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2)

韦小宝这小家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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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人情”和“义气”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特点，尤其是在民间与下层社会中。

　　统治者讲究“原则”。“忠”是服从和爱戴统治者的原则；“孝”是确定家长权威的原则；“礼”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原则；“法”是执行统治者所定规律的原则。对于统治阶层，忠孝礼法的原则神圣不可侵犯。皇帝是国家的化身，“忠君”与“爱国”之间可以划上等号。

　　“孝”是敬爱父母的天性，但统治者过分重视提倡，使之成为固定社会秩序的权威象征，在自然之爱上，附加了许多僵硬的规条。“孝道”与“礼法”结合，变成敬畏多于爱慕。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作品中，描写母爱的甚多而写父爱的极少。称自己父亲为“家严”，称母亲为“家慈”，甚至正式称呼中，也确定父严母慈是应有的品格。似乎直到朱自清写出“背影”，我们才有一篇描述父爱的动人作品。“忠孝”两字并称之后，“孝”的德行被统治者过分强调，被剥夺了其中若干可亲的成分。汉朝以“孝”与“廉”两种德行来选拔人才，直到清末，举人仍被称为“孝廉”。

　　在民间的观念中，“无法无天”可以容忍，甚至于，“无法无天”蔑视权威与规律，往往有一些英雄好汉的含义。但“无情无义”绝对没有，被摒绝于社会之外。

　　甚至于，“无赖无耻”的人也有朋友，只要他讲义气。

　　“法”是政治规律，“天”是自然规律，“无法无天”是不遵守政治规律与自然规律；“无赖无耻”是不遵守社会规律。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情义”是最重要的社会规律，“无情无义”的人是最大的坏人。

　　传统的中国人不太重视原则，而十分重视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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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

　　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

　　古今中外的哲人中，孔子是最反对教条、最重视实际的。所谓“圣之时者也”，就是善于适应环境、不拘泥教条的圣人。孔子是充分体现中国人性格的伟大人物。

　　孔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仁”，那是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好好对待别人，由此而求得一切大小团体（家庭、乡里、邦国）中的和谐与团结，“人情”是“仁”的一部分。孟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义”。那是一切行为以“合理”为目标，合理是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对得住自己很容易，要旨在于不能对不起人，尤其不能对不起朋友。

　　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父母和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两大支柱。所以“朋友”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并列，是“五伦”之一，是五大人际关系中的一种。西方社会、波斯、印度社会并没有将朋友的关系提到这样高的地位，他们更重视的是宗教，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来与之适应，这样的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之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古代无数勇武强悍、组织紧密、纪律森严、刻苦奋发的民族所以一个个在历史上消失，从此影踪不见，主要是他们的社会缺乏弹性，在社会教条或宗教教条下僵化了。没有弹性的社会，变成了殭尸式的社会。再凶猛剽悍的殭尸，毕竟是殭尸，终究会倒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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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古典小说基本上是反教条反权威的。

　　《红楼梦》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父母之命的婚姻，颂扬自由恋爱，是对当时正统思想的叛逆。《水浒》中的英雄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虽然最后招安，但整部书写的是杀官造反，反抗朝廷。《西游记》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写孙悟空大闹天宫，反抗玉皇大帝。《三国演义》写的是历史故事，然而基本主题是“义气”而不是“正统”。《封神榜》作为小说并不重要，但对民间的思想风俗影响极大，写的是武王伐纣，“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最精采部分是写哪咤反抗父亲的权威。《金瓶梅》描写人性中的丑恶（孙述宇先生精辟的分析指出：主要是刻划人性的基本贪、嗔、痴三毒），与“人之初，性本善”的正统思想相反。《七侠五义》中最精采的人物是反朝廷时期的白玉堂，而不是为官府服务的御猫展昭。

　　武侠小说基本上承继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

　　武侠小说所以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原因之一是，其中根本的道德观念，是中国人大众所普遍同意的。武侠小说又称为侠义小说。“侠”是对不公道的事激烈反抗，尤其是指为了平反旁人所受的不公道而努力。西方人重视争取自己的权利，这并不是中国人意义中的“侠”。“义”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往往具有牺牲自己的含义。“武”则是以暴力来反抗不合正义的暴力。中国人向来喜欢小说中重视义气的人物。在正史上，关羽的品格、才能与诸葛亮相差极远，然而在民间，关羽是到处受人膜拜的“正神”“大帝”，诸葛亮不过是个十分聪明的人物而已。因为在《三国演义》中，关羽是义气的象征而诸葛亮只是智慧的象征，中国人认为，义气比智慧重要得多。《水浒》中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人既粗暴又残忍，破坏一切规范，那不要紧，他们讲义气，所以是英雄。许多评论家常常表示不明白，宋江不文不武，猥琐小吏，为甚么众家英雄敬之服之，推之为领袖。其实理由很简单，宋江讲义气。

　　“义气”在中国人道德观念中非常重要。不忠于皇帝朝廷，造反起义，那是可以的，因为中国人的反叛性很强。打僧谤佛，咒道骂尼，那是可以的，因为中国人不太重视宗教。偷窃、抢劫、谋杀、通奸、残暴等等罪行，中国民间对之憎厌的程度，一般不及外国社会中之强烈。但不孝父母绝对不可以，出卖朋友也绝对不可以。从社会学的观念来看，“孝道”对繁衍种族、维持社会秩序有重要作用；“义气”对忠诚团结、进行生存竞争有重要作用。“人情”对消除内部矛盾、缓和内部冲突有重要作用。

　　同样是描写帮会的小说，西洋小说中的《教父》、《天使的愤怒》（Rage of Angels）等等中，黑手党的领袖，可以毫无顾忌的残杀自己同党兄弟，这在中国的小说中决计不会出现，因为中国人讲义气，绝对不能接受。法国大小说家雨果《悲惨世界》中那个只重法律而不顾情义的警察，中国人也绝对不能接受。

　　士大夫也并非不重视义气。《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书中记载了不少朋友之间重义气的史实，予以歌颂赞美。

　　西汉吕后当政时，诸吕想篡夺刘氏的权位，陈平与周勃谋平诸吕之乱。那时吕禄掌握兵权，他的好朋友郦寄骗他出游而解除兵权，终于尽诛诸吕。诛灭诸吕是天下人心大快的事，犹如今日的扑灭“四人帮”，但当时大多数人竟然责备郦寄出卖朋友（《汉书》：“天下以郦寄为卖友。”》这种责备显然并不公平，将朋友交情放在“政治大义”之上。不过“朋友决不可出卖”的观念，在中国人心中确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

　　至于为了父母而违犯国法，传统上更认为天经地义。儒家有一个有名的论题：舜的父亲如果犯了重罪，大法官皋陶依法行事，要处以极刑，身居帝位的舜怎么办？标准答案是：舜应当弃了帝位，背负父亲逃走。

　　“大义灭亲”这句话只是说说好听的。向来极重亲情人情的中国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兼顾”的话说得更加振振有词。说是“兼顾”，实质是重情不重法。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情”总比“法”重要。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虽得人称道，但如他不挥泪，评价就大大不同了，重点似乎是在“挥泪”而不在“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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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兴旺，真正基本毕竟在于生产。中华民族所以历久常存，基础建立在极大多数人民勤劳节俭，能自己生产足够的生活资料。一个民族不可能依靠掠夺别人的生产成果而长期保持生存，更不可能由此而伟大。许多掠夺性的民族所以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生产能力不强是根本原因。

　　民族的生存竞争首先是在自己能养活自己，其次才是抵御外来的侵犯。

　　生产是长期性的、没有甚么戏剧意味的事，虽然是生存的基本，却不适宜于作为小说的题材，尤其不能作武侠小说的题材。

　　少数人无法无天不要紧，但如整个社会都无法无天，一切规范律则全部破坏，这个社会决不可能长期存在。然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情景不适宜作为小说的题材。正如男婚女嫁、养儿育女的正常家庭生活不适宜作小说的题材。（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小说的第一句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写的是不幸的家庭。）但如全世界的男人都如罗密欧，全世界的女人都如林黛玉，人类就绝种了。

　　小说中所写的，通常是特异的、不正常的事件与人物。武侠小说尤其是这样。

　　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决不是故意与中国的传统道德唱反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出于恻隐之心；除暴安良，锄奸诛恶，是出于公义之心；气节凛然，有所不为，是出于羞恶之心；挺身赴难，以直报怨，是出于是非之心。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

　　正统的只有统治者才重视的观念，不一定与人民大众的传统观念相符。韩非指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指责儒家号召仁爱与人情，扰乱了严峻的统治，侠者以暴力为手段，干犯了当局的镇压手段。

　　古典小说的传统，也即是武侠小说所接受的传统，主要是民间的，常常与官府处于对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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