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3)_金庸

一三

　　金庸：对。对香港的设计固然重要，但在全中国而言，这只是一个小小地区，只要中国这座大厦建造得坚固完美，香港这个小房间也一定不会太差。

　　池田：您曾会见邓先生，而与他作了长谈，您长期关注世界及中国、香港的政治经济局势，您对中国历史很有研究，请从这些观点对邓小平先生作一个公正的评价。

　　金庸：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先生回日后，我再给先生写信，要翻查资料，摘录一些当年我会见邓先生的谈话记录，说明他的见识和胸襟。

　　（编者按：金庸写给池田的信，附于本单章末。）

　　池田：我期等着收到你的信。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时代是一个不能与战争记忆分割的时代。去年春天，您在创价大学演讲时，有位创大的学生向您提问：“金庸先生‘站在民众一边’的理论是怎样产生的呢？您简要地作了以下回答：我想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成长的时代。战争的年代是生活十分困难的时代，我看到民众的苦难，因而就决心从此要与民众站在一起。——日本对亚洲各国，特别是在中国犯下了许多野蛮的行径，而数千年来，正是中国传给了日本诸般文化，受此恩惠的日本应将之视为“恩人之国”，然而，不谈“报恩”而还之以一犯再犯的罪行，真是罪不可逭。

　　金庸：在日本军阀侵略中国期间，我就已知道日本有一部分有识之士反对这场侵略战争。战后我数次旅行日本，曾会见好几位日本当年反对侵华战争、战后尽力对中国友好的社会领袖，例如：冈崎嘉平太先生，还有文化界的某些领袖人物，他们都是胸襟广阔、有远大见识的人物。

　　池田：我们日本人的心胸不够阔大吧！战后，日本没有对中国道歉，反而是追随美国的冷战政策继续敌视中国。直至最后仍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日本也有一份。然而，对于这样的国家，中国却抱着极大的宽容，说是：“犯罪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日本的民众是无罪的。”我同周恩来总理会见时，就听他说过：“中国没有要求战争赔偿。因为日本人民也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如果提出索赔的要求，结果要由同为受害者的日本人民来偿还。”中国人民的这种高贵的心意，日本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以后永远不应该忘记！

　　金庸：我了解到，在日本当年以及今日的舆论气氛下，池田先生公开对当年的战争表示谴责和负疚，不但需要明湛的智慧、关怀全人类福祉的仁人之心，更需要有大无畏的勇气，那真是所谓“大智、大仁、大勇”。中国古代的圣人孟子说：“自反而缩，虽万千人，吾往矣。”意思是说，仔细考虑之后，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合乎正义、正理的，那么就算有成千万万的人反对我、攻击我，我仍是坚持自己的主张。能身体力行去贯彻始终的，那不就是池田先生吗？

　　池田：您过奖了，不敢当。我的恩师户田城圣先生曾说过：“日本只有获得亚洲各国的信赖，才能称为和平之国。”以心交心，正是我要付诸行动的打算，若非如此，日本会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在那场侵华战争中，日本军也对先生的故乡（浙江）造成极大的破坏吧？

　　金庸：日本军队曾占领大半个浙江，造大极大的破坏与损害。日本军队侵略我的故乡时，我那年是十三岁，正在上初中二年级，随着学校逃难而辗转各地，接受军事训练，经历了极大的艰难困苦。我的母亲因战时缺乏医药照料而逝世。战争对我的国家、人民以及我的家庭作了极重大的破坏。我家庭本来是相当富裕的，但住宅给日军烧光。母亲和我最亲爱的北北都在战争中死亡。我中学时代的正规学习一再因战争而中断，所以对中国古典文学及英文的学习基础没有打得稳固，到了大学时代及大学毕业后才凭自学补上去。不过战争也给了我一些有益的磨炼。我此后一生从来不害怕吃苦。战时吃不饱饭、又生重病几乎要死，这样的困苦都经历过了，以后还有什么更可怕的事呢？

　　池田：确实令人感慨，这一切可说是人生的弹簧，金庸先生这样坚强的人格是在青年时代练就的，青年人有必要去经受磨炼。自古以来，就有人认为接受军事训练是具有教育青年的效能和作用的，但结果却是这种教育不是让青年丧失生命就是强化了他们杀人的动机。况且，现代化战争已经远远超过人地从中领悟人生之精神食粮这样的立场，这才更加悲惨，是绝对不应允许的。以前，美国的哲家威利·约翰曾倡议：为了更好地将人的斗争本性引导到优良的方面去有必要创立非战争的其他“道德的等价之物”。何谓此“物”呢？譬如说，创设专事和平和建设的部队，“那些有钱人的少爷，如果让他们各自选择，有的去煤矿或铁矿，或者去铁路运输，有的去寒风劲吹的渔船队，或者洗碗刷碟子、洗濯衣物，抹窗子，或是被征用去建设道路和隧道、铸造工厂、汽船的轮机房或高层建筑的工地，娇生惯养的孩子气就会从他们身上消失，他们将带着更健全的感想和坚定的理想回到社会中去。”

　　金庸：这是很好的倡议。以前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劳动，就是这个意思。美国人却只是口头说说，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征兵入伍去打仗倒有过的。我十分了解池田先生您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尽力，创造向上的精神价值，致力于磨炼人格。

　　池田：渐愧，惭愧。我曾多番强调，创价学会的各种“文化节”的意义也一样表现出这种意图，就是为青年们提供“更好地成长”的锻炼之园地。同时，“创价班”、“牙城会”、“白莲组”等培养青年的小组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为了教育青年，为了那些未经历过战争的世代，我想请先生谈谈，战争在您心中留下的最深记忆是什么？也许那是一种痛苦的回忆，但还是请您谈谈。

　　金庸：战时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日本空军投掷的炸弹在我身旁不远处爆炸。我立刻伏倒，听得机枪子弹在地下啪啪作响。听得飞机远去而站起身来后，见到身旁有两具死尸，面色蜡黄，口鼻流血，双眼却没有闭上。附近一个女同学吓得大哭，我只好过去拍拍她肩头安慰。另一次是日军进行细菌战，在浙江衢州城上空投掷鼠疫的细苗条疫苗。当时我在衢州中学上高中，在乡下上课，鼠疫在衢州城中蔓延，病者绝对治不好，情况十分恐怖。哪一家有人染上了，军人将病人搬到衢江中的一艘船上，任其自死，七日后放火烧船，叫这家人换上新衣，什么东西也不能带，立即出门（官方补还其钞票），将整座房子烧了。

　　池田：真是太过沉痛的话题。旧日本军的细菌部队（七三一部队）的罪行，它所留下的伤痕仍然是余烬未灭，挥之难去啊！

　　金庸：当时我是高中二年级，同班有一个同学休育健将毛良楷君染上鼠疫，全校学生校工等立刻逃得干干净净。毛君船在床上只是哭泣，班主任姜子璜老师拿钱出来，重金雇了两名农民抬毛君进城，送上江中的一艘小船。我是班长，心中虽然害怕，但义不容辞，黑夜中只得跟在担架后面步行，直至江边和毛君垂泪永别。回到学校，和姜老师全身互泼热水，以防身上留有传染鼠疫的跳虱。战争期间，唯一自觉有点勇敢的事就只这么一件。

　　池田：日本人所犯下的罪行当然令人汗颜，但更令人感到可耻的是，许多日本人忘掉了这段历史！我曾听说中国人在辱骂人时用的最重的名词是“忘八”。我想那也许是对忘掉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个德行的人的贬义词，对这种“健忘”的行烛十分轻蔑的。换句话来说，日本人大言不惭的政治家却层出不穷。对于亚洲诸国的严厉批判的声音充耳不闻，对于自己的“问题发言”（指否定侵略战争等的讲话）侮辱了亚洲人民也置之不理，怎样伤害了别人也毫不理解，当然连自己所表现的愚昧也不明白，这是许多人所指出的。“和平”，到头来意味着要与这种“键忘”战斗。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先生在德国投降四十周年时发表的著名演说中曾说：“对过去的历史视而不见的人，到头来现在也是瞎眼的人。”忘记过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反省和赎罪心情，也不能誓言和平。日本人对于这种“历史的健忘症”必须彻底地予以纠正。若非如此，就不能被世界视为朋友。

　　金庸：对于战争中的经历，我也有一些问题向您请教。我知道先生令尊子之吉先生是一位坚毅有责任感的长者，本来从事紫菜制造业。

　　池田：是啊！周围的人都叫他“固执的先生”，倒是很贴切啊。（笑）

　　金庸：战争期间生活十分艰苦，先生的四位兄长都被迫参加了战争，长兄喜一先生在缅甸阵亡，另外三个哥哥到呀争结束才从中国回国。先生的父亲和兄长都强烈反对侵略战争。虽然日本是侵略者而中国遭受侵略，但相信中日两国人民都分别受到战争的重大损害。

　　池田：我的长兄当兵被派到中国去，他有一次回家时一副不满的样子无从发泄，他说：“日本太过分了！对中国人真是太狠毒了！”这句话我至今仍常萦怀给忘。

　　金庸：战争期间先生年纪还小，不知是不是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影响。据说先生曾想投考海军航空学校，因父亲不许而未果。这是由于家境穷困呢，还是由于想做军人的英雄式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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