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223)_罗曼·罗兰

二二三

　　克里斯托夫老实不客气说他的音乐作品糟透了，当夏勃朗吹口琴糟蹋海顿的行板时，他气得高声大叫起来。这反倒征服了少校。从此以后，他们常在一起谈天，但再也不谈音乐了。克里斯托夫对少校胡说八道谈论音乐不感兴趣，他还是宁愿听他谈军事问题。少校正巴不得；音乐对这个不走运的军官而言，只是不得已的消遣；其实，他心里很苦恼。

　　于是，他滔滔不绝地谈起在非洲打仗的故事。规模空前的冒险行动，简直比得上皮查尔征服秘鲁，柯特斯征服墨西哥！克里斯托夫目瞪口呆地听他讲惊天动地、野蛮残酷的史诗，讲得栩栩如生，真是闻所未闻，就连法国人自己也茫然无知；他讲到二十年来，一小批法国侵略军如何英勇战斗，足智多谋，做出了超人的努力，在黑非洲的茫茫大地上，受到黑人军队的包围，往往弹尽粮竭，他们违反了担惊受怕的公众舆论和政府意愿，不顾法国的反对，却为法国掠夺了大片土地，建立了比本土还大的帝国。

　　这种行动冒出了强烈的欢乐气息和血腥气味，在克里斯托夫眼前，涌现了一批现代雇佣兵的形象，一批胆大妄为的冒险家，这是今天的法国所始料不及的，也是今天的法国承认了都会脸红的，于是，只好难为情地在他们的脸上遮了一块面纱。少校谈起这些往事来胆大脸厚，兴高采烈，从声音里可以听出他是多么快活——（说也奇怪，他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却穿插了一些精确的地质描写）他眉飞色舞地谈到大型围剿，无情地追捕土人，或被土人追捕，进行生死的斗争——克里斯托夫听着，瞧着，他怜悯人这种高级动物怎么会进行自相残杀的荒唐游戏。他怀疑人怎么会无可奈何地接受这种命运。于是，他问少校。少校心里有气，开始似乎不太愿对外国人讲。但法国人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尤其是在互相指责的时候。

　　“在今天的军队里，”他说，“你叫我有什么事可干？他们的水兵搞文学，步兵搞社会学，他们什么都搞，就是不打仗。他们甚至不准备作战，他们只准备不作战；他们研究战争的哲学……战争的哲学！这等于是驴子挨了打，再去考虑明天还要挨多少鞭子！真是胡说八道，磨嘴皮子。不行，我可不来这一套。还不如回家去编我的轮唱曲呢！”

　　他怕难为情，没有说出他最大的痛苦来：告密的人在军官内部散布相互之间的猜疑，对不学无识、专做坏事、骄横跋扈的政客不得不俯首听命，军队不得不忍辱负重，去干警察特务卑鄙龌龊的低级勾当，去清查教会的产业，去镇压罢工的工人，去服务于执政党的利益，做他们泄私愤的工具，为这些反教会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而与全国大多数人作对。这个在非洲打过仗的老军官还厌恶殖民地的新军，他们大部分是从下层社会招募来的，因为中上阶层的人都自私自利，拒绝参加保卫“大法兰西”的光荣任务，也不愿承担为海外殖民地而战斗的风险……

　　克里斯托夫不必卷入法国人内部的争论，这和他没有关系；但是他同情这个老军官。不管他对战争有什么看法，他总认为军队里出来的人应该是兵士，就像苹果树该结苹果一样，如果把政客、艺术家、社会学家移植进去，那就是反常了。不过他不明白这个精力旺盛的军官为什么要让位于人。不和敌人战斗，就成了自己的敌人。法国人喜欢与世无争，把退让当作美德——更使克里斯托夫感动的，连军官的女儿也是如此。

　　她的名字是赛丽纳。她有一头秀发，细致地梳成中国式样，露出了高而圆的额头和尖尖的耳朵，清瘦的脸颊，好看的下巴，有农村姑娘的风味，一双漂亮的黑眼睛，聪明，温柔，信任别人，眼睛有点近视，鼻子稍微大了一点，上嘴角有一颗小痣，静悄悄的微笑使她有点肥大的下嘴唇噘了起来，伸了出去，显得随和，可爱。她人好，活泼，有趣，但一点也不好奇。她不太读书，不了解新的出版物，从来不看戏，从来不旅游——父亲从前走南闯北，已经走累了——不参加社会上的慈善事业（父亲对此不感兴趣）——不想学习研究（父亲老拿才女开玩笑）——不大离开她那一方小花园，总是关在四堵高墙之内，仿佛坐井观天一样。她并不太烦闷。她有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听天由命，也没有什么脾气。

　　在她身上，在她周围，弥漫着夏登画上的气氛（女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会不知不觉地创造一种气氛），一种暖洋洋、静悄悄，对日常工作聚精会神的面孔和态度创造的安静气氛——虽然有点麻木——但还富有日常秩序的诗意，对习以为常的生活，对不出意外的思想，对按部就班的行动，都感到一种诗意。这种思想行动含情脉脉，深入人心，显得一样可爱。这种中产阶级好人平凡而安静的生活，心安理得，老老实实，真心诚意，平静的工作，平静的乐趣，然而都有诗意。她们健康，高尚，精神和肉体都纯洁，闻得出面包和香草的芬芳，正直和善良的气味。她们做人做事都很平静，像古老的房屋、微笑的心灵一样平静。

　　克里斯托夫对人亲切，信任别人，也得到了她的信任，成了她的好朋友；他们谈起话来，无拘无束；结果随便他提出什么问题，她都愿意回答，连她自己都觉得意外；她甚至对他谈了一些没对别人谈过的话。

　　“那是因为，”克里斯托夫解释说，“你没有怕我的理由。我们没有谈情说爱的危险，因为我们的友情太深了，不会有爱情的。”

　　“你多好啊！”她笑着答道。

　　她的天性和克里斯托夫的一样没有变质，不喜欢把友情转变成爱情，不像那种感情暧昧，逢场作戏的人。他们两个只是好朋友。

　　有一天他问她，某个下午他看见她坐在花园的长凳上，活计放在膝头却没有碰一下，只是一动不动地待了几个钟头，那是干什么呀？她脸红了，说是哪有几个钟头，不过是几分钟罢了，而且是断断续续的，那是在“讲故事”——“自己给自己讲故事。”

　　“你给自己讲故事？噢，讲给我听听！”

　　她说他太爱管闲事了。她只能告诉他，故事是她编的，但并不讲她自己。

　　他说怪了：“既然要花那么些时间讲故事，为什么不给自己的故事添枝加叶？为什么不讲梦中更幸福的生活？”

　　“我不能够，”她说，“要是讲了，我会失望的。”

　　她又脸红了，因为泄漏了一点内心的秘密。接着她又说：“其实，在花园里只要吹到一阵风，我就很快活了。在我看来，花园好像有了生命。如果风很狂烈，是从远方吹来的，那会说出多少故事啊！”

　　虽然她说话有保留，克里斯托夫还是看出了她内心的苦闷，其实，她自己也知道：她的好脾气和徒劳无益的活动，并不能掩盖她的空虚。为什么不摆脱烦恼呢？难道她不配过一种积极有用的生活吗？——她借口说是父女情深，不忍心离开他。克里斯托夫说军官精力充沛，用不着她照顾，又说像她父亲这样的人完全可以独立生活，没有权利牺牲女儿，但说也没有用。她反过来为父亲辩护，自欺欺人地说并不是父亲勉强她留下来，而是她舍不得离开他——在某种程度上，她说的是实话。对她，对她父亲，对她周围的人，似乎一切都该永远不变，维持现状。她有一个结了婚的哥哥，认为她理所当然应该代替他侍候父亲。他自己却只照顾自己的孩子。他疼爱他们，不容别人干预，也不容许孩子自作主张。

　　这种感情对他说来，尤其是对他的妻子，简直成了心甘情愿压在身上，限制行动的锁链；人家会说：一个人有了孩子以后，个人的生活就到了终点，应该永远放弃个人的发展；这个活跃、聪明、还年轻的男人，已经在计算需要工作多少年就可退休了——这些年富力强的人让家庭感情把志气消磨得干干净净，而在法国，这种感情根深蒂固，压得人出不了气。压力显得特别大，因为法国家庭已经缩小到了最低限度：只有父母和一两个子女。感情也缩小了，战战兢兢，畏畏缩缩，就像一个守财奴紧紧抓住手里的黄金。

　　一件偶然的事使克里斯托夫对赛丽纳更感兴趣，并且使他看出了法国人的感情收缩得多么厉害，他们甚至害怕生活，不敢占有属于自己分内的东西。

　　艾斯白洁工程师有一个弟弟，比他小十岁，也是个工程师。他是单身汉，法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单身汉并不少，他们都对艺术很感兴趣，想搞艺术，又怕会失掉中产阶级的地位。说句实话，这并不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今天，多数艺术家的问题都解决了，并没有冒什么风险。然而，总得想要解决问题才行，但这一点点小得可怜的努力，却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出的；他们不敢肯定他们是否真想解决问题；随着他们中产阶级的地位越来越稳固，他们就更不反对现状，不声不响地顺水推舟、随波逐流了。这不能怪他们，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中产阶级总比做一个蹩脚的艺术家更好。然而，没有当上艺术家的失望情绪总会在他们心中留下不满的痕迹，自以为是艺术界的大损失，这种不满勉勉强强可以用所谓的哲学态度来掩盖，但总是隐隐约约糟蹋了他们的生活，一直要等到日积月累，新愁取代了旧恨才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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