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铁|陈独秀

寸铁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

　　精神生活东方文化

　　我们不是否认有精神生活这回事，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离开物质生活而存在，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代替物质生活。我们不是迷信欧洲文化以为极则，我们是说东方文化在人类文化中比欧洲文化更为幼稚。我们四万万人中，至少总有二万万人不能由正当手段得着衣食住的物质生活资料，还有何心肝来高谈什么精神生活！我们四万万人中，至少总有三万万人不认识我们这倒运的象形字，还有何脸面来高谈什么东方文化！我们若把精神生活当作神圣，把物质生活当作鄙陋，个人贫苦事小，一群贫苦事大；不但贫苦而已，而且因此辜鸿铭一班人，硬说中国人不爱清洁正是重精神轻物质的美德。我们若把东方文化当作特别优异的东西，保守着不思改进；其实人类之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许多人所论列的中国、印度、欧洲文化之异同，多半是民族性之异同，不尽是文化之异同）。东方现有的农业的文化，家庭手工业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拜物教、多神教的文化以及这些文化所产生之一切思想、道德、教育、礼俗、文字不解放的文化，西方以前也曾经历过，并不是东方所特有的什么好东西，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于幽谷！如此提倡精神生活，如此提倡东方文化，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了！我虽不认识张君劢，大约总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梁任公本是我们新知识的先觉者；章行严是我的廿年老友；梁漱溟为人的品格更是我所钦佩的；但是他们提倡那些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反对，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梁漱溟说我是他的同志，说我和他走的是一条路，我绝对不能承认；他要拉国人向幽谷走，我要拉国人向康庄大道（不用说这康庄大道也有许多荆棘需我们努力砍伐）走，如何是一条路，又如何是同志？更有一位浑沌不过的浑沌先生，他在《东西文化到底能够融合吗》那篇论文（见民国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栏）里说：“梁先生不知道中国化是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世界未来之文化即是中国化，而中国化成为世界文化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变迁了。”“虽然在大都市里与知识阶级里有禁不起西方化的诱惑而投降的，但在大部分的农民，仍旧勤恳地种着田，纯朴而且自然，仍旧无思无虑的过那孔老的生活，一些儿没有变动，只待西方化、印度化来到他们的中国化面前低头。”他又分析东西文化不同之点是：西方人全靠自己的力满足欲求，印度人全靠神的力满足欲求，中国人没有欲求。这位浑沌先生真算名称〔副〕其实了！他有何证据断定中国人没有欲求？由古之穴居野处茹毛饮血一直到今之饮食、衣裘、车马、客室，不是欲求是什么？他怀着西方化来到农村向中国化低头的幻想，他不看见西方化来到中国农村驱遣无数农民去而为匪为兵的事实！可怜我们东方化的农业与手工业，已被西方化打的零落不堪；因此，建筑在东方文化的农业手工业上面之政治、法律、思想、道德都随着摇动起来，这位浑沌先生还做着梦说：“一些儿没有变动。”我不知道梁漱溟先生也认他是走一条路的同志吗？

　　国学

　　曹聚仁先生说：“我们的社会，毕竟建筑在东亚大陆上，社会中各个体，毕竟要受旧文化的影响，一切思想绝不能离了历史独自存直的。”他这段话我完全赞成，他以这样的精神来研究中国的古董学问，纯粹是把他看作历史的材料来研究，我不但不反对，而且认为必要，尤其是在社会学与考古学。但是用这样精神去研究他，只可称他为“国故”或“中国学”，而不可称他为“国学”；因为国故与中国学，都只表示历史材料的意思，而“国学”便含有特别一种学问的意思。学问无国界，“国学”不但不成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如适之、行严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

　　夷场上的农村立国

　　注意农业和农村运动，在任何国家都应该重视，不但是中国。但章行严所谓农村立国，不是这两个意思，乃是拒绝近代之奢侈的生活与文化，回复古代之简陋的生活与文化。此事在历史的进化上，不但我们没有自由开倒车之可能，即使可能，其结果只是使吾族的生活与文化更退一步，更和生番野人接近一步。行严高车美食的在夷场上提倡农村立国论，绝不去农村着手丝毫运动，他自己也曾认过错；更奇怪的是他近来忽然登报发起集资十万元办《甲寅》周刊。行严君！以十万元办一周刊，在欧美大工业资本社会原不算什么，连工业后进的日本还不配，何况中国；行严君所理想的农村立国的社会，比现在中国人之生活与文化更简陋的社会，是否有此穷奢极欲之需要可能？行严君之行如此矛盾，简直是神经错乱！

　　圣人也得崇拜商品

　　古物固然应该保存，但未必定要把藏经佛像等，由陕西卧龙寺，搬到上海康有为家里，才算是保存吧？天冷了，圣人自然也须穿皮袍，但未必有向陕西官厅索取八十件皮袍的需要吧？康有为何故如此，这是很容易解释的。皮袍八十件，尤其是藏经唐佛，一到上海便是重价的商品，圣人得此，以后便可以只忧道不忧贫了。这位康圣人不但及其老也如此，他壮年在美洲在南洋也是如此。我们似不必专以此菲薄他，这不全是他的罪过；因为圣人也免不了衣食住，“忧道不忧贫”这句话，不过说着好听，其实没有这回事。我们也不是说康圣人这种行为是正当可以取法，不过以为在商品崇拜的社会里，虽圣人也未能免俗，这是毫不足奇的事。因此，我们更相信社会制度可以左右个人的意识，个人的意识不能左右社会制度。因此，我们更希望圣人之徒梁启超、张君劢等，勿再迷信化石的东方文化或宋儒道学足以救济今之世。

　　署名：独秀

　　《前锋》第三期

　　 1924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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