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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黄惟群


  ——读《黄惟群作品自选集》

  一

  我是从《不同的世界》开始认识黄惟群的。《不同的世界》是黄惟群的第一本小说与散文集,所写的人和事都是属于现代的、澳洲的,他希望我能写一篇推介文字。那时(一九九五年)我正在致力于对联文学的研究,几乎谢绝应酬,大部分时间用于“神交古人”。那些古人都是“中国的”,所以与黄惟群也好像处于“不同的世界”。不过我好古而不薄今,对于现代文字,还是有兴趣的,就答应了。

  说实话,我的确很欣赏他的作品――人物刻划生动,对白简洁有力,手法也很不俗,但却未想过作进一步的作品分析。至于有系统的研究,更谈不上了。因为我看到的只是黄惟群世界的一面,且还没有进入他的“世界”,不免有雾里看花的“距离”。于是我就只能作个“点评”,权充“小序”了(名副其实的小序,只有三百字)。而“点评”云云,也真是只评其“一点”,这一点即评论“移民文学”必不可少的“文化冲击”(Cultreal Shock)是也。自觉所评虽然“在理”,但“不及其余”,总是遗憾。

  好在我终于看到了黄惟群的“自选集”。黄惟群也好像知道我有此遗憾似的,把他在中澳两地的历年作品,编成了一部《黄惟群作品自选集》,在即将出版之前,让我先睹为快。读罢,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终于走近黄惟群了!

  在这个自选集中,他写了外婆、父母、妻子、儿女,写了父母那一辈的知识分子,写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知青”朋友,也写了那个时代的干部、农民、寡妇、孤儿。这些人和事,十九是“中国的”(剩下那十分之一是在澳洲出生的,第一次随父母回中国的只有七岁的儿子和四岁的女儿。新一代的“澳华”,应该说是“跨国”的)。至于属于“澳洲的”人和事在他笔下出现的,有给他女儿接生的大夫,有托儿所的阿姨,有俱乐部的洗碗工,有乐于助人的金矿矿工,有慷慨的矿场游客,有乐于亲近华人的洋妞,也有韩珍之辈盲目反华的“搞手”。诸式人等,生、旦、净、丑,贤愚不肖,各有因由。《黄惟群作品自选集》把两个不同的世界连接起来,在让读者对他的人生历程有所了解的同时,大概也可以令读者对于像他这样一个作家是怎样成长的有所了解吧。在中澳两地和他有关的人和事,可不正就是他所凭籍的创作源泉吗?

  二

  走近黄惟群,多少也会有点“新发现”,限于才力、体力,这里只能拉杂写些杂感。

  《红楼梦》中有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对黄惟群的作品,就作如是观。“世事”含有时、地、人三个因素,一个作家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必须懂得“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才能算得上是“人情练达”。黄惟群那篇《黄昏的柠檬树下》写他父母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作佳例。

  走近黄惟群,我才发现,黄惟群是个一身而二任焉的作家,既写“澳洲的”,也写“中国的”,“中国的”写得更好。

  在《黄昏的柠檬树下》,黄惟群写了一件令他父亲大为生气的小事。他的父亲有个老朋友,是上海滩大亨,他曾经帮助大亨创业,关系非浅。解放后大亨去了北京,他父亲自知有“历史问题”,为怕连累朋友,没去找大亨。但在落魄的日子里,却曾去找过大亨的儿子,想把一条地毯卖给他。大亨儿子没要,拿出一些钱给他父亲,把他父亲气走了。黄惟群写道:“爸爸落魄到卖地毯了。可卖地毯,他理直气壮;人家不收要给他钱,他却感到蒙受了莫大污辱!”

  世事有所谓“不能承受的轻”,这件小事大概也算得是吧。有人写“文革”故事,把具有这样风骨的“旧”知识分子称之为“最后的贵族”,黄惟群的父亲和他们一样,虽不是真正的贵族,却也是精神上的贵族。

  黄惟群也写了母亲的一件小事。母亲来澳洲,给他带来了一个烛台,是他出国时扔掉的。他记得小时候常和妈妈去旧货店,把从家中带出来的东西一样样递上柜台,母亲不懂讨价还价,一件貂皮大衣也是那时廉价卖掉的。黄惟群写道:“我相信妈妈从来也没搞清楚,什么值钱,什么不值钱。”

  我相信黄惟群故意没写一段潜台词,留给读者想象。“可在我的心目中,这个烛台,比那件貂皮大衣值钱得多!”

  在西方流行的诠释学(Hermenentics,也称阐释学)有所谓“阐释之循环法”,钱钟书将之概括为“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以免于偏枯”(《管锥编》第一册,一七一页,中华书局出版)。这个方法论似也可以用于文艺创作。

  试看,从黄惟群所写的文革往事中,即使你未经过“文革”,是不是也可以“积小明大,举大贯小”,甚至从小事中略窥“文革”的“本质”呢?

  钱钟书的阐释是学术语言,再听听黄惟群用的文学语言吧。他在谈到新移民文学的“回归现象”时,说:“一段经历、一段往事、一个记忆中的人和一条梦里赶不走的路,全都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不错,这些小事,不仅可以以小喻大,甚至你还可以从小事中领悟到一点人生哲理。

  我想到了两句佛家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走近黄惟群,看到的其实不止这一些。比如说他的《海外华文文学思考》,就写得颇有深度。思考的问题有:海外作家的优势是否局限于写海外生活,海外文学是否已经过时,海外作家多元化的思维,等等,不乏精到之见。

  这本自选集,除了小说、散文、随笔之外,还有文艺评论。对王安忆《长恨歌》的读后感尤其精警,足见他的理论造诣(这也是我的一个新发现),值得重视。

  但我年过八旬,体力脑力,两俱衰退,恐怕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对黄惟群作品的深入研究,还是留给更具新思维的新一代作家及理论家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要你走近黄惟群,相信你也会有所发现。

  二〇〇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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