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陈独秀

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受了帝国主义侵略八十余年的中国，为什么欧战后渐渐才有了有意识的民族运动？这是因为：（一）在客观上，一方面中国的工业乘欧洲大战机会一时有了相当的发展；一方面大战后帝国主义者因弥补战中的损失，加紧向中国等经济落后的民族剥削进攻，促起了反抗。（二）在主观上，苏俄十月革命触动了中国青年学生及工人革命的情绪，并且立下了全世界各被压迫的国家及各弱小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之大本营。

　　苏俄十月革命之内容是：（一）城市工人打倒资产阶级而得了自由；（二）乡村农民打倒地主阶级而得了自由；（三）俄国境内的小民族打倒俄皇及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得了自由；（四）全俄人民脱离西欧帝国主义的羁绊而得了自由。前二者是阶级运动，后二者是民族运动，合起来便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之开端。这两种革命运动，在苏俄同时并行，不但没有妨害，而且正因为工农阶级奋起得了政权，对外拒绝与帝国主义的协约国合作，对内取消前俄帝国主义的政策，即强迫民族同化于大俄罗斯的政策，因此民族运动才得到彻底的解决，否则若照当时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政府政策，至今全俄人民仍旧屈服在帝国主义的协约国羁绊之下，俄国境内诸小民族仍旧屈服在资本主义的大俄罗斯政府威权之下，这是毫无疑义的。

　　工农解放民族解放这种双管齐下的苏俄十月革命，他自身的成功并影响到世界革命，后者更胜过前者。盖自十月革命后，多年不能解决的俄国境内诸小民族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苏俄更进而援助近东、远东诸弱小民族与被压迫的国家（如中国、土耳其、波斯、埃及、阿富汗等），建立了全世界被压迫者共同反抗压迫者——国际帝国主义之大本营；这些事实已足证明苏俄十月革命，在民族解放运动上比在工农解放运动上更为成功。

　　按道理讲起来，现在全世界凡是被压迫的阶级以及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都应该联合起来在这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援助之下，共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大家才有出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当然没有例外，也应该顺着这个世界革命的大潮进行；可是还有许多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人们，竟不是这样想法。在一班深受了英美帝国主义教育毒的博士们，不但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根本大患，并且不承认世界上真有什么帝国主义，仿佛是共产党人捏造的名词；因此，中国也自然没有民族解放运动之必要。这班人我们不必去论他。又有一班人很明白中国有民族解放运动之必要，并且明白非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民族无由解放；可是他们以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只好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不必联络苏俄，因为联俄有三个危险：（一）是联俄中国便要实行共产了；（二）是联俄中国便要被俄国侵略甚至于被俄国占领了；（三）是联俄则帝国主义者更要严厉的对付中国了。他们因为怀疑联俄有这三个危险，遂至甘心退出全世界被压迫者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处于独立地位，这正是帝国主义者之所愿，而是中国之不幸呵！他们所怀疑的三个危险，现在略为解释如下。

　　第一，苏俄许多主要人物固然是共产主义者，苏俄实际政治固然也有若干小小部分采行了共产主义的政策；然而决没有不问青红皂白，随意推行于任何国家的道理，因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宗教，决不能不待其国内自然发生而可以从外国宣传出来的。至于苏俄援助各弱小民族及被压迫的国家，这和共产运动更完全是没有连带关系的两件事。苏俄所援助的波斯与阿富汗，都还是专制君主的国家，难道也是共产运动吗？苏俄又曾援助蒙古，难道游牧的外蒙也能实行共产制度吗？苏俄确实援助广州政府，然而除了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陈炯明等造谣以外，广东可曾采行一点共产制度呢？

　　第二，旧俄罗斯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苏俄若要侵略中国，自然是继续旧俄政策，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作同样的行动，取同样的态度，他为什么对土耳其对波斯对阿富汗对中国，都放弃了旧俄所得一切特权，使一切帝国主义者异常恐怖呢？苏俄如果也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便自然要站在帝国主义者那一边，决没有站在被压迫的民族这一边做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运动的道理。所谓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词，乃帝国主义者捏造出来离间被压迫民族和苏俄的结合，如果苏俄真是赤色帝国主义，我们便不必怕赤化了，帝国主义者也不必恐怖我们赤化了。在经济上说起来，苏俄方在刻意消灭资本主义，那里还有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可能，因为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发展之最高形式；在政治上说起来，联合被压迫民族共同打倒帝国主义乃苏俄立国之方针，“对被压迫的民族只予不取”，乃列宁之遗训，他们对土耳其对波斯对阿富汗等，都不曾违背此遗训，岂有单要侵略中国之理。

　　第三，中国自来不曾联俄，帝国主义者对付我们不算不严厉了，反之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正因其民族运动得着苏俄援助而发展，帝国主义者遂有所顾忌而让步；即以中国近事而论，帝国主义者虽然大叫五卅运动是赤化，然而他们正因为中国有了赤化的五卅运动，终不得不于关税会议有相当的让步，尤其是他们对于联俄赤化的广东，五个月以上的总同盟罢工，几乎使香港变为荒岛，广东政府竟不许经过香港军商船进口，日船违令进口，政府军枪杀日本船员二名，日领只得一面向政府道歉，一面请求抚恤死者每人二千元，英、日帝国主义者竟未能以一枪一弹害广东。这是因为：（一）帝国主义者间的冲突甚烈，已没有向我们联合进攻之可能；（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与国家之民族革命，都有乘机奋起之势，帝国主义者已没有以武力消灭此革命大潮之可能；（三）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内，随时都有阶级革命爆发之可能，帝国主义者若以武力压迫苏俄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必为工人阶级所反对，尤其是运输工人足以制其军事运输之死命。并此诸因，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严厉的以武力对付中国政策已不适用，他们今后的政策乃是：（一）以金钱军器收买中国军阀，替他们破坏中国民族运动；（二）教唆中国的反革命派，大喊其赤色帝国主义和反共产，以破坏中、俄联合；（三）以小恩小惠收买中国商人及英、美博士们，使他们协同军阀官僚阻挠工人、农民、学生运动之发展。我们敌人不但在国外并且在国内，他们都根本不要中国有民族解放运动，并不是因为联俄，帝国主义者才要严厉对付中国。

　　我们若明白上述三个联俄的危险都非事实，同时便自然明白全世界被压迫者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必要；并且同时便自然明白所谓“反苏俄”是破坏国外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口号，所谓“反共产”是破坏国内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口号。因为国外反帝国主义最烈的便是苏俄，国内反帝国主义最烈的便是共产党。

　　署名：独秀

　　《向导》周报第一三五期

　　 1925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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