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193)_罗曼·罗兰

一九三

　　他们两个在车厢面对面地停了几分钟，他们在无言的黑夜里，无言地互相望着。他们能说什么呢？说些敷衍塞责的话反而会破坏这无法表达的心灵共鸣，破坏这心心相印的神秘同情。在最后一刹那，两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互相望着，却看到了天天在一起生活的人看不到的东西。一切都会过去：情话，亲吻，拥抱，都会淡忘；但在转眼即逝的芸芸众生中，两颗心灵的交流却永远不会烟消云散。安东妮蒂把交流的结果带走了，藏在她隐蔽的心灵深处——她的心灵外表显得凄凉，深处却有朦胧的微光在微笑，就像遗响缭绕地狱的音乐。

　　她又见到奥利维了。她回来得正是时候。神经质的小弟弟刚病倒，正在受折磨，没生病时，想到病他都会发抖——现在他真生了病，却不肯写信告诉姐姐，怕她担心。但在心里，他叫着姐姐，求她像奇迹一般出现。

　　奇迹真出现了，他躺在学校的病房里，浑身发烧，脑子乱想。看见姐姐，他并没有叫喊。他在梦中有多少回看见她走进来啊！……他只在床上坐起来，张开了嘴，唯恐这回又是做梦。一直等到她坐在床上，在他身边，把他抱着，而他也缩在姐姐的怀里，嘴唇感到她娇嫩的脸颊，手摸着她在夜车里冻得冰冷的手，才知道当真是姐姐回来了，他就哭了起来。他只会哭，还是小时候那个“泪人儿”。他紧紧抱住她，生怕她又会跑掉。他们两个变了多少啊！脸色多么忧郁！……这有什么关系！他们又在一起了，一切又光明了：病房、学校、阴暗的天色也开朗了；他们紧紧手拉着手，再也不肯放开。她还没有说话，他就要她发誓：再也不离开他。其实，他用不着多此一举；不会，她再也不会走了，离别实在是太痛苦；他们的母亲说得对：没有什么比离别更难受的。吃苦要苦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

　　他们赶快租了一套房子。他们本来还想住原来那一套，虽然房子简陋，却已经租出去了。新的那套也朝着一个院子，但看得见墙外一棵洋槐的树顶，他们立刻就心向往之，把树当作生长在田野里，却关在城里铺石路边的一个朋友。奥利维很快恢复了健康，或者勉强可以说是健康——和一个真正健康的人比起来，他还是孱弱的——安东妮蒂在德国住的日子虽然苦闷，至少还赚到了一点钱；她翻译了一本德文书，有个出版商同意采用，又增加了一些收入。经济困难暂时不必放在心上；一切都算顺利，只要奥利维在学年结束时能够考上高师——但是如果考不上呢？

　　他们一恢复甜蜜的共同生活，对考试的担忧又占据了心头。他们口里可以不谈；但没有用，他们心里不能不想。这个固执的念头到处纠缠不休，连他们娱乐的时光也不放过；在音乐会上，作品在演奏中，他们会忽然想起考试；半夜醒来，考试会张开大嘴，好像一个无底深渊。奥利维一想到姐姐为他牺牲了青春，就不免热血沸腾，一定要减轻她的负担，报答她对自己的恩情，此外，他还害怕要服兵役，如果他考不取，那兵役就是不可逃避的义务——那时只有考上高等学校才能免役——如果身体和精神与大兵相处，那会使他感到无法克服的厌恶。他把军营生活看作——不管他看得对不对——知识分子的堕落。他身上的贵族气和纯洁性都对这种义务反感，甚至到了宁死也不当兵的地步。从今天大家相信的社会道德观点看来，这种反感是可笑的，甚至是应该谴责的；但是不能盲目否认人有这种反感。一个精神上爱孤独的人，偏要受到今天慷慨而庸俗的集体生活的干扰，还有什么比这种痛苦更深入人心的呢！？

　　第二次考试开始了。奥利维几乎不能参加，他太痛苦，太害怕这一关，不管考得取考不取，他都不得不提心吊胆，结果他巴不得真病倒了反而更好。不料，这次笔试却考得不坏。但等发榜又急死人。经过大革命的国家并没有革官僚主义的命，根据古老的传统，考试定在七月中举行，那是一年中最热的几天，这仿佛是有意要跟考生过不去，一点也不考虑他们为了准备繁重的科目已经要累垮了。其实，这么多的科目，没有一个考官答得出十分之一来的。

　　考作文的日期定在热热闹闹的国庆节之后的七月十五日，这叫需要清静而不要热闹的考生怎么高兴得起来？在考场旁边的广场上，摆开了赶集商贩的售货棚，有噼里啪啦用气枪打靶的，有扑哧扑哧骑着木马转的，有叽里呱啦拉着手风琴的，从中午一直闹到半夜。要这样闹上一个星期。有个共和国总统为了讨好老百姓，还让热闹延长了三天。这对他并没有什么损失；反正他什么也听不见！但奥利维和安东妮蒂可遭了殃，喧哗的声音就像锤子在锤他们的脑袋，他们不得不关起窗户，闭紧房门，塞住耳朵，徒劳无功地想方设法要逃避这刺耳的噪音，但噪音却从早到晚像尖刀似的扎进心窝，叫他们痛得揪心。

　　笔试及格后，几乎接着就是口试。奥利维恳求安东妮蒂不要去旁听。她就在门外等——比弟弟颤抖得还更厉害。弟弟告诉她不是他答错的，就是答不出的，叫她活活受折磨。

　　出榜的日子到了。录取的名单张贴在巴黎大学的院子里。安东妮蒂这一回不肯让奥利维一个人去。离开家的时候，他们两个口里不说，心里却都在想：回家时，他们就知道结果了，那时会不会觉得还不如现在提心吊胆的好呢？因为现在总还有一线希望啊！等看到巴黎大学时，两个人都觉得腿发软。安东妮蒂本来胆子大，现在却对弟弟说：“我求你不要走得这么快……”

　　奥利维看看勉强微笑的姐姐说：“要不要在长凳上坐一下？”

　　他简直不想走到头。但过了一会儿，姐姐握住他的手说：“不要紧的，弟弟，走吧。”

　　他们并没有一下就找到录取的名单。他们看了好几张，都没有看到耶南的名字。等他们看到时，反而又糊涂了，重复看了几遍，简直不敢相信。最后，他们明白无误地知道：的确是他这个耶南考取了，反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个人拔腿就走，姐姐拉住弟弟的胳膊，握住他的手腕，弟弟靠在姐姐身上，几乎是跑回去的，一路上什么也没看见，穿过林荫大道时险些给马车撞倒。他们只是互相叫着：“好弟弟！……好姐姐！……”

　　他们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了楼。一进房间，两个人又拥抱起来。安东妮蒂拉住弟弟的手，把他带到父亲的遗像前面，那是在床边的一个角落里，但对他们而言，就等于是座圣殿；两个人在遗像前跪下，低声地哭泣了。

　　安东妮蒂订了一顿晚餐，但一口也吃不下，两个人都不饿。晚上的时间是怎样过的呢？奥利维有时坐在姐姐膝下，有时又坐在她膝上，像小时候一样要人抚爱。两个人几乎都不说话。他甚至连快活都没有力气，简直是累垮了。不到九点钟，他们就上了床，一觉睡到大天亮。

　　第二天，安东妮蒂头痛得要命，幸亏心上卸下了这副重担！在奥利维看来，他似乎是头一次能透出一口气。他得救了，是姐姐救了他，姐姐完成了她的使命；而他也没有辜负姐姐对他的期待！……多少年来，多少年来，他们头一次可以放松一下。两个人一直睡到中午，还躺在各人的床上说话，隔开他们两张床的房门是打开的；他们可以从镜子里看到对方，看到对方快活得睡肿了的脸；他们笑了，互送飞吻，又模模糊糊入睡，还瞧着对方睡，腰酸背痛，精疲力竭，几乎没有说话的力气，要说也是几个软绵绵、懒洋洋、有气无力的单音节字眼。

　　安东妮蒂不断地一个苏一个苏节省开支，要存下一小笔钱来，准备万一生病时用。她没有把这点积蓄告诉弟弟，以便使他喜出望外。他考取后的第二天，她就对他说：他们要去瑞士住一个月，慰劳两个人这几年来的辛苦。现在，奥利维考入了高等师范学校，三年都由国家负责费用，毕业后工作又有保证，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用那笔存款了。奥利维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高兴得叫了起来。安东妮蒂更加快活——因为弟弟快活，她就快活——因为要和朝思暮想的田野久别重逢，一想到就会满心欢喜。

　　准备旅行也是一件大事，时时刻刻想起来都开心。等到他们动身时，八月已经过了好些日子。对于旅行，他们并不习惯。头天晚上，奥利维就没有睡着。火车上那一夜也睡不好。他整天怕误车。他们急得发烧，到了车站挤在人堆里，进了二等车厢又左右受压，连枕着胳膊睡一觉的地方都没有——法国铁路局号称民主，没有钱的旅客却没有睡觉的权利，这样，有钱的旅客才会得意扬扬地感到，睡眠是只有他们才能享受的特权——奥利维连一刻也没有闭上眼睛，他不敢完全肯定他没有坐错车，每到一站都要看看站名。

　　安东妮蒂只是睡睡醒醒，车厢颠簸得厉害，使她的头摇来晃去。火车像是流动的大棺材，奥利维借昏暗的灯光瞧瞧她，觉得她面目全非，不免吓了一跳。她的眼眶深深陷下去，年轻的嘴唇累得合不拢，皮肤发黄，脸上到处都有皱纹。这是丧事和失望留下的痕迹。她看起来老了，病了。的确，她太累了！她不好意思提出来：过几天旅行。她怕扫了弟弟的兴；她心里勉强要自己相信：她不是病而是累，一到乡下就会好的。啊！她多怕在路上病倒！……她意识到弟弟在瞧着她，于是，强打精神，睁开压得迷迷糊糊的睡眼——她的眼睛多么年轻，多么清澈，多么明亮，有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几分焦急，就像湖上的波光云彩。弟弟温柔而不安地低声问她：身体觉得怎么样？她只握握他的手，回答说是很好。一点温情就可以温暖她的心。

　　清晨，红光满面的天空照耀着多尔和蓬塔利哀之间的苍白平原，田野的景色苏醒了，欢欢喜喜的太阳从大地上升起——太阳也像他们一样，刚刚逃出了巴黎的牢笼，逃出灰尘扑面的街道，烟雾笼罩的房屋——草原颤抖了，吐出了乳白色的氤氲水汽；路上的一草一木，乡村里的小小钟楼，一眼看到底的清清流水，天边起伏的苍苍山峦；火车停在沉睡的乡间，听得见风从远方吹来轻盈动人的早祷钟声；看得见在路旁山坡上吃草的一群母牛的沉重侧影——这一切都对安东妮蒂姐弟二人有吸引力，有新鲜感。他们像是两棵干枯了的树木，喝到从天而降的甘霖，不免心旷神怡。

　　然后，早上到了瑞士的海关，大家都得下车。平野上只有一个小车站。他们一夜没有睡好，心里不太舒服，一呼吸到清晨潮湿的冷空气，就颤抖起来；好在环境安静，天空纯净，草原的气息扑鼻而来，流到你的口中，碰到你的舌头，顺着你的喉咙，一直进入你的心胸，就像一溪清流；他们站在露天的餐桌前，喝上一杯热牛奶咖啡，咖啡好提神，牛奶有层奶皮，像天空一样柔和，闻起来有田野花草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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