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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吾人对于指导人类行为一切名词之解释若无一定的概念,则行为者及批评此行为者均易于堕入迷途而不自觉。中国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评家往往堕入迷途,正以对于革命与反革命这两个名词无明了的概念故。

  综计人类社会兵争之祸有四:(一)外患,这是种族间的侵略战争;(二)内乱,这是野心家抢夺政权的战争;(三)革命,这是社会组织进化的战争;(四)反革命,这是社会组织退化的战争。

  遍一切现象界均日在进化的过程中变动不息,人类社会也是现象界之一,在如流不息的渐变中,积诸多复杂的因果关系,往往现出组织上的顿变,革命便是这种顿变之代名词。

  革命既是社会组织进化过程中之顿变的现象,则革命必以不违反进化社会组织为条件,反革命必以违反进化为条件,内乱乃以社会组织之进化或退化两无主义为条件。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评家必须明白了解这些观念,然后才不至堕入迷途。

  人类社会之历史,乃经过无数进化阶段及多次革命战争,乃至有今日之组织及现象;其组织进化之最大而最显著者,乃是由部落酋长进化到封建诸侯王,由封建诸侯王进化到资产阶级,由资产阶级进化到无产阶级。在这些最大而最显著的社会组织进化之中,又各有几多比较小的比较不甚显著的进化阶段;在每个进化阶段新旧顿变时,都免不了革命战争。革命之所以称为神圣事业,所以和内乱及反革命不同,乃因为他是表示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显著的现象,他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

  因此,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评家都应该明白了解革命与进化之关系,对于一个革命运动都应该以他的内容及起因或结果是否有进化的意义定功罪,不应该以他的行为者属何阶级何党派定是非。因为一个阶级一个党派的理想比较是静的,社会现象比较是动的,以静的阶级党派理想应付动的社会变化,便往往因前后对象不同,一个阶级一个党派在前是革命的,在后是反革命的。动的社会进化日在新陈代谢之中,一个静的阶级党派,对于障碍他进化的旧阶级党派,他是新的革命的,同时对于比他更进化的阶级党派,他便变成旧的反革命的及新的阶级党派进化的障碍物了。

  封建诸侯王在打破部落酋长制建设比较的统一政治时代,他是革命的,到了民主革命时代,他便是反革命的了。民主派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他是革命的,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他便是反革命的了。在这些阶级争斗亦即社会组织进化最显著的时代,固然明白显出他们革命的及反革命的性质;在这些时代之每个时代中,又复有几多小的进化阶段现出革命与反革命的争斗;在一些进化阶段短促变化复杂的社会里,一个党派的理想,一个人的行为,同时能建革命的功劳也能造反革命的罪恶。

  秦始皇以武力兼并六国,建设统一的政制,建设统一文字,这是革命的,至于焚书坑儒压迫言论,便是反革命的了。段祺瑞在赞成辛亥革命反对洪宪帝制讨伐张勋复辟时,本是革命的人物,后来组织卖国机关(安福俱乐部)讨伐西南护法军,便是反革命的行为了。康、梁一派人在戊戌变政时代是属于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以后完全取反革命的行动。赵恒惕在参与辛亥革命及讨伐洪宪时,也算是革命分子,到了割据湖南惨杀黄、庞时,便是反革命的军阀了。陈炯明在辛亥革命时代,在漳州时代,在讨伐陆荣廷、莫荣新时代,都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党,后来阻挠北伐军,驱逐孙中山,便是反革命的行为了。胡适之先生说陈对孙是革命行动,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陈炯明举兵逐孙,不但未曾宣告孙中山反叛民主主义之罪恶及他自己有较孙更合乎民主主义之主张,而且逐孙后,做出许多残民媚外的行为,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反革命的军阀。吴佩孚在奉袁世凯命讨伐护国军时,在奉段祺瑞命讨伐护法军时,本是一个反革命者,但是他讨伐段祺瑞安福部、张作霖交通系,都是革命的行动;因为段祺瑞、张作霖、安福部、交通系这班卖国的反动派失去政权,是给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能够得着政治上发展的机会。

  不但封建式的党派人物在这进化阶段短促变化复杂的社会里同时现出革命的及反革命的两种行动,即民主派社会主义派也往往前后取革命反革命两种不同的态度。例如:法兰西的共和派,在十八世纪打倒帝政时是何等急进的革命先觉,在二十世纪因为要压迫无产阶级的共产运动,不惜与帝制派宗教徒妥协;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党,在帝政时代是何等革命的英雄,现在因为反对劳农政府不惜和一切反动派合作。

  因此,我们对于革命与反革命可以决定两个概念:(一)革命应以社会组织进化为条件,不应以武力暴动为特征,因为革命反革命及内乱都要取武力暴动的手段;所以不但用武力改进社会组织是革命事业,凡是在社会组织进化上阶级争斗的日常工作,都是革命事业,凡是一个革命家万不可误认革命之手段(武力暴动)为革命之目的(社会组织进化)。(二)我们称许一个革命派攻击一个反革命派或自命为一个革命派,都不应该以一个阶级、一个党派或个人之静的名称为标准,应该以那阶级党派个人之动的行为为标准。

  我们若是明白了解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概念,对于任何党派甚至于任何军人每个革命的行动,都可以与之联合;这种联合纯然是革命的联合,为推进革命的过程而联合,为克服反革命而联合,决不是妥协的联合。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进化阶段上未认清目前最反动的敌人是谁;我们又可以看出益友社反对一个较开明的军阀取媚一个最反动的军阀之政策的错误。

  署名:独秀
  《向导》周报第十六期
   1923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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