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闲说(29)_阿城

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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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说到世俗，则我这样指名道姓，与中国世俗惯例终究不合，那么讲我自己吧。

　　我的小说从八四年发表后，有些反响，但都于我的感觉不契腻，就在于我发表过的小说回返了一些“世俗”样貌，因为没有“工农兵”气，大家觉得新，于是觉得好，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说过了，中国从近代开始，“新”的意思等于“好”，其实可能是“旧”味儿重闻，久违了才误会了。

　　从世俗小说的样貌来说，比如《棋王》里有“英雄传奇”、“现实演义”，“言情”因为较隐晦，评家们对世俗不熟悉，所以至今还没解读出来，大概总要二三十年吧。不少人的评论里都提到《棋王》里的“吃”，几乎叫他们看出“世俗”平实本义，只是被自己用惯的大话引开了。

　　语言样貌无非是“话本”变奏，细节过程与转接暗取《老残游记》和《儒林外史》，意象取《史记》和张岱的一些笔记吧，因为我很着迷太史公与张岱之间的一些意象相通点。

　　王德威先生有过一篇《用＜棋王＞测量＜水沟＞的深度》，《水沟》是台湾黄凡先生的小说，写得好。王德威先生亦是好评家，他评我的小说只是一种传统的延续，没有小说自身的深度，我认为这看法是恳切的。

　　你们只要想想我写了小说十年后才得见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钱钟书等等就不难体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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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许多朋友常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酷烈，大作家大作品当会出现在上山下乡这一代。

　　我想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本质是狭窄与无知，反对它的人很容易被它的本质限制，而在意识上变得与它一样高矮肥瘦。

　　文学的变化，并不相对于政治的变化，“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来不及有这种自觉，所以我这个晚辈对他们的尊重，在于他们的不自觉处。

　　近年来有一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很引起轰动，我的朋友们看后都不以为然。我读了之后，倒认为是一部值得留的材料。这书里有一种歪打正着的真实，作者将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化构成的皮毛混杂写出来了，由新文学引进的一点欧洲浪漫遗绪，一点俄国文艺，一点苏联文艺，一点工农兵文艺，近年的一点半商业文化和世俗虚荣，等等等等。狭窄得奇奇怪怪支离破碎却又都派上了用场，道出了五十年代就写东西的一代和当年上山下乡一代的文化样貌，而我的这些同代人常常出口就是个“大”字，“大”自哪里来？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可算得是难得的野史，补写了新中国文化构成的真实，算得老实，不妨放在工具书类里，随时翻查。经历过的真实，回避算不得好汉。

　　上山下乡这一代容易笼罩在“秀才落难”这种类似一棵草的阴影里。“苦难”这种东西不一定是个宝，常常会把人卡进狭缝儿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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