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29)_金庸

二九

　　池田：我在回顾与中国交往的随笔中曾以“信义之国，信义之民”来形容中国和中国人。中国人传统上是十分重视信义和信用的，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也就是在二十多年间，以此点为基础和中国人进行交流。更进一步来说，领导人的重要资源之一不就是“识时”吗？该退时就退，该进时就进，小心翼翼地注视前后左右，如果能了解“时”，按照“时”来指挥全体，不就是第一流的领导人吗？伯利克里斯就是“识时”的领导者，有一位自觉大受欢迎的领导人，头脑发热地要对别国进行军事行动，许多市民也大加赞成。于是伯利克里斯尝试阴止他，说出了一句名言：纵使不听从伯利克里斯的劝告，只要稍等待一下，听听最贤明的忠告者——“时间”，就不会犯错。事情的发展，正如他忧虑的一样。雅典大败，许多市民牺牲了。虽然气势和人们的团结很重要，可是欠缺了“时”这一条件就难成大事。

　　金庸：伯利克里斯是我最佩服的古希腊人。前年，我在香港大学作了一次演讲，谈论香港问题，曾引述一大段伯利克里斯当年的演说。那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际，伯利克里斯在阵亡将士的墓地发表的。他主要说雅典是一个自由人的社会，宝爱自己的生活方式；雅典人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但雅典人决不会去干预别人的生活，也不希望别人来干预雅典人的生活。将来如有空闲，我或者会把这些演说译成中文。这些演说，记录在古希腊大历史家塔西第特（Thucydides）的著作《编年史》中。他说“时间”是最好的忠告者，真是真知灼见。对于过分急躁的“欲速不达者”，与其固执己见，认为缓进派的主张一定错误，不如多想一想古希腊这位了大政治家的忠告。

　　伯里克里斯临死时的一句话我更加佩服。他重病将死时，大批亲友和下属聚大他病榻之旁，低声谈论，赞扬他的丰功伟绩和造福于国家人民的大贡献。他在昏迷中听到了，接口说：这些胜利和成就，别的将军与领袖们如果运气好，也是可以做到的，他自己真正最伟大的成就，却没有人提到，他觉得奇怪，他说自己一生最卓越的了不起的功绩是——“没有一个雅典人曾为了我的缘故，而不必要的为他亲人服丧。”这句话的间思是说，他在雅典执政数十年，手握大权，没有妄杀一个人；也没有错误的开衅，发动战争；指挥军队作战，也从来没有因指挥错误或强求胜利而多牺牲一名雅典军人的性命。打仗而牺牲部属性命，有时无可避免。但执政数十年而不妄杀一个，那就伟大得很了。在《布鲁达库英雄传》中有很多英雄出现，说到最出名的英雄要算是亚历山大大帝吧！

　　池田：不单只先生如此，我少年时也很向往他的行为呢！由于有这份感动，我在过去曾创作了一本以青少年为对象的书叫做《亚历山大大帝的决断》。

　　金庸：是吗？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我也想一读。

　　池田：我相有关亚历山大大帝的文章和著作不知有多少，但其中详尽地描写他的著作当以《布鲁达库英雄传》为最，其他描写亚历山大大帝的书多少都参照了这本《布鲁达库英雄传》的内容。上述那本拙作了也从《布鲁达库英雄传》中得到许多启发。

　　金庸：您所写的题材撷取了哪一个场面呢？

　　池田：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病重之际那一段情节——友人、医生菲立普为处于危笃状态的亚历山大大帝调药。话分二头，亚历山大大帝此前曾收到一封信，信上写着：“菲立普已为敌方所收买，要杀害亚历山大大帝。”但是，亚历山大大帝却将那封信放在枕头之下。然后，当菲立普送药过来时，他什么也不说，把那封信交给菲立普，自己却将那药接了过来。以后就发生了一幕令人惊叹的剧情。菲立普读着那封信，而亚历山大大帝则将那药一饮而尽，然后两个人不禁眼光相角，各自想法却大不相同。亚历山大大帝以开朗的、和善的面容向菲立普表示信赖的好意；而菲立普并未为诽谤而怕得要死，他一边向苍天伸出手呼喊神明作证，一边俯身向床上的亚历山大大帝表白，请他相信他这个朋友。因吃了药，亚历山大大帝在沉沉的昏睡之后终于恢复健康，菲立普确实不是叛徒。没有什么比“以怀疑来分割友情的纽带”更甚的计谋，但以友为重的亚历山大大帝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

　　金庸：以亚历山大大帝的胆识作为故事确实是引人入胜的桥段，是令读者留在脑海中的难记一幕。中国历史上也有一段相类似的有名故事。三国末期时，晋斩羊祜和吴国的陆抗各守边界，两军对抗。羊祜和陆抗都是很修养的君子，有一次陆抗生了病，羊祜知道了，送了一齐很有效的药给他。这是敌军统帅送来的药，多半不怀好意，陆抗的部下都劝他不可吃，怕是毒药。陆抗说：“安有鸩人羊督子哉？”（意思说：“羊督子（即羊祜）这样的人，怎么会对人下毒呢？”）毫不迟疑就把药吃了，不久病就好了。当时与后世之人都很向下服二人的风度胸襟。羊祜逝世后，连敌国吴国的人也很怀念头他，见到他的纪念碑时都会掉眼泪，这碑称为“堕泪碑”，据说现在还保存在湖北省襄阳市。

　　池田：毫无疑心地相信朋友、他人，在那种开朗的、光明磊落的心胸中，任何邪恶都不能取胜。可是，布鲁达库描写出人性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魅力，宛如亲身经历一样，令人惊叹。（笑）《布鲁达库英雄传》对以笔写作的人来说，实在是一本“范本”啊！

　　金庸：我读到这部书时已过三十岁，已在香港。起因在于研究莎士比亚几部戏剧如《恺撒大将》等的来源。诺斯译本是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文写的，比莎士比亚的文章还要古雅，典雅华丽，对我当时的英文程度来说，是太难了一点。我苦苦研读，又学英文，又研究文学，对于书中的道德意义就比较忽视了。

　　池田：此书之所以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其原因之一是它以“传记”的形式行世吧！一个人的言行，一个事件都容易被理解。历史的“轮廓”鲜明地浮现出来。

　　金庸：历史学家认为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写历史，世上最早的是中国司马列迁的《史记》，其后是班固的《汉书》。《布鲁达库英雄传》比《史记》至少迟了了二百年。

　　池田：二书相较，想来会有一些不同之处的。

　　金庸：我以为，比较起来，《史记》用少得多的字数，描写人物更加神采习扬。以对偶式人物合传而并论之，司马列迁也早就使用了，如合传孙子、吴起，合传白起、王翦，《孟子荀卿列传》、《范睢蔡泽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并传卫青、霍去病）。这种体裁中国史家此后也常袭用，如《唐书》并传李靖、李，并传房玄龄、杜如晦。布鲁达库当时不会见到或听闻到《史记》的内容，他的并传合评体当是自创。如果没有这部书，也就没有了莎士比亚几部重要的戏剧。

　　池田：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至死也不能脱胎换骨掉的耻辱和孤愤，转化到“创造历史”的情热中去遭遇苦境，能留下什么呢？一般情况之下，人的真正价值可以就此看出。司马行曾对他为什么写《史记》作了如下的剖白：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粉笔也。

　　金庸：这是《太史公自序》的一段文字。

　　池田：自古以来，在历史中留下名著的人，大抵为遇难而发奋，从而获得创作的源泉，苦难是可化为前进的能源的。我所信仰的日莲大圣人就是在遭逢大难之中写出了《开目抄》、《观心本尊抄》这两本重要著作的。我的恩师阐释其来由时说：“大圣人的伟大不单只是能忍受苦难，而是在最大的灾难之中说出最重要的法门。”这也不限于文章的世界，而是跟一切人生都相通的真实吧！一流的人物就是不管处于任何的逆境中也不随波逐流而能保持坚强生命力的人。

　　金庸：相信《布鲁达库英雄传》的日译本一定很不错，才会对日本的文化界影响较大。对于中国，影响就不这么大了。因为此书译本是战后在台湾出版的。中国在民国初年，军政领袖及大文人与日本关系密切者不少，如孙中山先生、蒋介石、戴季陶、廖仲恺、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等。但自日本加紧侵略中国，中国人对日本仇视加深，双方文化交流趋于中断，是很不幸的。

　　池田：自十九世纪末至本世纪前半叶的日中之不幸的关系中，我认为所谓《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大正四年，1915年），应该是重大的转折点、分水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乘欧美诸国窥伺中国的局势，强硬提出扩大日本在中国权益的要求，这是近代日晒最大的愚蠢行为和愚笨行为。使得当时的中国政府，把接受日本最后通牒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以此为开端，日本就渐渐强化军国主义，向地狱的斜路堕落下去。在我们的对谈中，我曾多次提出：“日本人不要忘了曾对中国做过的野蛮行径和愚行！”“如果希望真正的日中友好，就不能对过去所作为采取暖昧的态度！”今年六月一日，在原子弹投放地广岛的“中国和平纪念墓地公园”树立了“世界和平祈愿之碑”。您亲笔为之题书这个碑铭，我从心里表示十分的感谢。

　　金庸：别这样说，我是以真诚的“和平之心”来认真书写的。只可惜我的书法不佳，我要到六十岁之后才真正开始练书法，又未得名师指点，所以欠缺功力。

　　池田：您太谦虚了。在日本，对于传递原子弹的贻害和战争的悲惨的意识已渐渐淡薄了，而对于这种倾向能如烈火般愤怒吼的人也愈来愈少了。然而，您却一丝不苟地书写这个碑铭，这是燃起对和平的情热，也成为一种新的象征。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