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闲说(14)_阿城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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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改造国民性”。

　　也许有办法改造国民性，比如改变教科书内容曾改变了清末民初的读书人，所以民初有人提倡“教育救国”，是个稳妥可行的办法，只是中国至今文盲仍然很多。

　　但通过读书改造了自己的“国民性”的大部分读书人，又书生气太重，胸怀新“礼”性，眼里揉不进砂子，少耐性，好革命，好指导革命。

　　我在云南的时候，每天扛着个砍刀看热带雨林，明白眼前的这高高低低是亿万年自然形成的，香花毒草，哪一样也不能少，迁一草木而动全林，更不要说革命性的砍伐了。我在内蒙亦看草原，原始森林和草原被破坏后不能恢复，道理都就在这里。

　　我后来躺在草房里也想通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一厢情愿，而且它们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都不是，皮、毛到底还是可以分开的。

　　糟粕、精华是一体，世俗社会亦是如此，“取”和“去”是我们由语言而转化的分别智。

　　鲁迅要改变国民性，也就是要改变中国世俗性格的一部分。他最后的绝望和孤独，就在于以为靠读书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得了，其实，非常非常难做到，悲剧也在这里。

　　所谓悲剧，就是毁掉英雄的宿命，鲁迅懂得的。但终其一生，鲁迅有喜剧，就在于他批判揭露“礼下庶人”的残酷与虚伪，几百年来的统治权力对这种批判总是扑杀的。我在这里讲到鲁迅，可能有被理解为不恭的地方，其实，对我个人来说，鲁迅永远是先生。

　　我想来想去，怀疑“改造国民性”这个命题有问题，这个命题是“改造自然”的意识形态的翻版，对于当下世界性的环境保护意识，我们不妨多读一点弦外之音。而且所谓改造国民性，含礼下庶人的意思，很容易就被利用了。

　　中国文化的命运大概在于世俗吧，其中的非宿命处也许就是脱数百年来的礼下庶人，此是我这个晚辈俗人向“五四”并由此上溯到宋元明清诸英雄的洒祭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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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俗既无悲观，亦无乐观，它其实是无观的自在。

　　喜它恼它都是因为我们有个“观”。以为它要完了，它又元气回复，以为它万般景象，它又恹恹的，令人忧喜参半，哭笑不得。

　　世俗总是超出“观”，令“观”观之有物，于是“观”也才得以为观。

　　我讲来讲去，无非也是一种“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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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观过了世俗，再来试观中国小说。

　　“五四”以前的小说一路开列上去不免罗嗦，但总而观之，世俗情态溢于言表。

　　近现代各种中国文学史，语气中总不将中国古典小说拔得很高，大概是学者们暗中或多或少有一部西方小说史在心中比较。

　　小说的价值高涨，是“五四”开始的。这之前，小说在中国没有地位，是“闲书”，名正言顺的世俗之物。

　　做《汉书》的班固早就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而且引孔子的话“是以君子弗为也”，意思是小人才写小说。

　　我读《史记》，是当它小说。史是什么？某年月日，谁杀谁。孔子做《春秋》，只是改“杀”为“弑”，弑是臣杀君，于礼不合，一字之易，是为“春秋笔法”，但还是史的传统，据实，虽然藏着判断，但不可以有关于行为的想象。

　　太史公司马迁家传史官，他当然有写史的训练，明白写史的规定，可你们看他却是写来活灵活现，他怎么会看到陈胜年轻时望到大雁飞过而长叹？鸿门宴一场，千古噱谈，太史公被汉武帝割了卵子，心里恨着刘汉诸皇，于是有倾向性的细节出现笔下了。

　　他也讲到写这书是“发愤”，“发愤”可不是史官应为，却是做小说的动机之一种。

　　《史记》之前的《战国策》，也可作小说来读，但无疑司马迁是中国小说第一人。同是汉朝的班固，他的功绩是在《汉书》的《艺文志》里列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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