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季陶先生：

　　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这个运动的最初期代表人物，要算谢惠生先生和冯自由先生；其次便是马素和邓家彦两位先生；最近便轮到你季陶先生了。我现在把你列在他们一起，你必定不服，并且我也承认你的知识和行为都非他们可比；不过你关于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实与他们无甚出入。单在这一点，就可以把你列在他们一起。邵元冲先生称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部书所说的道理，至今没有人说过，没有人这样明明白白地说他个透辟无遗，这完全不是事实。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你若细细检查冯自由等从前印行的《护党报》及一些攻击共产党的小册子，你便知道不是你的新发明，他们早已都说过了。同是一样的理论与态度，出于别人便是捣乱，出于著书能文的戴季陶先生，便说是“他在政治的负责地位所应该发表的”，世界上似乎无此道理吧！

　　戴季陶先生！你所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如叙述中国民族文化之消失，如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等，现在且不讨论这些，只就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派的态度，简单的和你谈谈。

　　在理论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这句话我或者不曾说错，因为前几天你和我面谈时，也承认我们争辩的中心就是阶级争斗这一问题。现在你在这本小册中也说：“看明白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大家如果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的需要认清楚，单是一时的盲进，……”“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你们这种简单的思想浅薄的观察，真是荀子批评墨子的话“只见其齐不见其歧”，也就是所谓“读历史只读一段讲道理只讲一半”了。我们乃是唯物史观论者，决不是空想家，因此我们不但不否认中国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且深感这个需要异常迫切，并且在事实上可以证明我们在民族争斗中的努力，不见得比你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更少（你说我们“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这才真是害了空想病”。照你这几句话，确实你还不知道唯物史观是怎么一回事，便信口批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呵！）；可是若因为要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以为这是“一味的盲进”，那便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杀了阶级的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极大的损失。诚然，不只戴季陶先生你一人，我知道有许多人，都以为民族争斗最好是各阶级联合的争斗，若同时不停止阶级争斗，这种矛盾政策，岂不要破坏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么？

　　在形式逻辑上看起来，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同时并行，乃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在事实逻辑（即辩证逻辑）上看起来，世间一切真理，都包含在变动不居的矛盾事实之中，不但事实是真理，矛盾的事实更是真理。中山先生说：“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论做方法。”这话真正不错。我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现社会已经有比前代更剧烈的阶级争斗这个事实，也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争斗中需要发展阶级争斗这个矛盾的事实。你开口闭口说我们空想，不顾事实，不认清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需要，我现在正要和你谈谈事实和真实需要，绝不谈什么空的理论，看看到底谁是空想，谁是不顾事实。你说“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这几句话是对的。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乃是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我们国家自由民族平等之目的，若是不能解答这个实际问题，单是怀着得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的空想，便是只有目的而无方法，只望结果而不知造因了。

　　我们究竟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呢？这一问题，乃是中国国民革命各种问题中第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用国民的力量吗？用全民的力量吗？这种笼统话，在讨论实际问题时，当然不应该说，当然只能说用国民中一大部分革命的民众之力量。在中国那些部分民众的力量是革命的呢？年来革命运动的各种事实已经答复了这个间题：在广东沙面、商团、东江杨刘诸役，工农阶级的民众是革命的呢？还是大商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在此次五卅运动中，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而牺牲的，是上海、香港、广州、汉口、青岛、天津、南京的工人呢？还是这些地方的商人？汉口、天津、青岛商会向军阀告密，破坏爱国运动，各省商会破坏排货运动，在民族运动上又是甚么意义？以上这些事实已明白告诉我们：在民族争斗中实有阶级争斗之必要。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大半操诸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手，国内军阀又从而破坏之，在国民革命未有相当的成功以前，只有因缘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而生存的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民族的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很难发展。

　　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决不会有欧洲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出来（这是辛亥革命未能完成之大原因）。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因此，我们便应该认识，阶级争斗即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必要的，不可把他和社会革命、劳农专政、实行共产并为一谈。再者，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我们若不否认有他民族援助的必要，我们便应该看清他民族中究竟是何阶级真能援助我们；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德国、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的无产阶级及共产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对我们表示热烈的同情，德、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诬蔑我们讪笑我们。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民族运动和阶级运动之天然的密切关系。这一点中山先生看得最清楚，所以他坚决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跨国民党及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政党接近。

　　在你们或者要说，你们也不否认工农群众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并且主张要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才能使他们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可是只宜立在国民最大多数幸福的见地上拥护工农的利益，不能立在阶级争斗的见地上面。其实你们若当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阶级争斗；若只是把拥护工农利益这个口号写在论文上党纲上，当作一种不兑现的支票不去实行，那么自然不会有赞成阶级争斗的嫌疑，而同时却也不能够得到工农群众的了解。这是因为群众只有为具体的切身利益争斗而信仰某一政党，是不会为抽象的主义而信仰的。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你们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一定取争斗的形式，而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产阶级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厂主以仁爱之心待工人，地主以仁爱之心待佃农，这是百年难遇的传奇材料，一个实际争斗的政党，如何采用这样幻想的策略？“仁爱之心”这件东西，如果能够解决世界上实际利害上的冲突问题，那么，便可拿他感动清室让权于汉人；也可以拿他感动北洋军阀尊重民权；也可以拿他感动帝国主义者解放弱小民族，由他们自动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此仁爱之道大行，一切被压迫者之革命争斗都用不着，都等是“一味的盲进”了。这种话若出诸欺骗群众的牧师之口，则丝毫不足为奇；既是一个革命党员，即便万分不应该钞袭他们这种谬论！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国民党应该代表各阶级的利益而争斗，如何能够只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而不顾资产阶级的利益呢？不错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当然要代表各阶级的利益；可是国民党是应该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外国帝国主义争斗，如收回关税主权等，而不应该代表资产阶级向穷苦的工农群众争斗呵！在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这些运动上，固然是全国民的需要，尤其直接是资产阶级的需要；中国资产阶级为了这些需要，不但应该赞助国民党，并且不得不赞成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运动，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的买办阶级。

　　你们或者又可以说，在革命运动中固然不能免阶级争斗的事实，即或者至有阶级争斗的需要；然而在国民党的理论组织上，如果阶级争斗说在国民党中盛行起来，如何能使国民党的理想统一组织强固呢？你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谅必也是此义。解答此义，可分数层：

　　第一、国民党的政治理想，似乎不应该离开革命运动中社会的事实需要。前几天你也曾对我说，你决非反对阶级争斗这个事实，因为立在国民党地位乃不便主张之，若立在共产党地位，自然也要主张阶级争斗。其实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策应该建立在社会的事实需要之上，而社会的事实需要决没有建立在政党的理想与政策之上的道理；阶级争斗若果是一种社会的事实需要，国民党亦应主张之，若非社会的事实需要，即共产党亦不应主张之。

　　第二、凡是一个社团之形成，必有他的理想共同点，就是他的利害共同点，为之维系，你所认共信，也不外此物。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三民主义若仅仅是一抽象名词，也可以做国民党的共信，倘加以具体的解释，便不能成为公信，因为具体的解释三民主义，不能免阶级的公同见地；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说若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资产阶级的劳资调协说也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

　　第三、中国国民党既非一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若以为这别信存在有害于党的理想统一与组织强固，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共信，不许有别信存在，这分明是想把全党中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因为在他的组成分子之数量上质量上，都没有那一阶级的群众能够站在绝对主体地位，使党中他阶级的分子自然与之同化。你慨叹邓家彦等右派“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不是他们个人本性难移，乃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级性难移呵！无产阶级的分子之本性难移也是一样。

　　此外只有改造党的组织分子，由多阶级的而为一阶级的之一法；你或者现在已有此企图，一面斥右派为反革命为腐败分子公然主张淘汰他们，一面斥共产派是寄生政策，是不能完全信仰三民主义的异端，提议学从前奥匈国的组织，质之即是党外的合作，使中国国民党自己有自己的组织理论和策略，都完全自成统系。所谓自成统系，不用说是一面向右排斥反革命，一面向左排斥共产派。在右派（代表官僚及地主买办阶级）与共产派（代表工农阶级）之间，左右开刀，中峰特起，自然是立在民族的资产阶级地位。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至少也是促现在各阶级混合的党改变到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党的过程。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们当然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在阶级壮大而分化剧烈的国家，不但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政党截然分开，即资产阶级中，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和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还要分开，大资产阶级中，又分工业、商业、农业、银行资本等各派的政党。然而在事实上，我们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还失之稍早。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初往往都只发生象中国国民党这样多阶级的政党，这种特殊现象，正由社会阶级分化之背景使然，因为政党是社会阶级之反映，不是个人的理想可以造成的。中国近代之阶级分化，同盟会自始即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内地学生、华侨商人）、无产阶级（华侨工人）及游民无产阶级（秘密会党）和官侨〔僚〕买办阶级（保皇、进步、研究这一派人）对抗；其次便是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后，加入了许多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随后这些分子，又三次脱离国民党而与国民党对抗！前二次是因为国民党的首领要贯彻三民主义的革命，脱离出去政学会一派和联省自治一派，最后一次是因为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派之加入，他们又脱离出去一大批，即是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他们三次脱离后，国民党中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现在差不多快肃清了；所剩下的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子，是不是也要分化呢？

　　我们以为这种分化，现在还稍早一点。一是因为无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还没象和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冲突那样利害；一是因为散漫的中小资产阶级，要想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谅必肯承认是代表单一阶级的党，你并且还主张这单纯的国民党仍须容纳工农民众，拥护他们的利益，在形式上似乎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其实某一政党之属某一阶级，是以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不能严格的以组成分子为标准。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所谓完全自成统系的理论，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为中心，一面排斥官僚买办阶级派之反革命，一面排斥无产阶级派之阶级争斗说，代以劳资调协说，以仁爱说欺骗工农群众，使他们安心尽那无权利的义务，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牺牲，这显然是各国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之共同的理论，并不是你季陶先生所特创的。世界在这个理论下的政党很多，他们每每号称国民党，其实都只是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党，因为实际上他是代表自己单一阶级利益的，谁也不能相信这是目前可能的事实，你只要看现在的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所表现的态度就明白了。

　　这里有一个根本原因：民族的资产阶级之形成，是以本国的工业发展为主要条件；本国的工业发展，又以停止内乱、关税自主为主要条件；这岂是目前可能的事？你觉得向右固不好，向左也不好，可惜中间没有多大地方容你立足；凡是一个代表阶级的党，必须有根本阶级的民众做立足基础，全靠他阶级分子来同化，是不行的；目前还没有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如何能够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事实上不可能而勉强使他分化，其结果，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其质量上或者比较现在单纯，组织上也比现在方便，可是在数量上，在行动上，都比现在要大大减色，这岂不是目前的革命运动中革命势力统一之一大损失？

　　你若细细考虑以上这些事实，便不会感觉到排除共产派是中国国民党内目前的紧要问题。

　　在态度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以为共产派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在理论上事实上，指摘我们的话很多，此处不便具谈，只择你指摘我们阴谋破坏的部分，加以负责的答辩。

　　（一）你说我们：“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组织。”你又说我们：“只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C.P.或C.Y.的组织，并且尽力的使非C.P.非C.Y.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我不知你这些话从何说起？在理论上，C.P.和C.Y.之发展，须以有阶级觉悟并真能实际参加阶级争斗的分子为合格，决不是随便在国民党员中可以扩张的；如果像你所说，未必能够破坏国民党，实际却是破坏C.P.和C.Y.。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究竟是国民党帮助C.P.发展，还是C.P.帮助国民党发展呢？至于说到我们尽力的使非C.P.非C.Y.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你未曾举出事实，我们不知你何所指；我们只不懂得，我们有何权力能够使非C.P.非C.Y.的国民党员得着失却训练的工作的余地？

　　（二）你说我们：“这一次在选举中所用的手段，所取的态度，很像要想一举便把非C.P.的排干净。”在理论上，一党中各派选举竞争，不一定是坏现象，大家对于选举冷淡，反不是好现象。在事实上，我们因为他〔改〕组工作忙迫，于国民党代表大会及省党部选举运动，都无暇特别注意，或者有点抱歉。至于说想一举把非C.P.的排干净，在事实上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吗？请你就近查看苏、浙两省当选的分子是怎样！

　　（三）你说我们：“只单纯的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除广东以外，我们不知这国民党在何处有政治的保护力？如果说在帝国主义者反动军阀势力之下，国民党不至和C.P.同受压迫，并且对于C.P.还有政治的保护力，恐怕这不是国民党名誉的事！至于说经济的维持力，我们更不懂解了，我现在负责向社会声明：中国共产党各级党部向来不曾和中国国民党发生过经济的关系！

　　（四）你说我们：用“纵横家的手腕”，“挑拨，想使蒋介石同志和许汝为同志冲突……他们从中扩张势力”。提起这件事，使我十分沉痛！当时蒋、许两先生的意见冲突，已有长久的事实，并且其冲突还要发展到他们两人以外；我们以为这种冲突会使广州政府根本摇动，这实是中国革命运动一极大损失，因此想你能尽力调解这种冲突。这种内部冲突，实是革命政府一个生死关头，你实有能够调解的资格，却不披发缨冠而往救，很悠游的坐在上海著书，已经不是革命家的态度了。不但如此，我向你报告这种冲突的危机，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你不悟掩蔽事实是无用的，反说是我们想挑拨蒋、许冲突，于中取利。此时中国只有仅少可用做革命的军事势力，因此，我们即对于由北方军阀势力蜕化出来的国民军，尚且不愿其内部有冲突事发生，何况是国民党的军队。如果有人挑拨许、蒋冲突，这不仅是损害国民党，简直是破坏中国的革命势力，简直是为英国和张作霖工作，简直是反革命的行为，你说他是纵横家的手腕，还未免太过客气了！至于我们一些不肯掩蔽事实的公开批评，你都看做是挑拨离间，这是由于你们以为我们加入国民党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之根本观念所致。

　　（五）你说我们：“绝对不许单纯的国民党员加入工人运动。如果在工人运动的同僚当中，发现出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便不惜运用种种的手段去诬蔑他，破坏他，务必要使这一个人不能立足而后已。这一件事的证据已经发现得不少了。”这些不少的证据，你不曾举出一个来，我们视为憾事！若是指在北方的张德惠、杨德甫、谌小岑和上海工团联合会一班人，还是不举出来的好，免得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员在工人群众中丧失信用。可是我们绝对没有权力不许这班人加入工人运动，你应该知道香港和广州的工会领袖大多数都是单纯的国民党员。

　　此外我还有两件事要忠告你：

　　（一）当年康梁辈反对同盟会的革命说，大呼革命共和足以召瓜分亡国的话来吓人；现在你反对阶级争斗说，也大呼“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那就真可怜极了”、“把青年的思想化成僵石”、“不能不替中国悲伤”等话来吓人，真可以不必。康、梁辈以为君主立宪尽可达到政治改造之目的，主张共和革命者，何尝不是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呢？

　　（二）邵元冲先生说：“一个团体必须有一种传统惯例或习惯，存在于团体成员的意识中……新团体员的加入，第一要紧是承认传统惯例和习惯。”这几句话或者道着了国民党改组后内部纠纷之真正原因。改组以前，国民党的传统惯例和习惯究竟怎么？然而你又深叹旧党员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似乎你对于党的旧有惯例和习惯，也怀着多少反叛思想。戴季陶先生！我也知道必有许多人要利用你的著作，做反动宣传。你不应只恨他们利用你的著作，你须仔细想想你这个著作为甚么能够为反动派利用，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

　　十四年八月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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