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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易经阴阳与术数


  我国学术界多数意见,认为《易经》成于殷末周初,成立的时候极早,本来的作用是卜占吉凶,作为行为的指导。古人迷信,对于自然界、命运、战争的结果、婚姻、建屋等等大事都不了解,惴惴不安,便占卦来作决定。《易经》的基本道理,是古代哲人根据观察事理和人生经验而得出来的教训,教导人们:万事变动不居,不会固定不易,物极必反,做事不可趋于极端。即使以现代的哲学来看,那也是极有道理的。一般认为,《周易》应当在西周初年即已成型。向来说是周文王所作,这未必为事实,但周文王根据传统资料,加以整理编辑,当有可能。

  《易经》以八卦来表示,以一表示阳,以一一表示阴(现代西洋自然科学以十表示阳,以一表示阴,意思相同)。《易经》的根本观念是阴阳,这本是道家的观念,后来为儒家所利用。

  孔子对《易经》是很佩服的,似乎遗憾没有好好地学习它。《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易经》的爻辞之后,有十篇解释经文与爻辞的文字,称为《易传》,或称《十翼》,儒家相传都说是孔子所作,但宋代欧阳修即表怀疑,近代学者如冯友兰、钱穆、李镜池、戴君仁、陈鼓应等诸位先生以充分证据证明非孔子之作,大概是战国较后期学人加上去的。

  儒家的最重要经书《论语》中极少提到阴阳,孔子也几乎不谈阴阳。

  阴与阳是中国人思想中极早出现的一种观念。本来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中国的地名中阴阳二字甚多,一个地方在山峰或河流附近,太阳照到的称之为阳(水之北、山之南),背着日光的称为阴(水之南、山之北、在西周时代,周太史伯阳父即以阴阳二气来解释为什么发生地震,认为那是阴阳二气不能调和而冲击,因而发生地震。《红楼梦》中,史湘云向她的丫环翠缕解释阴阳的概念,就既浅明而又有趣。一般认为,天地宇宙之间,任何事物都有阴阳,所以电有阴电、阳电,人有阴(女)阳(男)之分。日为太阳,月为太阴。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更以为,阴阳二气是人以及万物的直接根源。《庄子·田子方》:“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易经》的原本本来很注重阴阳,但后世的传世本《易经》反而不大讨论阴阳的互济,可能是目前流行的传世本经过后世“尊阳贬阴”的儒门弟子所改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易经》,时代较传世本为古,对阴阳规律性的谈论反而更多且更好。李学勤先生著《周易经传溯源》一书见解精辟,其中说:“易卦由阴阳两爻构成,本来蕴涵着阴阳说的哲理,故《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但传世本经文的卦序,却很难找出合于阴阳说的规律性。在体现阴阳规律这一点上,帛书本显然胜于传世本。”

  《易经》中有八卦,以一表示阳,以一一表示阴,古代书写与印刷术不如今日,八卦重叠有时写或印时容易不清楚,用数字来表示就不易误会,而且以后谈到时易于引用。八卦每一卦都由两卦重叠而成,每一画叫做一爻,从下向上数上去。例如“泰卦”,是乾下坤上,画出来是堊,用数字来表示,阳以九代,阴以六代,第一画叫“初”,第二画叫“二”,最后第六画叫“上”,这泰卦写出来便是初九、九二、九三、六四、六五、上六。“同人卦”是离下乾上堊,用文字写便是初九、六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

  以数字代表符号是到了战国后期的《易传》才见之于书,所以拿九的数字代表阳,拿六代表阴,据我个人猜想,当时纸张笔墨尚未发明,战国人著书,用刀在竹简、木简上刻画八卦,两种符号很易混淆,用九六两字代表就易得多,写在文字中不易误会。有人以为,阳必须九,其他数字不可,阴必须六,其他数字不可,这是混淆了两种不同观念,等于说阳电以十表示,阴电以一表示,所以计算阴电阳电的数据时只能加(十)减(一),不能乘(×)除(÷),因×÷不代表阴阳电也。其实传统的中国人并不这样拘泥,新年祝贺时常说“三阳开泰”,并不说“九阳开泰”,中医认为头部是手三阳、足三阳经络的六阳之会,所以称头为“六阳会首”或“六阳魁首”,并不称之为“九阳魁首”。“六阳正气丸”是一种流行极广的中药,并不需改称为“九阳正气丸”。

  以战国后期之人的意见,硬要去约束殷周或西周时代的《易经》,未免是以后拘前了。《红楼梦》中林黛玉生肺结核,至近代才有肺结核特效药,论者指摘曰:何不使用特效药Ri-fampicin、Isoniazid去治林妹妹的病?薛宝钗送她燕窝,有什么用?尤二姐觉大限吞生金,痛苦不堪而死,现代读者指摘曰:尤二姐缺乏常识,何不服安眠药,痛苦就少得多了?

  道家哲学一直认为阴阳并重,太极图中双鱼对称,阴盛则阳消,阳盛则阴消,阴阳完全相等,物极必反。阴渐盛,自少阴发展至老阴,阴盛极就开始衰,出现少阳、阳明而至老阳,有一个循环转变的过程。强调阳刚而贬低阴柔,是儒家中某一派(有人认为可能是子张之徒)的观点。董仲舒更将阴阳之说用之于人事,尊阳贬阴,用以尊君贬臣、重男轻女。董仲舒《繁露·基义》:“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儒家强调人伦之中,以三伦为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儒家为了维持宗法社会中礼教的架构,将阴阳作了便利的解释。董仲舒之学在西汉大盛,《易传》中九阳六阴的代号更为人用作表示重阳轻阴,其实《易传》本身,也未必认为九比六更重要。

  在世界各民族中,数字大致上并无特殊意义,西方人说七字吉利,十三不祥,六六六是魔鬼,都是后世的迷信。中国人、日本人不喜“四”,因与“死”同音,也非古俗。当代广东人喜“八”,因音近“发”,最近上海人认为“四”字吉利,因在简谱中为Do、Re、Mi、Fa之Fa,即“发”,表示发达、发财。卜占本来以龟甲、牛骨为工具,但甲骨卜占不易,后来改采简易的方法用筮草。筮草常一五一十地来数,五与十这两个数字在术数家的说法中有了特殊意义。《易传·系辞》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乾凿度》云:“阳动而进,阴动而退。故阳以七,阴以八为彖。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五音六律七变,由此作焉。故大衍之数五十,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日十干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阂物而出之者也。孔子曰:阳三阴四,住之正也。”郑康成注云:“五象天之数,奇也;十象地之数,偶也。合天地之数,乃谓之道。”到宋朝,刘牧有所谓“河图”,朱熹有所谓“洛书”,都是一大堆数字。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说:“所谓象数之学,初视之似为一大堆迷信,然其用意,亦在于对于宇宙及其中各方面之事物,作一有系统的解释。”到后来历法、方位、日月、星辰、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宫商角徵羽、政治吉凶、行军打仗、生辰八字、婚姻风水,无一而不与术数有关。

  古人说到数字,远不如今人之精确。《吕氏春秋·有始览》谓:“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地有九州,那是事实,天有九野,是哪九种野?就不详说了,这已接近于阴阳五行家的说法。

  吾友台湾叶洪生兄有《论剑》一书之作,根据《易传》的说法而坚认《九阴真经》之名不通,盖《易传》认为阳为九而阴为六,所以应改称“六阴真经”,他说:“道家既无‘九阴’怪谈(佛家亦无)。”其实宋人黄裳撰写《九阴真经》,本为子虚乌有之事,而且他只研读道书,根本不理儒家所尊崇的《易经》,《易传》中之大部分当非孔子所作(郭沂先生主张《易传》中的一部分可能经孔子整理),可能是战国后期的儒门弟子(或非儒门弟子)所撰,虽内容甚佳,但黄裳先生自可以“我道不同”,置之度外。他硬要写《九阴真经》,别人恐亦无可奈何。(你打得过他吗?)吾友杨兴安兄在谈论拙作《月云》一文文末有注云:“台湾叶洪生在专著《论剑》中说‘阳爻以九为老(至阳),阴爻以六为老(至阴)’,认为无‘九阴’。”友人严晓星查得道教类书中有《帝君九阴经》。“九阴”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北经》。三国葛玄《道德经·序》有“祸灭九阴,福生十方”之言。《易传》是儒家及阴阳家之学,认为阳重于阴,因此阳九阴六,至西汉儒家为了尊君、尊父、尊夫,更大大地重阳轻阴,出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需要,并无适当的哲学内容。《九阴真经》是道家武学,主张柔能克刚,阴胜于阳,因此称为“九阴”。“降龙十八掌”特重乾卦,因此为阳刚武学,与“九阴真经”截然不同。

  叶洪生兄研究近代武侠小说,功力深厚,唯将拙作小说中的胡思乱想,一本正经地考据一番(《九阴真经》讲的是武学,与阴阳八卦、老阴老阳的术数完全无关),未免近于“觉远大师风度”了,做学问如此认真,令人佩服,只不过我的即兴空想并非学问。杨兴安、严晓星二兄辛勤为此小问题查阅道藏,极感。其实儒家、阴阳家在先秦均为诸子,《易传》混和儒、道、阴阳家诸说,阴阳家盛于齐东,喜浮夸虚妄,先秦学者称之为“齐东野语”,未必能为一切学问之权威根据。但阴阳家的术数理论,对后世儒家影响很大。汉代经学主流是以阴阳家学说说经,王莽好符命,汉光武信纬谶,都有政治和宣传目的,宣传的宗旨是“主公应做皇帝”。后来古文家经学兴起,反对纬谶及阴阳家之言,但直到大学者扬雄,仍脱不了阴阳术数之说。扬雄撰《太玄经》,总原理为“一玄”,分而为三,共为“三方”,又各分为三,共为“九州”,又各分为三,共“二十七部”,又各分为三,共“八十一家”,结论说:“方州部家,三位疏成。曰:陈其九九,以为数生,赞上群纲,乃综乎名,八十一首,岁事咸贞。”《太玄经》的象数是“一与六共宗;二与七共明;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这些数字游戏,说来神秘得很,与方士神仙之道相通,到底有甚道理,谁也说不清楚,似乎对之不必太认真,正如冯友兰先生所云,是“一大堆迷信”。

  其实,我们把《易经》以及其中的《易传》当作是一种人生哲学以及宇宙观来阅读,可以见到很多深刻而有益的思想。《易传》由于吸收了大量老庄以及田齐稷下的道家思想,表达了富于哲理的对人生、人事、事物发展的思想,很值得作为我们思考的依据。

  例如,《易经》强调阴阳两种矛盾力量的互相冲突,就像辩证法中所说那样,阴阳两种相反力量不断地在发展、矛盾、激化、消长、转换。辩证法认为一种力量压倒了另一种,出现了“否定”的结果,又可以“否定的否定”。《易经》则认为阴盛阳消或阳盛阴消只是部分的消长,一种力量增强了,另一种相反的力量相应减弱,而不必完全消灭,中间有一个发展过程。《易经》中有时一个卦阳多阴少,阳极多时阴完全没有了。到阳发展到顶点时又可一变而出现阴。所谓“亢龙有悔”、“履霜坚冰至”,都强调“物极必反”,“相反力量在不知不觉中来临”,有“自量变而质变”的含义。

  《易经》与《易传》强调“变动不居”,《易经》之“易”,其中一义指的是“变易”,“丰卦”:“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损卦”:“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复卦”:“复,亨,刚,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心乎?”《易经》把“有往必有复,往复循环”当作是天地的主要规律,人事也是如此。

  《易传》中也发挥一些老子“柔弱胜刚强”、“弱之胜强,柔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的道理。但基本上是崇阳刚而贬阴柔。

  《易经》与《易传》中教导人谦逊而不自满,不可贪心务得,所以“谦卦”、“损卦”都是好卦。喜欢释《易》的人常说:最坏的“否卦”比最好的“泰卦”更好。因为到了最坏的谷底之后,往后发展只能渐渐变好,到了好的顶点纟往后只能走下坡,所谓“否极泰来”,“泰极否来”是也。

  道家有“阳九”、“阴九”之说,都是指大灾难、大厄运,“阳九”指大旱灾九年,“阴九”指大水灾九年,平均数每八十年有一个大灾年。曹植《王仲宣诔》:“会遭阳九,炎光中矇”,吊唁其丧。钱谦益《慈光寺》诗:“呜呼,卅年来沧桑逼阳九。”小说中用“九阳真经”、“九阴真经”是逆用其意,意谓武功本身之中,包含有重大灾难,必须谨慎使用。

  我国古文辞中,确有“九阴”、“九阳”的名称,并不如叶君所云:“九阴不成立。”其实所谓“九阴不成立”,只是《易传》中不用“九阴”这个术语而已。黄裳钻研道藏,他的著作不必依据儒家“六经”中的《易经》,即使重视《易经》,也不一一定要重视战国时儒门弟子所私撰的《易传》,更加不必重视西汉董仲舒为了尊君、振三纲而强调《易传》中尊阳贬阴的不平衡观点。王莽、汉光武搞符命、纬谶,是一种宣传“天命在我”的政治行动,道家的武学著作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在我国古文辞中,“九阴”表示阴气极盛,《葛仙公道德经序》:“祸厌九阴,福生十方”,意谓阴气极盛有祸,又指极北的幽冥之地;柳宗元《天对》文中云:“爰北其首,九阴极冥。”湛若水《交南赋》:“烛九阴于赤水兮,觌冯夷之幽宫。”冯夷为水神,居极北之地。“九阳”指太阳或日出处,《后汉书·仲长统传》:“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楚辞·远游》:“朝濯发于汤谷,夕晞余身兮九阳。”稽康《琴赋》广夕纳景于虞渊兮,晞干于九阳。在《神雕》及《倚天》小说中,《九阴真经》的宗旨极重阴柔,是老子的道家之学;《九阳真经》的宗旨是阴阳调和及互济,纠正道家之偏。

  武侠小说中的门派、人名、招式、功夫等等,都是作者的杜撰自创,可以批评其名称不雅、违反常规、不合逻辑,但不能以清朝人的著作,来批评唐朝人的著作。什么“辟邪剑法”、“葵花宝典”、“独孤九剑”、“降龙十八掌”、“凌波微步”、“九阴真经”、“九阳真经”等等,全是金庸的胡思乱想,等于是令狐冲和岳灵珊所创的“冲灵剑法”。桃谷六仙如宣布已创制成功“桃谷六神功”,只金庸可予以制止,不令宣布,别人大概也没有什么法子,不能批评其“六神功”不妥,以“七神功”较合。你如能辩得赢这六位仁兄,放弃原意而改采阁下建议,阁下已有资格列人“桃谷七仙”了。

  “九阴真经”、“九阳真经”之名,系撰作人黄裳先生及另一位无名高人根据道书而撰作,与儒家无关,与儒家尊为六经之一的《易经》无关,更与可能是战国后期甚至是秦汉时始成的《易传》无关。《易传》方创九阳六阴之说,黄裳与无名高人全当他们是“放那种气”。正如老子的哲学中有若干朴素的辩证法,岂能以后世黑格尔、恩格斯、马克思之辩证法来指摘老子乎?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此“黑”,非黑格尔也;公孙龙子曰:“白马非马。”此“马”,非马克思也。

  少年读者要学习《易经》,可参读朱伯昆、高亨、张岱年、钱穆、侯外庐、任继愈、李镜池、冯友兰、李学勤、陈鼓应等诸位先生的著作。我的小说中所说的“九阴”、“一阳”之类,属于游戏文章,并无真正的实际意义,不必认真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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