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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金庸: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

  池田:是吗?我可是初次听到。失去孩子的父母亲的心情只有当事者才可理解。我也是这样,我曾失去我的次子。我的恩师户田先生也有过这样痛苦的经历。他还年轻的时候,他的仅有一岁的女儿夭折了,这是发生在他皈依佛教前的事。他曾经感伤地缅情道:“我抱着变得冰冷的女儿,哭了整个晚上。”过了不久,他的夫人也撒手人寰,这使得他认真地思考有关“死”的问题。

  金庸:此后一年中,我阅读了无数书籍,探究“生与死”的奥秘,详详细细地研究了一本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情》(Man's Concern With Death)。其中有汤恩比博士一篇讨论死亡的长文,这篇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但不能解答我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这个疑问,当然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我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这时回忆书中要义,反复思考,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我的想法,后来我忽然领悟到(或者说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去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

  池田:户田先生也曾在失去长女及妻子之后的一个时期信奉过基督教,但是,关于“生命”的问题,却始终无法令他信服,也无法解答困惑和疑问。您之所以认为基督教不合您的想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能解答“生死观”的问题吧!那次会晤,我们说起过的康丁霍夫·卡列卢基先生曾经说过:“在东方,生与死可说是一本书中的一页。如果翻起这一页,下一页就会出现,换言之是重复新生与死的转换。然而在欧洲,人生好似是一本完整的书,由始而终(没有新的一页)。”这也就是说,东方与西方的生死观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生死观”,您曾作过竭力的思考,当然也不会满足于那种将人生视作“一本完整的书”的生死观吧!但是,佛典浩繁,不可能一口气学完,那种苦读和钻研殊非易事啊!

  金庸:是啊!中国的佛经卷帙浩繁,有数万卷宗之多,只读了几本简单的入门书,就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我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但还是勉强读下去。后来读到《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几个月之中废寝忘食、苦苦研读,潜心思索,突然之间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不过中文佛经太过艰深,在古文的翻译者中,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实在无法了解。于是我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的英文译本。所谓“原始佛经”,是指佛学研究者认为是最早期、最接近释迦牟尼所说佛法的纪录,因为是从印度南部、锡兰一带传出去的,所以也称为“南传佛经”。大乘佛学者和大乘宗派则贬称之为“小乘”佛经。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

  池田:能以汉译的佛经与英译的佛经相对照比较,才可能对之进行研究。

  金庸:英文佛经容易阅读得多。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像我这种知识分子容易了解、接受,由此而产生了信念,相信佛陀(印度语文中原文意义为“觉者”)的的确确是觉悟了人生的真之前道理,他将这道理(也即是“佛法”)传给世人。我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的接受。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从痛苦到欢喜,大约是一年半时光。

  池田:我希望您能原原本酝谈谈当时的心情。

  金庸:随后再研读各种大乘佛经,例如《维摩诘经》、《楞严经》、《般苦经》等等,疑问又产生了。这些佛经的内容与“南传佛经”是完全不同的,充满了夸张神奇、不可思议的叙述,我很难接受和信服。直至读到《妙法莲华经》,经过长期思考之后,终于悟——原来大乘经典主要都是“妙法”,用七妙的方法来宣扬佛法,解释佛法,使得智力较低、悟性较差的人能够了解与接受。《法华经》中,佛陀用火宅、牛车、大雨等等多种浅近的比喻来向世人解释佛法,为了令人相信,甚至说些谎话(例如佛陀假装中毒将死)也无不可,目的都是在弘扬佛法。

  池田:《法华经》是“圆教”,如果从作为大乘经典最高峰的《法华经》来的话,其他的佛经,都可谓各执真理一端的说教,一切经全部都可收纳于“圆教”的《法华经》中,宛如“百川归海”。您先学小乘佛经,后再研读大乘经典,得出的结论认为《法华经》是佛教的真髓,这确实反映出先生对于佛教的认真探索之精神。

  金庸:这里也希望先生告知当年加入创作学会、接受佛法的动机、经过和心路历程。对于我,虽然从小就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和《妙法法华经》,但要到整整六十年之后,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了佛法的境界。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我心灵上最接近“般若宗”。

  池田:我的接受佛法,与其说是受日莲大圣人的教义感化,不如说是由于与户田城圣先生个人的邂逅而受感动。二战以后,昨天还满口痛骂“美英禽兽”的大人物们,今天就转而讴歌以欧美为主流的民主主义,实在是丕变一族。我也同许多青年一样,对那些大人物既不信任,又迷失在价值观急剧变迁之中,就与友人去参加读书会等活动,渴望追求和究明“真理”。也因此而遇上户田先生,在初次见面时,我就劈头直率地向他提出三个问题:“什么是正确的人生”、“怎样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关于天皇制”的看法。对我这个籍籍无名的青年,户田先生却毫无保留地真诚解答,而且这种解答没有任何暖昧之处,是十分清晰的。当然,我对于户田先生的回答并不能全盘理解,但却深受感动, 烙印于脑海这中,换言之,从户田先生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生命之光” 和“人格之光” 照进了我的胸间。

  金庸:我读过您写的自传性著作《人间革命》,书中曾详细再现了你们师徒二人见面的情况。

  池田:原先,我对于所谓宗教并不太喜欢,而且,说起日莲宗的佛教,少年时代常常见到的光景就浮现在眼前——那是一些穿着白色装束,一边调皮打着圆记太鼓,一边在街上结队游行的人们。说真的,那印象并不太好啊!(笑)

  金庸:但是,直到加入创价学会之前,先生曾有过怎样的“心的历程”呢?

  池田:实际上,入会之后,还有过“加入这学会真不妙”的想法。(笑)却因为户田先生这稀世之师的魅力把我留住。想来也许金庸先生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的青年时代关于“人是什么”、“人生该怎样活着”这些叩问,想来比现代青年更为认真。我也曾为之苦恼,因此就为自我摸索学习。最近,有一本在日本成为大众议论的书叫《苏菲的世界》。内容是说有一位叫做苏菲的少女,被一个迷一样的人物提问后被引入哲学森林——以少女的目光作为向导,把深奥难明的哲学史的发展变成十分容易学习的东西,因而成为畅销之书。在这个哲学之旅的出发点上,作者这样写道:苏菲拆开两封信;一封是您是认?另一封是世界从哪里来?多无聊的问题嘛!再说,这些信是从哪儿寄来的呢?这件事几乎和这两个问题一样,是个谜。是谁把苏菲从平平无奇的日常生活抽离,突然强迫她要寻根究底于宇宙的大谜题?“我是谁呢?”“世界、宇宙从哪里而来呢?”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是谁也不明白的问题。但是,不能说因为谁也不明白,也就不去追问。

  金庸:说得对,虽然历经多少时代变化,文明亦进步不少,仍是不能够解明这些问题。

  池田:特别是,“生前”、“死后”这样的题目是人们普遍的、永远的疑问。如对此命题不能真挚以待,人生大概就会变得浅薄吧!极端地说,那就是“事后如何,全然不顾”,即只顾眼前一时快乐地糊里糊涂地活着。

  金庸:关于“拜金主义”也是这样,我同您看法相同,就是对人生的意义失去质询,这也是其最大的原因。

  池田:甚有同感。加入创价学会之前后我也曾尝试努力解明这一命题。因此而学习哲学、阅读文学。有时候,曾对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哲学十分憧憬,有时也曾对柏格森“变的哲学”的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以“心的历程”而言,我就是在遍尝这个历程之后,才遇上佛法这个适合于我的归宿。在与户田先生初会之际,我有一种感觉,在先生生命中所放射出来年强烈光线之前,曾令我感觉到魅力的爱默生、柏格森的形象就如太阳一出,春霞就淡淡地消失一般了。我把这份找到“真理”时的感动,用即兴诗来送给户田先生:旅人啊!您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呢?然后,又往何处去呢?这是一个萦回脑际挥之不去的题目,因此才会即席写出这种心情。自此以后,我开始了这种求道之旅。而这个旅途是没有终点的。上次访港时,您曾在府上说过:“对谈,也可以是朋友之间公开作书信往来而交换彼此的看法。由文学开始,彼此把想跟对方说的写出来,如果其他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将这些内容一起分享。”您所说有关“对话”的形式与意义可谓代表了我们对谈的“心意”。能同您这位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师畅论“文学”,我是分外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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