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165)_罗曼·罗兰

一六五

　　最怪的是，这些人在口头上是怀疑主义者、色情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但一行动起来，却立刻成了狂热主义者。最附庸风雅的人，一旦权到手，便把令来行，都成了东方的小暴君；他们喜欢指手画脚，已经成了癖好，不肯给人一点自由；他们只有怀疑主义的精神，却有专制主义的天性。当年最大的专制君主路易十四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强大机构，一旦落到他们手里，哪能不利用，甚至不滥用呢？结果就产生了外表上的共和政体，实质上的帝国主义；最近几年更移花接木到宗教上，就有了不信天主的天主教。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政治家只想控制物质——我的意思是说财富——他们几乎不管心灵，因为心灵不能转化为钱币。但是另一方面，心灵也不管政治，政治不是高不可攀，就是低不可就；在法国，政治是工商业的分支，有利可图，但不正当；知识分子瞧不起政客，政客也瞧不起知识分子——但是近来政客和知识阶层中的败类开始接近，不久就勾结在一起了。一股新势力走上政治舞台，他们窃取了所谓思想的绝对控制权，自称是自由思想家，他们和另外一股势力同流合污，那股势力也把他们当作专制政治的御用工具。他们联合的目的并不是要打倒教会，却是要取而代之；事实上他们也组织了一个自由思想的教会，有自己的教理、仪式、洗礼、圣餐、婚礼、地区教规、全国主教会议，甚至在罗马还有全体教会合——总会。

　　这成千上万的可怜虫一定要挤在一起才能“自由思想”？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实，他们的思想自由不过是借理性的名义，禁止别人的思想自由而已，他们信仰理性，就像天主教信仰圣母马利亚一样，却都没有想到：理性和圣母本身并不值得信仰，信仰的根源远在理性和圣母之外。正如天主教会有它的僧侣大军和宗教团体，不声不响地渗入了民族的血液，散播它的毒素，破坏一切生机勃勃的对手，反天主教教会也有它的共济会员，还有它忠诚的告密人员，每天都从法国各地把秘密报告送到它的“大东方”总部，总部又都忠实地记录在案。共和国政府暗中鼓励这些乞求布施的僧侣，这些信仰理性的耶稣会员，去做该死的间谍工作，使得军队、大学、所有的国家机关都恐慌万状；政府没有发觉他们似乎在为它效劳，目标却是慢慢地取而代之，而它也渐渐走向不信神的神权政治，和控制巴拉圭的耶稣会不相上下。

　　克里斯托夫在罗孙家见过几个耶稣会员。他们都是一个比一个更盲目的拜物教徒。目前，他们兴高采烈地把基督从审判庭里搬了出来。他们以为砸烂了几个木偶就是打倒了宗教。还有人刚从天主教手里抢过圣女贞德和她的旗帜，就想独自霸占，据为己有。一个新教会的神父是和法国旧教会作过战的将军，他刚发表了一篇反教会的演说，歌颂古高卢的民族领袖范生依多利，自由思想派还立了一座铜像，说他是人民的儿子，是第一个捍卫法兰西对抗罗马（教会）的英雄。一个海军部长为了清理舰队，气气天主教徒，把一艘巡洋舰命名为“欧纳斯德·勒南”。另外一些自由思想派以净化艺术为己任。他们要删改十七世纪的古典文学，不许用上帝的名字来玷污拉封丹的《寓言》。他们也不许上帝出现在古代音乐中。克里斯托夫还听到一个年老的激进派——歌德说过：“老了还激进是荒唐透顶。”——愤愤不平地说：居然有人胆敢在流行歌曲音乐会上演出贝多芬的宗教歌曲，他一定要求改换歌词。

　　还有一些更激进的人，要求简单干脆地取缔一切宗教音乐，关闭讲授宗教音乐的学校。一个艺术学院院长被认为是外行中的内行，他徒劳无功地解释说：“你送一个人到兵营里去当兵，也得一步一步地教他用枪，教他射击。教年轻的作曲家也是一样，他满脑子乱七八糟的思想，一下子怎么整理得出一个头绪来？”他胆大妄为地胡说八道，自己听了也吓一跳，每说一句就赶快声明：“我是个老牌的自由思想家……我是个老牌的共和党人……”他甚至厚颜无耻地说：“管他佩戈勒斯的作品是歌剧还是弥撒音乐，那有什么关系？只要他作的曲子是人的艺术作品，那就够了。”但对方反驳这个“老牌的自由思想家”、“老牌的共和党人”说，音乐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在教堂内唱，另一种是在教堂外唱的。”教堂音乐是理性和国家的死对头，所以国家的理性要取缔它。严密的逻辑驳得这个院长无言对答。

　　这些傻瓜的谬论本来只是好笑，并没有什么危险，但他们偏偏得到了一些货真价实的后台老板支持，这些后台也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狂热地迷信理性。托尔斯泰谈到过在宗教上、哲学上、政治上、艺术上、科学上，都有一种风行一时的“传染病般的影响”，“人们受到影响时毫不自觉，只觉得它头头是道，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身在影响之中；一直要等到摆脱了这种影响，才会看出它是多么荒唐可笑”。

　　就是这样，人们狂热地爱好过郁金香，迷信过巫术，文学风气也脱离过正轨——理性的宗教也是件荒唐事。无论上智下愚，从众议院的“兽医”到大学里的天才，全都信仰理性。但上智的信仰比下愚的迷信更危险得多；因为傻瓜盲目乐观，兔子的尾巴长大了；天才的神经绷得紧，受到狂热的悲观思想磨炼，锋刃越磨越尖，对天性和理性的根本对立，不存任何幻想，因此，越发拼命支持抽象的自由和抽象的真理，去和恶劣的天性作斗争。

　　这实质上是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派的理想主义，是一种古老的信念，认为人是坏得不可救药的，只有高高在上、毫不留情的人类精英才能义不容辞地粉碎人的邪恶，因为精英的呼吸就是理性——那是上帝的精神。这是法国人的一种典型，富有法国风味，是那种聪明而不近“人情”的法国人。他是一块硬得像铁的金刚石，什么也穿不透，碰到什么就砸烂什么。

　　克里斯托夫在亚希·罗孙家和几个理性的狂人谈话之后，反倒莫名其妙了。他对法国的看法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本来随着潮流，以为法国人是个沉着冷静，容易相处，宽宏大量，热爱自由的民族。现在他却看到一些抓住抽象观念不放，纠缠逻辑成了病态的狂人，总说别人不符合三段论法，而把人家当成逻辑的牺牲品。他们口口声声大谈自由，其实根本不懂自由，并且不能容忍自由。随便在哪里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冷酷无情，更专横霸道的性格，他们因为热爱理性，自以为是，永远觉得自己有理。

　　不止一个党派是这样。所有的党派都差不多。凡是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公式或宗教公式的，不同于他们的国家、地区、集团，或狭隘头脑的，无论太过或是不及，他们全都置若罔闻。有些反犹太的人花费了一生的精力，把仇恨发泄在有钱的特权阶层上，因为他们恨犹太人，就把他们恨的人都叫作犹太人。有些国家主义者恨外国——在他们发善心的时候，他们只瞧不起外国，也就罢了——而在国内，他们却把一切不同政见者叫作外国佬、卖国贼，或是叛国分子。

　　有些反对新教的人，自骗自信所有的新教徒都是英国人，或是德国人，恨不得把他们全都驱逐出境。有一些西部人排斥莱茵河以东的一切；有一些北方人排斥卢瓦尔河以南的一切；而南方人却把卢瓦尔河以北的人叫作蛮子；有人以日耳曼族为荣；有人以高卢族为荣；而狂人中最狂的是“罗马人”，他们居然认为祖先打了败仗也值得骄傲；还有布勒塔尼人、洛林人、费利伯人、阿比乔亚人、卡本特拉人、甘佩柯朗丹人，每个人都自以为是，把“自己”当作贵族头衔，不容许别人不同于自己。对这样的孬种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不听讲道理；他们生来不是烧死异教徒，就是被别人当作异教徒烧死的。

　　克里斯托夫心里想：侥幸这个民族建立的是个共和国，这些小霸王只能自相残杀。万一他们中有一个当了专制帝王，那别人就没有多少自由的空气好呼吸了。

　　他不知道信仰理性的人有一种品质可以补救他们的缺陷——那就是前后不一致。

　　法国政客也是一样。他们的专制主义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制约；他们不断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来摆去。如果他们在左边依靠思想上的狂热分子，在右边他们就依靠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们混在一起的是一伙社会主义的票友，小小的投机分子，他们在取得胜利之前绝不参加战斗，只是紧紧跟在“自由思想”的大军之后，每次取得胜利，他们就扑向对方的残兵败将，分享胜利的果实。这些信仰理性的人并不为理性而奋斗……“虽不为你奋斗，这样还是为你”……这些唯利是图的世界主义者兴高采烈地践踏本国的传统，他们推翻一种信仰，并不是为了破旧立新，而是要建立自己，取而代之。

　　克里斯托夫在这里又碰到了吕西安·雷维-葛。知道吕西安也是社会党人，他并不太感到意外。他简单的推理得出了一个结论：一定是社会主义稳操胜券，吕西安才会来参加的。他不知道吕西安有本事，在敌对的阵营里也一样受欢迎，他甚至结交了最反对自由的政治人物和艺术家，还包括反犹太的人物。克里斯托夫问亚希·罗孙：“你们党内怎么容得下这种人？”

　　罗孙答道：“这种人多么有本领！再说，他是在为我们工作，他是在破坏旧世界。”

　　“我看得出他在破坏。”克里斯托夫说，“他破坏得这样厉害，我不知道你们将来用什么来建设。你能肯定剩下来的木材够盖新房子吗？我看蛀虫已经钻进你们的建筑工地了……”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