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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思想与国体问题


  ——在北京神州学会讲演(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

  今日本会开讲演会,适遇国会纪念日,鄙人不觉发动一种感想,所以选择此题。鄙人感想非他,即现今之国会非君主国的国会,乃共和国的国会。方才李石曾先生演说“学术之进化”有云:“政治进化的潮流,由君主而民主,乃一定之趋势,吾人可以怀抱乐观。”鄙人以为李先生的理论,固然不错,但是鄙人对于我国现在情形,总觉得共和国体,有无再经一次变动,却不能无疑。

  自从辛亥年革命以来,我国行了共和政体好几年,前年筹安会忽然想起讨论国体问题,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虽然是狠奇怪,鄙人当时却不以为奇怪。袁氏病殁,帝制取消,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大家都觉得中国以后帝制应该不再发生,共和国体算得安稳了,鄙人却又不以为然。

  鄙人怀着此种意见,不是故意与人不同,更不是倾心帝制舍不得抛弃,也并不是说中国宜于帝制不宜于共和;只因为此时,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不过胆儿小,不敢像筹安会的人,堂堂正正的说将出来。其实心中见解,都是一样。

  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

  数年以来,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西洋学者尝言道:“近代国家是建设在国民总意之上。”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

  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若是一面要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而且此种“脚踏两只船”的办法,必至非驴非马,既不共和,又不专制,国家无组织,社会无制度,一塌糊涂而后已!

  现在中华民国的政治人心,就是这种现象: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政府考试文官,居然用“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和“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为题。不知道辨的是什么上下?定的是什么民志?不知道共和国家何以有君?又不知道共和国民是如何小法?孟子所谓人伦,是指忠君孝父从夫为人之大伦。试问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是否能容这“以君统民,以父统子,以夫统妻”不平等的学说?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国会议员居然大声疾呼,定要尊重孔教。按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孟子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荀子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董仲舒道:“《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这都是孔教说礼尊君的精义。若是用此种道理做国民的修身大本,不是教他拿孔教修身的道理来破坏共和,就是教他修身修不好,终久要做乱臣贼子。我想主张孔教加入宪法的议员,他必定忘记了他自己是共和民国的议员,所议的是共和民国的宪法。与其主张将尊崇孔教加入宪法,不如爽快讨论中华国体是否可以共和。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学士文人,对于颂扬功德铺张宫殿田猎的汉赋,和那思君明道的韩文杜诗,还是照旧推崇。偶然有人提倡近代通俗的国民文学,就要被人笑骂。一般社会应用的文字,也还仍旧是君主时代的恶习。城里人家大门对联,用那“恩承北阙”、“皇恩浩荡”字样的,不在少处。乡里人家厅堂上,照例贴一张“天地君亲师”的红纸条,讲究的还有一座“天地君亲师”的牌位。

  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若是一但〔旦〕帝制恢复,蔡孑民先生所说的“以美术代宗教”,李石曾先生所说的“近代学术之进化”,张溥泉先生所说的“新道德”,在政治上是“叛徒”,在学术上是“异端”,各种学问,都没有发展的余地,贵学会还有甚么学问可讲呢?

  署名:陈独秀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1917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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