,并不是绝对的,所以一个党里如果有了更左的一派,则以前的左派会比较的成了右派;或者右派脱离出了,以前的左派中右倾分子,也会形成新的右派。

  中国国民党早已有过左右派分化及分裂的历史,我们已常常说过。自去年正月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党内阶级的分化,随着中国社会运动之阶级分化,日渐明显;中山先生死后,党内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正式另立组织:北京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及上海的辛亥同志俱乐部。前者投降段政府,谋在北方发展势力;后者结合唐继尧、赵恒惕、陈炯明等,谋在西南发展势力;这两个俱乐部对于段政府之态度虽不一致,而反对共产派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勾结帝国主义的英国破坏广州国民政府,则是一致的。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公然反动,他们虽然还以国民党自居,并且以纯正的国民党自居,可是我们只能当他们是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不能当他们是国民党右派了,因为一个党中的左右派,虽然有政策的左右倾及行动缓急之不同,而根本目的必然相同,譬如国民党,即令是右派,其根本目的亦不能离开国民革命,国民党以前的右派既然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来破坏国民政府,已明明不但离开而是背叛了国民革命,已经事实上脱离了国民党,还算得什么国民党右派呢?右派毕竟还是以国民革命为目的之国民党啊!

  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经脱离了国民党,那国民党中有没有新的右派呢?有的。自五卅运动的高潮,表现出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中最伟大的社会势力,同时也就加速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形成的过程。这种现象直接的反映到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便竭力的想确定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并且要想在组织上巩固起来。在具体事实所表现的就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上海各马路商联会极力和反动的总商会结合起来,反对工人及学生,又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国民党党员,勾结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假借三民主义的招牌,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来反对阶级争斗,反对共产党,并反对国民党左派,甚至于反对国民政府。一个党,总不免有比较右倾的一部分,只要他不右倾而至于反动,还算是右派而非反动派,我们对于这种右派,并不必特别反对;可是现在国民革命的新右派,一开始即带有反动的倾向,这都凡是忠于中国革命的人都不得不向他们加以不客气的警告。这一新右派在理论上并且在组织上(孙文主义学会)形成起来,一天比一天明显;他们虽然竭力自别于代表官僚买办的反动派即以前的右派,其实他们当中仍然包含着不少以前的右派分子,并且在事实上他们既然反对阶级争斗,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国民政府,客观上便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如谢持、居正、周颂西、孙镜亚等)。

  季陶先生对我说:他们并不反对阶级争斗,只是在国民党的立场不便鼓吹阶级争斗;然而事实上近几天的《民国日报》上反对阶级争斗之论调都非常之高。

  他们暂为顾全中山先生遗嘱计,尚未公然反对苏俄,然而他们在取消共产派党籍宣言上,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借以维持苏俄”;又说“扫除任何属性的帝国主义”,所谓任何属性,不用说所谓“赤色帝国主义”也包含在内。

  他们反对共产党更不用说了。他们说共产党只要民族主义,对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都唾弃而且加以攻击;其实共产党不但努力民权运动(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之要求),并且他的民生运动(工农解放)比任何党派的政纲都彻底。他们说共产党是反对国民革命的反革命;其实不幸此时各处国民革命的工作几乎是共产派在包办。他们说共产党借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其实共产党有他自己的各种机关报各种印刷品,宣传他们的主义与政策,从来不曾借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主义,而且在事实上又何能够在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主义?中山先生、季陶先生都曾经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共产党人都不曾作此惊人之谈!他们口里虽说不信口雌黄地诬蔑共产党,其实他们公然著书通电(例如最近广东孙文主义学会的通电及孙镜亚告国民党同志书等),捏造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无稽之谈,诬蔑得共产党人简直阴贼险狠不成人境;最近为广大问题,不但说共产党早已开除的陈公博是共产党人,并且硬指顾梦渔先生也是共产党人,借以证明共产党夺取广大的阴谋。他们口中虽说承认共产党和他们是政见略有不同的党(孙镜亚都说是“貌为同舟,实类敌国”呵!),可以联合起来,共同作战;其实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无论民族运动民权运动民生运动,他们都表示不和共产党合作,并且他们自己也不独作;他们虽然宣言反段,然而在上海的反段市民大会,他们竟不肯参加,在北京的反段国民大会,他们虽然参加了,而他们的首领邹鲁,都硬逼鹿钟麟下令压迫国民大会,说这次国民大会是赤化运动。

  自讨伐杨、刘以来,左派领袖汪精卫、蒋介石等在国民政府所做的工作,至少我们也应该说功多于过;然而右派对于他们的攻击,竟无所不用其极,不惜罗致许多罪名,假造许多谣言,仿佛汪精卫等真是罪大恶极之徒(见他们致各级党部电,十二月八日上海《民国日报》论文,孙镜亚致汪精卫书等)。他们不但这样攻击汪精卫,并且在西山开会议决开除汪精卫党籍,不许他任国民政府职务;他们这样的举动,简直是有意动摇国民政府,为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梁鸿楷、魏邦平、张国桢、熊克武等复仇。邹鲁等在西山开会,表面上虽然是反对共产派,实际上另有破坏国民政府的阴谋,季陶先生未曾出席西山会议,正因为发见了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

  他们说共产党惯以反革命反动等罪名加诸异己者,可是按照上述的事实,他们应自问和冯自由、邓家彦、马素相去几何?即客气一百二十分,也不能不说是反动的倾向罢!

  他们这反动倾向的根本,是不识中国的国民革命乃整个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他们口中虽然不赞成国家主义,其实他们的根本思想和国家主义者一样,同是误认中国国民革命乃整个一国家的孤独运动,不认识虽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外也有友军,国内尽有敌人;因此,他们遂至对外反对苏俄,对内反对阶级争斗反对主张阶级争斗的共产党;因为左派联合苏俄及共产党,他们遂至反对左派;因为国民政府中最主要的分子是左派,他们遂致反对国民政府;他们的反对倾向就是这样相因而至的。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固然应该和国民党左派结亲密的联盟,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至于反动派,则在于联合战线外了,因为他们已经背叛了国民革命,站在敌人那边了。此时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也非常严重,这倾向若继续发展下去,便和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毕竟是一家眷属,则所谓“新右派”这一名词便应该取消了。

  署名:独秀

  《向导》周报第一三九期

   1925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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