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问题|陈独秀

中国农民问题

　　（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

　　（一）

　　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在这些地方之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有些自耕农居多数而且是小农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像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利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然所受外货侵入生活困难及贪官劣绅军阀灾荒之痛苦，往往也能激起他们的群众运动；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到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

　　（二）

　　中国人口约六千余万户，而农民有四千万户以上，是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俄国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日本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即此人数上看起来，我们应感其重要。此农民大群众，其经济生活程度虽非相差甚远，而经济地位则有几多复杂之区别，兹将地主与农民略分为十等如下表：

　　有地过万亩之大地主，在全中国每省不过十人左右，此等大地主少数是前清贵族，大多数是旧官僚或新军阀，他们对于佃农有很大的威权；股份公司居极少数，因为旧法耕地之利润远不及工商业，故城市的资本家多不肯投资经营农业。

　　有地过千亩之中等地主，全国至少在二三万以上，他们半居乡村，半居城市，有的是在城市兼营小工商业者，有的是官僚后裔之无职者，专恃收取地租维持生活。其居乡村者，或为绅董把持乡村之政权，或为高利营业盘剥贫农。

　　有地过百亩之小地主，其数至少十倍于中等地主，他们大多数居住乡村，其职业或在乡镇经营小商业，或在乡村为绅董。

　　最大多数之农民，非自耕农即佃农，据民国七年农商部统计如下：

　　依此统计，自耕农民之数多过佃农一倍，其中相差最甚者，为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则相差极微。

　　自耕农民中有兼为地主者，是一家族人少而地多，除自耕外尚有余地租给别人耕种，一方面是自耕的农民，一方面又是收租的地主，此种农民为数不多。自耕农民中有兼为雇主者，是一家族自耕自地而劳动力不足，雇用别人帮忙，此种农民为数甚多。此两种农民，不独占有地土权，无向地主缴纳地租之义务，而且得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掠夺他人之剩余劳动，其生产物不仅供给一家生活及农作上的需要，并且，至少在丰年时可以获得盈余，变成初步积累的资本，是以此种农民应属之中产阶级。

　　纯粹自耕自地之农民，为数亦不少，其所种之地则甚少。其自耕兼佃农，则因一家族人多而地少，除自地自耕外，又不得不向地主租地耕种，此种农民为数不多。此二种农民，虽非半益农，得全收其劳动所得之利益，而无掠夺他人劳动力之机会，虽丰年亦难有多量之盈余以为积累；只以完全占有土地所有权，生产工具及生产物所有权，应属之小有产阶级。

　　佃农兼雇主，是向地主，租地耕种而劳动力不足、雇用别人帮忙者；纯粹佃农，乃由一家族任工作不雇用他人者。此二种农民人数略相等，其中又分二等：（一）纯粹无地权者，地主随时可向佃农收回其租出之耕地，（二）半有地权者，佃农曾出等于当时地价半值之金额向地主租得耕地，其后能以同等金额或较少之金额辗转租给别人耕种，原地主只能向现时耕地之佃农收取地租，除出资购回此半佃权外，不能自由收回耕地另给别人耕种。佃农们租地时，须向地主缴纳押租金（或名羁庄，退租时可以收回）每亩约一元左右；耕种时须自备生产工具（牛、农具、食粮等）；所得生产物须缴纳一部分与地主，缴纳之方法，或预约一定之额租（或名铁租），无论收成丰歉不得短少，或每年按收成丰歉临时议租；缴纳之数量，至少须在收获物三分之一以上。佃农住屋多随地租得，退租时须退还地主。地主对于佃农甚尊严，大地主尤甚，有“东佃如父子”之谚。此等农民既不能掠夺他人，又为地主所掠夺，不能全收其劳动所得之利益，丰年尚可勉强供给一家生活及农作上的需要，荒歉时则衣食且不足，又加以地主追缴租课，不胜其困苦，因此每年秋收时，各地佃农罢租讼案往往占各种讼案平均百分之三十以上。但此种半益农，虽不占有地权或只占有半地权，然仍占有生产工具及收得并管理其劳动所得之一部分生产物，故应属之半无产阶级。

　　雇工是各种农民出一定工资雇用他们做工者，此种雇工分成人及童工两类，和长工及短工两种办法；长工以年计，每年工资由二十元至四十元不等，短工以下种或收获时短期间计算，工资略高；童工专事牧牛及零碎轻工作，每年工资不过数元；唯各种雇工的伙食均由雇主供给，且间有供给衣服者，长工多给以住所，短工则不然。此种雇工，倘不失业，其生活费反较佃农稳固；唯其不但无地权，而且没有生产工具及收得并管理其劳动所得生产物之权，纯粹是被雇者，各种农民中，只有他们是无产阶级。

　　以上七种农民中，后三种（佃农兼雇主、佃农、雇工）都是无地的农民，在全国农民总数中约占百分之四十，人数当在九千万以上；因为自耕农民虽多过佃农一倍，而加上雇工，无地者人数纵不能与有地者相等，当亦不至相差甚远。

　　各种农民所占地均甚少，此时不但无集中的倾向，而且有分小的倾向，据农商部之统计，农民耕地多寡别，民国六年七年比较如下表：

　　（三）

　　中国农民之痛苦计如下诸端：

　　（一）一般农民之痛苦

　　a．外货输入之结果，一般物价增高率远过于农产物价格增高率，因此自耕农民多卖却其耕地降为佃农，佃农则降为雇工，或改业往城市为苦力，沿海者则移住海外，多数则流为兵匪，此为中国目前兵祸匪祸之一大原因。

　　b．政治不良之结果，军阀战争及水旱灾荒，也都是使农民困苦失业流为兵匪之一大原因。

　　合上列两个原因，农民失业者之日渐增多，可以农商部各项统计证明之：

　　1．耕地减少亩数

　　2．被灾亩数

　　以直隶、山东、江苏三省最甚。

　　3．荒地增加亩数

　　其中增加最巨者，第一是黑龙江省，由民国三年一万六千六百余万亩，民国七年增至六万八千七百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二是广西省，由民三四百余万亩，民七增至一千四百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三是奉天省，由八百九十余万亩，增至一千七百余万亩，多属官有地；第四是湖北省，由四十八万余亩，增至三百八十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五是山西省，由二百廿余万增至四百五十余万亩，多属私有地。

　　4．农户减少数

　　据此表，民国三年至民国七年，四年之间，全国农民减少了一千五百万户以上，其中失业之农民必有可惊之数！其中减少最巨者为湖南、陕西二省，此为战乱之影响；其次则为浙江、山西、江苏等省，苏、浙为都市工业发达之结果，独山西省工业既未发达，又无战乱灾荒之影响，农户何以减小，岂是模范省缘故？

　　c．农民文化过低，又无组织之结果，地主绅董们，把持乡村政权，鱼肉贫农，两者时生冲突。

　　（二）自耕农之痛苦

　　官吏舞弊额外需索及预征钱粮使地税无形增加，荒歉时自耕农无力缴纳地税，极感痛苦，往往有聚众“抗粮”、“哄堂”之举，农民暴动几全属此数。

　　（三）佃农及雇工之痛苦

　　a．兵匪扰乱及水旱灾荒使农民大为移动，所移住地外来农民之增加超过需要时，同业间发生竞争，遂使地主、雇主们对于佃农、雇工所要求之条件日益苛刻。

　　b．因城市物价及生活费日益增高，地主们对于佃农之需索随之日益加紧。

　　c．以上述种种压迫之结果，农民因衣食不足及农作上的需要，尤其是春夏间青黄不接时，不得不出于借贷，于是高利盘剥者或地主，乃乘机以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百的利息，吸取贫农之血汗，此项痛苦以无地之佃农为最普遍而且特甚。

　　（四）

　　欲解除此等痛苦，且引导其加入国民运动，应依各地情状采用下列方法：

　　（一）教育及宣传　教育以农暇时授以文字（应注意注音字母的传布）及世界大势。宣传以“排斥外力”、“打倒军阀”、“限田”、“限租”、“推翻贪官劣绅”口号（最好是携带影灯的巡回讲演）。

　　（二）组织及实际运动　组织有四种：

　　a．农会　小农中国之农民，他们各阶级间无显明的分化，此时全乡村各种农民（自耕农、佃农、雇工）可就其共同利害之点，联合为一个组织。各地旧有农会虽有法律的地位，而组织之分子多非农民，今应鼓吹真正农民改造之，以反对横征暴敛之官吏，压迫佃农之大地主及鱼肉贫农包办选举之劣绅为对象；以“组织消费协社”、“组织农民借贷机关”、“组织谷价公议机关”等为实际运动。

　　b．乡自治公所　此亦系旧有的地方政治组织，南方各省尤正在进行，在此组织中应以组织乡团抵御兵匪，改良水利，要求“县长民选”为主要运动。

　　c．佃农协会　以向政府要求“限田”（限制私有地权在若干亩以内，即以此等大地主、中地主等限外之地权分给耕种该地之佃农）、“限租”（每年应纳地主之租额，由各农村佃农协会按收成丰歉自定之）为佃农特有之运动。

　　d．雇农协会　以协议工资及介绍工作为主要任务。

　　署名：陈独秀

　　《前锋》第一期

　　 1923年7月1日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