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274)_罗曼·罗兰

二七四

　　但是这个人虽然看得非常清楚，并且厌恶政治行动所需要的正常手段，却对革命存有幻想。他明知是幻想，偏偏却丢不开。这是他这个民族令人难以理解的神秘感。一个人不能毫无报偿地属于西方的一个伟大民族，这个民族先破后立，立后又破——跟思想、跟生命赌博，经常破旧立新，不惜以鲜血为赌注。

　　克里斯托夫没有这种世代相传的救世主义精神。他身上日耳曼民族的血液太浓了，欣赏不了革命的观念。他认为人是不能改造世界的。多少空论，多少空话，多少毫无用处的夸夸其谈！

　　“我不需要发动革命，”他说，“——或者空谈革命——才能证明我有力量。我尤其不需要像那些胆大的年轻人一样推翻国家来恢复王权，或者建立什么救国委员会来保卫我。这真是个怪念头！证明自己有力量吗？我会保卫自己。我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喜欢必要的秩序，我尊重支配宇宙的规律。但在我和规律之间，用不着中间人。我的意志会下命令，也会服从。你们一开口就谈你们的古典文学，为什么不记得你们古典作家高乃依说的话：‘我一个人已经够了！’你们希望有个主子，就是在掩盖奴才的弱点。力量好像光明，只有瞎子才看不见！有力不在多言，不在高谈阔论，不在逞强施暴，就像草木向阳一样，只要你有力量，所有弱者的心灵都会转过来向着你……”

　　他虽然说不能浪费时间去讨论政治，其实，他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不问政治。作为艺术家，他为社会苦难而感到痛苦。在他暂时缺乏热情的时候，他也会向周围看看，问自己在为谁作曲。看到那些支持现代艺术的可怜虫，那些疲惫不堪的精英分子，那些中产阶级的业余爱好者，他不由得不想：“为这些人工作有什么好处？”

　　其实，并不是没有出色的人才，既有文化修养，又对艺术敏感，甚至并不是不能欣赏新生的或古老的——新老都是一样——高雅情操。但他们厌倦了，人太聪明，生命力却不足，不相信艺术的真实性；他们只对娱乐发生兴趣——无论是音响或思想构成的娱乐；他们多半俗事缠身，习惯于忙这忙那，其实，没有一件事是“非做不可的”。他们几乎不可能深入到艺术的核心；艺术对他们说来没有血肉，只是文字。

　　他们的评论家建立了一套狭隘的理论，说明他们不可能走出业余爱好的圈子。偶尔有人能同艺术的和声发生共鸣，他们又受不了，他们已经脱离了人生的正轨。不是神经病就是瘫痪症。艺术到这个病院里来能做什么呢？——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不可能没有这些病态的人，因为他们有金钱和报馆；只有他们才能保证艺术家的生活。因此，艺术家不得不委曲求存，自愿供人消遣取乐——不是消愁解闷，就是增加新愁——在世俗的晚会上，在一些冒充高雅的听众和不胜厌倦的知识分子当中，不得不献出他震动心弦的艺术，吐露内心秘密的音乐来。

　　克里斯托夫要找真正的听众，那些相信艺术的情操就像生活中的情感一样，能用纯洁的心灵来感受的群众。他模模糊糊地受到一个未来的新世界——平民大众——的吸引。童年的往事，对高弗烈特舅舅和穷人的回忆，向他显示了深刻的内心生活，和他分享了音乐的神圣粮食，使他相信他真正的朋友是这方面的人。就像其他天真的青年一样，他对人民的艺术，人民的音乐和戏剧抱有很大希望，但对人民，他并下不了定义。他期待革命有可能更新艺术，自认对社会运动感兴趣的就只有这一点。他这是在欺骗自己：他的生命力太充沛了，怎能不受吸引去参加当时最有生命力的行动？

　　在这些人当中，他最不感兴趣的是中产阶级的理论家。这些树上结出来的果子往往是干巴巴的：生命的液汁都凝固成思想了。这些思想是克里斯托夫搞不清楚的。即使是他自己的思想，如果僵化成了一套理论，他也并不喜欢。他瞧不起支持强者或弱者的理论家，自己只和和气气地置身局外。在喜剧中，最不讨好的角色是夸夸其谈的人。观众不但喜欢给人好感的角色，甚至觉得反派人物也比空谈的人好。在这一点上，克里斯托夫和群众一致。空谈社会问题在他听来实在乏味。

　　但他喜欢观察别人，不管是已经相信还是愿意相信的人，不管是已经上当还是情愿上当的人，不管是打家劫舍的强盗还是给人剪毛的绵羊，都是一样。他的同情心里容得下有点可笑的好人，如胖子卡纳。他们的平庸不会使他像奥利维一样不愉快。他观察他们大家，关心中有几分亲热，有几分嘲笑；他以为自己在台下看戏，不知不觉却上台了。他以为自己只是看客，在看风头，不料他却已经卷入滚滚风烟之中了。

　　社会剧是双重的戏。知识分子演的是喜剧中的喜剧，人民群众是不太爱听的。真正的戏是群众主演的。那可不容易看懂；群众也看不清自己的面目。戏剧变化莫测，出人意料。

　　不只是说话太多，行动太少。不管中产阶级还是平民百姓，法国人都喜欢开口说话，张口吃面包。不过大家吃的面包不同。有些高雅的话是给讲究的舌头品尝的，有些营养丰富的却是填饱肚子的。即使是同样的话，揉出来的面包也不一样，色、香、味都不同。

　　奥利维头一回参加群众集会就尝到了这种面包的滋味，觉得倒了胃口；话都哽在喉咙管里，吞不下去。思想平淡无奇，语言粗野无味，空洞的理论，幼稚的逻辑，抽象的概念和具体的事实没有联系，就像调制得不好的蛋黄酱，吃得叫奥利维作呕。语言不干不净，却没有群众说话那股生龙活虎的劲头来弥补。都是报纸上的陈词滥调，破衣烂衫，中产阶级旧货铺的陈年词典中拣出来的。奥利维尤其觉得奇怪的是说话不简朴。他忘了文字的简朴不是天然的产品，而是经过精英分子的努力，千锤百炼才取得的。

　　城市平民不会简朴，他们老是喜欢找华丽的字眼。奥利维不懂这些夸张的语言对听众能起的作用。他没有开这种语言之门的钥匙。我们把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叫作外语；但在同一个民族中，有多少个社会阶层，几乎就有多少种语言。只对少数上层阶级来说，语言才有古老的传统意义；对其他人说来，语言代表的只是他们自己和他们集体的经验。有些文字是上层阶级认为低级下流、已经废弃不用的，就好像一所空房子，旧主人搬走后，又搬来了新人。你要认识新主人吗？那就请到房子里来吧。

　　克里斯托夫就进去了。

　　他和工人接上了头，那是一个在国有铁路公司工作的邻居牵的线。邻居四十五岁，个子小，看起来比实际上老，头顶秃得难看，眼睛陷得很深，脸颊凹了下去，鹰钩鼻子大得突出，嘴倒显得聪明伶俐，耳朵七皱八裂，五官都未老先衰。他名叫阿西德·戈蒂叶，不是平民出身，而是中产家庭的低级阶层，他家为了这个独生儿子的教育，把不多的家产都用完了，但他还是没有完成学业。年轻的时候，他在国有公司里找到了一个差事，这在贫穷的中产阶级看来似乎是救了命，其实，是要了命——活生生地变成死沉沉的。他犯了一个错误——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通病——和一个漂亮的女工由恋爱而结了婚，但不久之后，她本来的庸俗面目就暴露无遗了。她给他生了三个孩子。他当然得养活这一家人。

　　这个聪明人费尽了心机想完成自己的教育，却被贫穷捆住了手脚。他感到自己身上潜在的力量要被艰难的生活窒息死了，却又不肯低头。在家里或公司里，他都不得安身。他是个记账员，整天干着机械的工作，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都俗里俗气，啰里啰唆；他们说些无聊的话，骂骂上司，算是对失意的生活出一口气。他们也嘲笑他，因为他不聪明，不会把他求知的打算藏在心里。他一回家，看到的又是没有趣味，只有难闻气味的房子。一个脾气急躁、爱吵爱闹的妻子，她不了解他，不是说他懒，就是骂他傻。他的孩子们一点也不像他，而像他们的母亲。难道这一切能算公平吗？能算公平吗？多么失望，多么痛苦，没完没了的烦恼，枯燥无味的职业，使他从早到晚得不到一小时安宁，一小时清静，磨得他筋疲力尽，要得神经病了。

　　为了忘掉苦恼，最近他就喝起酒来，这一下更完蛋了——克里斯托夫看到这个悲剧式的命运，不由不感到震惊：一个不完整的性格，没有足够的教养，又没有艺术趣味，然而，生来是该做大事的，却被不幸的命运压倒了。戈蒂叶立刻抓住克里斯托夫，就像快要淹死的弱者抓住一个游泳强手一样。他对克里斯托夫既有好感，又很羡慕。他带他去参加群众集会，去见了几个革命党的领导人，他是因为对社会不满才结识他们的。他是个没成功的贵族。要他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那会痛苦得要他的命。

　　克里斯托夫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是因为没有人逼着他去当平民——所以反而对集会感兴趣。演讲听起来也好玩。他并不像奥利维那样觉得讨厌；也不觉得语言可笑。对他说来，夸夸其谈的人都不相上下。他瞧不起口若悬河的人。他懒得去了解那一套修辞学，却通过讲话人和听讲人的感觉得到心灵交流的音乐。讲话人如果能引起听讲人的共鸣，他的力量就会增加一百倍。开始，克里斯托夫只注意讲话的人；由于好奇，他认识了好几个。

　　对群众影响最大的是加齐米·育西哀——他个子瘦小，头发深色，脸孔苍白，年纪少则三十，大也不过三十五岁，像蒙古人，体弱多病，眼睛有时放出火光，有时又冷冰冰，头发稀稀疏疏，胡子却尖尖的。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他那做作的、兀突的和言语不协调的姿态——也不是来自他那嘶哑叫喊、过分强调的语言，而是来自他这个人，来自他发散出来的强烈信心。他似乎不容许别人和他有不同的意见；由于他表达的正是他的群众希望表达的思想，所以他们一拍即合，毫无困难。他对他们三番五次，甚至重复十次他们想听的话，毫不疲倦，就像敲钉子似的，同一个钉子敲来敲去，如疯如狂，坚持不懈，群众也照样敲个不停，一直敲到钉子嵌进肉里去了——除了个人的影响以外，他过去所受的重重政治迫害也提高了他的声望，增加了工人对他的信心。他显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但有眼力的人看得出来，他内心积淀着年深月久的沉重疲乏，对拼命挣扎的厌倦，对命运的愤恨。

　　他每天消耗的生命都是支出大于收入。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受到工作和苦难的折磨。他干过各种活儿：玻璃工、白铁工、印刷工；他的身体搞垮了，得了肺病，使他对自己和对事业都感到一阵阵的灰心丧气，一阵阵的兴高采烈。他的激烈有几分出于心机，有几分出于病态，有政治的成分，有脾气的成分。他好歹都是自学成才的。有的科学，社会学，还有他干过的行当，他懂得很多；其他许多东西，他又懂得很少；不管懂得多少，他都一样信心十足；他有他的理想世界、公正的观念，也有他的愚昧无知、讲求实际的精神，还有他的偏见、经验，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猜疑和仇恨。但他并不因此而对克里斯托夫不好。看到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来找他，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生来是做领导的那种人，不管做什么事，对被领导的工人都是不客气的。他虽然口口声声要平等，其实，他只要和上级平等，却不愿同下级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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