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6)

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6)

　　研究转向的例子不只一个，另一个更为显著、也对金应熙更具深远影响的是经济学。他不但自修，还上经济系的课程，旁听一位刘先生讲的“经济史”。这是经济系学生必修的课程。大学课程，除非特别标明是“中国经济史”，否则单说“经济史”的话，就一定是西方的，也差不多是等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刘先生和金应熙同是讲师（可能级别略高），年龄只比金应熙大几岁。我曾问金师，为何来旁听刘先生的课，他答：“因为他对资本主义懂得比我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强调“经济基础”的，把经济作为压倒一切的因素。金应熙对经济学发生浓厚兴趣，原因可能在此，特别选修刘先生的课，则可能是为了“知己知彼”。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但这一下可妙了，我一下子又“升级”和金应熙做同学了。但不妙的是，这位刘先生是用英文授课的，我的英文不灵光，大约只听得懂一半，于是我这个本科学生，就非向他这个的外派“旁听生”请教不可了。这位刘先生的课也讲得真好，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讲到凯恩斯（J. M. Keynes），经济学说方面也都有颇为详尽的论述。

　　金应熙的天资和勤奋也真令人惊佩，就以经济学来说，当我岭大毕业之前，他亦足以做我的老师了。毕业前我曾写过一篇有关南北朝庄园经济的论文，在四九年《南大经济》（经济系的学报。岭南大学一般简称“岭大”，学校则称“南大”）发表，这篇论文就是在金师的指导下完成的。他自己也写了一篇《古罗马帝国经济史》，另外还用笔名写了一篇批判凯恩斯理论的文章。《南大经济》主编黄标熊告诉我，金师这篇文章，是应他所请而写的。因为他收到一位研究生写的大捧凯恩斯的文章，他决定刊载，但又觉得有点不妥，商之金师。金师说：“是该为他消消毒”，于是执笔就写，根本不用翻查参考资料，就在编辑室完成这篇论文。

　　凯恩斯是四十年代风头最劲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前人研究的是静态经济学，他研究的是动态经济学，研究如何在不安定的社会中，施行有效的经济政策，达到充分就业的目的。根据他的理论，如果在经济衰退时期，大火烧了伦敦城，反而是件好事，因为在大兴土木重建名城的过程中，可造就全民就业的机会，令衰退变为兴旺。根据他的理论，浪费是值得鼓励的，若只知道节俭（量入为出），则不论对政府或对个人而言，都是最笨的理财手段。他的理论精华，可归纳为一句妇孺皆知的大白话，即“先使未来钱”是也。西方国家（主要是英美），采用他所拟的政策，曾纾解起自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但左派学者，则认为凯恩斯只不过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庸医，一旦药石无灵，便将沉疴难起。故此金应熙说要“为他消消毒”。

　　一晃四十多年，一九九一年《香港概论》上卷出版。时间作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凯恩斯的理论是渐渐不适合了，被其他学派的理论替代了；但资本主义也没有如马克思预言那样崩溃。沉疴难起终须起，不管是“自我完善”也好，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因素也好，总之它的生命还没走到尽头，很可能另有一番景象。

　　四十年过去，金应熙又怎么样了？许多朋友对他的“转行”“去搞经济”感到意外，我则只想知道，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如今又是如何。

　　答案无须他说，就在《香港概论》中。这本书（指上卷，下同）的出版，倒是造成了一个香港罕见的现象，不管左、中、右报，都是一致赞好，尽管此书担任主编的是香港新华社秘书长杨奇。著名评论家孙述宪在《信报》（以经济为主的香港报纸）的文章，誉该书“为‘香港学’的主流作品，是透过香港的自由市场角度，探索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里程碑”（37）。并担心“由于该书对那从‘香港现象’衍生的经济奇迹近乎毫不保留的肯定和认同，它的修订和续出下卷会不会有什么麻烦或出现一些问题呢？”（38）直到九三年《香港概论》下卷出版，他才放下心。那时金应熙已经去世，孙述宪在文章中深致悼念之情，并尊称金应熙为“希望中国能从香港经济的成就得到实惠的金师”（39）。

　　（37）（38）（39）孙述宪《万花筒是不容易研究出结论来的》。（香港《信报》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我和金师最后一次见面在九一年三月，那年六月他就与世长辞了。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们也曾谈到凯恩斯。那是从当前的经济学趋势谈起的，他说目前西方的经济学又回复到亚当·斯密的古典学派了，不主张政府干预（凯恩斯则是主张干预的），由市场经济决定，主张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当然所谓“回复”并非完全一样，多少有点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吧。他说凯恩斯的学说是未必适合今天的资本主义，但不能否定它过去的成就。又说，其实某些常见的经济现象，例如信用咭和分期付款的流行等等，其“创意”都是从提倡“先使未来钱”这一观念来的。尽管那些用家根本不知凯恩斯是什么人，却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从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凯恩斯到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对凯恩斯的全面评价，这其间想也包含了金应熙的迷惘与反思吧。最后那次见面，最后他不无感喟地说：“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这话不错，最少年轻时代的我是。往往把理想所托的事物想得太美好，却不知它也有丑恶、也有残缺、也有污泥浊水与脓疮。一九四八年，我担任《岭南周报》总编辑，《岭南周报》是岭南总会（包括大学、中学、小学的学生会）的刊物，我一“上任”；就在副刊上用冯显华笔名写了一首题为《迎春曲》的新诗，有一段这样说：“不待燕子南归带来了一天春色／不待塞外驼铃报告冰雪的消失／从千万人的面上／（这些自由了的奴隶的笑啊！）／刻划着春天的脚步”。多么“美”，多么浪漫。其实，都是从当时的流行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得来的“灵感”，一切纯属想象。

　　我这个总编辑其实也是名实不副的，纵然不能说是“挂名”，但金应熙做得比我更多。十篇社评，大约总有七篇是他写的；副刊缺稿，也总是拉他来“顶档”；编辑方针——促使岭南人走出象牙之塔——是由我们共同商定的；反内战反饥饿的文章则由他来写。我是“当之有愧”的总编辑，金师才是真正的掌舵人。《周报》“左转”，当然难免受到政治上的压力，而我又恰好是个最不懂得应付政治的人，于是唯有请辞。

　　和金应熙关系更深的是艺文社，社长黎铿是三十年代的童星，在岭大锋头甚劲，金师从成立到解散（那已是我在岭大毕业之后的事了），始终参与社务，可说是艺文社的灵魂。艺文社本来就是“进步学生”的组合，在当年，“进步”的意义就是左，到解放战争后期，越来越左，左得惊人。一九四九年一月，在艺文社主办的一个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黄河大合唱》，也不知怎的，临时加插了一个《我们要渡过长江》。当时正是国共酝酿和谈，共方扬言，和谈不成，就要渡江之际。唱这首歌，其敏感性可想而知。而金应熙当年的显得“天真”、“激情”，亦可想而知。

　　左倾、迷惘、反思，大概是理想主义者的三部曲，至于每一“曲”的时间长短，那就要看每个人的遭遇和“悟性”如何了。需要补记一笔的是，金应熙在感喟“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时，是在说了许多当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之后说的，不过他还是说：“一个人总是要有理想的，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师门恩怨

　　关于金应熙的师门恩怨，我亦有一种“甚难评说的人生”（40）之感。难以评说，只能略抒所感所思。

　　（40）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我于义宁（陈寅恪）之学，直到今日，恐怕还只能说是略窥藩篱。引导我接触义宁之学的人正是金应熙。那时我对佛学着迷，喜欢谈禅说偈，有一天谈及六祖传法偈（按：此偈之流行本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敦煌本坛经则作两偈，字句与流行本略有分别，但意义则相同）。金师问：“此偈如何？”我说：“古今传诵，绝妙好辞，尚有何可议？”金师说：“就是还有可议。”介绍我读陈寅恪写的一篇文章《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41）。

　　（41）陈寅恪《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清华学报》七卷二期一九三二年六月）

　　陈寅恪认为六祖的传法偈，一、比喻不适当。“菩提树为永久坚实之宝树，决不能取以比喻变灭无常之肉身。”二、意义未完备。“细释经文，其意在身心对举。言身则如树，分析皆空，心则如镜，光明普照。今偈文关于心之方面，既已将比喻及其本体作用叙述详参，词显而意赅。身之一方面，仅言及比喻。无论其取比不伦，即使比拟适当，亦缺少继续之下文，仅得文意之一半。”故其结论认为六祖的传法偈，只是“半通之文”，“其关于身之一半，以文法及文意言，俱不可通”。

　　这真是堪称石破天惊的议论，但令我“惊服”的还不止此。后来我又读了陈寅恪的《论韩愈》一文。韩愈以谏迎佛骨获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呵诋释迦”在韩愈的诗文中屡见不鲜。给一般人的印象，好像韩愈和佛教是死对头似的。但陈寅恪则指出，韩愈的“道统”说，表面虽受孟子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故叹曰：“禅学于退之影响亦大矣哉！”在此文中，陈寅恪大赞六祖所创之新禅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我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陈寅恪并不因六祖的传法偈为“半通之文”而影响他对六祖所创之新禅宗的评价，真是值得读者再思三思。我读了这两篇文章，心里想的就是“做学问的就该这样”。不因是权威说的就不敢议，亦不能因其有可议之处，就全盘否定。知人论世，亦不能单一化！例如对韩愈，既要看到他排斥佛教的一面，亦要看到他受佛教影响的一面。

　　陈寅恪史学的特色就在于创见多、争议大（42）。其“大”者如李唐源流考、关陇集团说；其“小”者如李白是汉人还是胡人、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等等，都曾引起争议。例如在李白的胡汉问题上，和他打笔战的就是史学界的“头号人物”郭沫若。郭认为李白确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但他肯定李白是汉人。

　　（42）辛玉梅《陈寅恪之史学》（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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