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158)_罗曼·罗兰

一五八

　　▼第二章

　　巴黎的艺术在思想的熔炉中冶炼，克里斯托夫看得越来越清楚，印象越来越强烈，他不能不看到女人在这个国际社会占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女人的地位高得过分，高得荒谬。她不满足于做男人的伴侣。她甚至不满足于男女平等。她为男人制定的第一条法律就是男人必须使她快活。而男人居然唯命是听。一个民族老化了，就会放弃意志、信仰、生存的理由，把一切都交到寻欢作乐的女人手中。男人做事；女人造人——如果她们不像当时的法国女人一样也做事的话——其实，与其说她们做事，不如说她们坏事更恰当。当然，不朽的女性永远会鼓舞优秀的男性向上，但对平庸的男性和消沉的时代说来，有人说得不错，也有另外一种不朽的女性会把男性拉下地狱。这另一种女性主宰了男性的思想，成了共和国的君主。

　　经过西尔伐·高恩的介绍，克里斯托夫在巴黎一些“纱笼”里演奏过钢琴，受到了欢迎，他也好奇地观察着巴黎女人。像大多数外国人一样，他根据他见过的两三种典型女人，毫不客气地对法国女人作了概括的描写：年纪不大，身材不高，气色不好，腰身很软，头发染过，头大帽子大，和身体不成比例；眉清目秀，有点浮肿；鼻子长得好，但千篇一律，没有个性；眼睛张开，但不生气勃勃，虽然总想睁得越大越好，总想显得神采奕奕；嘴唇线条好看，谈吐自如；下巴丰满；脸的下半部分泄露了这些美人的物质欲望，虽然情场钩心斗角，也不能不照顾家务，料理日常生活。美丽，并不天生高人一等。

　　在这些风流人物身上，几乎都闻得到堕落了的中产阶级气息，或者是由于阶级传统，自甘堕落，她们谨慎小心，精打细算，冷漠无情，讲究实际，自私自利，过着可怜的生活。但追求享受，与其说是感官上需要，不如说是思想上好奇。意志很强，但是品质不高。穿着讲究，一举一动，习惯已成自然。她们用手掌或手背轻巧地摸摸头发，碰碰梳子，坐的地方总是对着或近或远的镜子，可以顾盼自得，也可以观察别人，在宴会上或茶会上，她们最感兴趣的，是随便从银光闪闪的咖啡壶上、刀子上、勺子上看到自己的丽影。她们严格控制餐桌上的饮食：只喝水，不吃有损于皮肤白嫩的菜。

　　在克里斯托夫的交际圈中，犹太女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虽然他从见到于蒂思·曼海姆以后，对犹太女人就不存什么幻想了。西尔伐·高恩把他带到几个犹太人的“纱笼”里，他照例得到了聪明人的赏识，因为聪明人总是爱聪明的。克里斯托夫在宴会上见到了银行家、工程师、报馆老板、国际间的经纪人、贩卖黑奴的船长——都是共和国的事业家。他们头脑清楚，精力充沛，脸上挂着微笑，并不关心别人，感情外露，性格内向。克里斯托夫感到在这丰盛的宴席上摆满的酒肉和鲜花之间，在周围坐着的一本正经的面孔下面，隐藏着多少过去和未来的罪恶。男人几乎都不好看。

　　女人总的说来，显得光艳照人，但是不能近看，大多数女人的线条或肤色都经不起仔细推敲。她们的外表光华灿烂，看起来生活相当好，美丽的肩膀像鲜花一样在露天下开放，光彩夺目，不管是天生丽质还是陋质，她们都能点石成金，诱惑男人落入陷阱。在有些女人身上，一个艺术家会发现古罗马的典型美人，不是尼罗大帝、就是哈特里安大帝时代的尤物。还有一些威尼斯派画家笔下的面孔，表情富有肉感，胖墩墩的下巴，紧紧和脖子连在一起，美得会使人兽性发作。

　　另外一些女人有浓密的鬈发，火热得逼人的眼睛，人家会以为她们精明能干，斩钉截铁，敢作敢当，比别的女人更像男人，其实女人味十足。在这一伙女人当中，偶尔也会漏出个把超凡脱俗的侧影。她的眉目之间流露出一股纯洁之气，显得比罗马时期还更古老，一直要上溯到《圣经》时代，似乎可以尝到沉静中的诗味，沙漠中的和谐。但等克里斯托夫走过去听她和别的女人谈话时，才发现她也不过是一个巴黎的犹太女人，和别的女人一样，甚至比巴黎女人还更巴黎化，更加做作，更不纯洁，说起坏话来面不改色，用圣母的眼睛看透了男人的灵和肉。

　　克里斯托夫在人堆中走来走去，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男人谈起打猎来那么凶狠，谈起爱情来那么无情，只有谈到金钱才显得十拿九稳，冷嘲热讽。他们在吸烟室打听行情。克里斯托夫听他们谈到一个在女人圈子里讨生活、翻领纽孔里别着玫瑰徽章的美男子，装出过分讨好的样子用沉闷的声音说：“怎么！他又逍遥自在了？”

　　在“纱笼”的一个角落里，两个女人在谈一个青年女明星和一个社交名媛的恋爱故事。有时也有音乐演奏会。女主人就请克里斯托夫弹琴。还有女诗人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用世界末日来临的腔调，高声朗诵苏利·普吕东和奥古斯特·陶兴的诗。一个大名鼎鼎的蹩脚演员在神圣的风琴伴奏之下，一本正经地朗读一首《神秘的叙事曲》。音乐和诗都太不成话，听得克里斯托夫难受。但罗马女人却心花怒放，露出了一嘴牙齿。还演了易卜生的戏剧。那是一个伟人和社会栋梁斗争的下场！结果大家却只一笑了之。

　　然后，他们以为理所当然应该东拉西扯地谈谈艺术了。这真叫人恶心。尤其是女人居然要大谈易卜生、瓦格纳、托尔斯泰，目的不过是勾勾搭搭，献献殷勤，不是无聊，就是愚蠢。问题一谈到这方面，简直一发不可收拾。这好像是传染病。一定得听银行家、经纪人、黑人贩子对艺术的看法。克里斯托夫想避免答话，转移话题，但没有用，人家咬住不放，一定要同他谈音乐，谈高雅的诗。柏辽兹说得不错：“这些人用字从容不迫，就像在谈酒色财气一样。”

　　一个精神病医生在一个易卜生的女主角身上，看出了他的一个病人，不过病人更傻而已。一个工程师很有把握地说：《玩偶之家》里最值得同情的人物是丈夫而不是妻子。那个蹩脚戏子——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喜剧演员——激动得结结巴巴地发表了他对尼采和卡莱尔的深刻意见；他对克里斯托夫说：他一看西班牙画家范拉士葛——当时画坛的上帝——的画，“不禁泪流满脸”。然而，他又推心置腹——当然一直是对克里斯托夫——说：无论他把艺术看得多么高，他看得更高的还是人生的艺术，是行动，如果问他在生活中想演哪个角色，那他一定会选中铁血宰相俾斯麦。有时，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才子。

　　但谈话的水平并没有显然提高。克里斯托夫把他们的虚名下实际上说过的话记了一笔账。他发现他们往往什么也没说，只是令人捉摸不透地微微一笑；他们是靠名声过活的，不肯拿名声来冒险。他们没有价值观念，一切不分高下。某人是个莎士比亚。某人是个莫里哀。或者某人成了耶稣基督。他们把易卜生和小仲马比，把托尔斯泰和乔治·桑比；当然，这是为了表示法国什么人才都有。一般说来，他们不懂任何外国语文。但这对他们并无损失。听众也不在乎他们说的是真是假！重要的是说得有趣，要尽量迎合民族的自尊心。外国人只好受点委屈——除了当时的偶像，如格里格，瓦格纳，尼采，高尔基，或是邓南遮。但偶像的日子也长不了，总有一天要扔进垃圾箱的。

　　目前的偶像是贝多芬。贝多芬——谁想得到？——居然成了走红的人。至少在上流社会和文人圈子里走红，因为音乐家立刻根据平衡的原则请他靠边站了，这是法国艺术的趣味。你要知道一个法国人的想法，那还得知道他邻居的想法，因为他不是随声附和，就是有意抬杠，唱对台戏。一看到贝多芬风行一时，一些自命不凡的音乐家就开始认为他不够超凡脱俗；他们总要走在舆论前面，不肯人云亦云；与其亦步亦趋，还不如背道而驰。于是，他们就把贝多芬说成是个老聋子，只会粗声粗气，大叫大喊；有些人还自以为是，说他也许是个正人君子，但作为音乐家那就捧得太高了——这些低级下流的玩笑话使克里斯托夫倒胃口。上流社会的热心赞扬也不能令人满意。

　　假如贝多芬这时来到巴黎，他一定会被捧上乐坛的王座，但可惜的是，他已经死了一个世纪。他能风行一时，与其说是靠了他的音乐，不如说是他传奇色彩的生活给多愁善感的传记作家说得无人不知了。他狮吼般粗野的面目已经成了小说中的人物。有些女人对他大发慈悲，漏出口风，假如她们早认识了他，他就不会这样不幸了，她们敢于慷慨献身，因为她们分明知道这样说没有什么危险，贝多芬不会要她们说到做到，这个老好人对世界已经没有任何要求了——因此，演奏能手，乐队指挥，戏院经理，都脱帽鞠躬，对他表示敬意，同时又作为贝多芬的代表，接受听众对他表示的敬意。派头大、票价高的纪念音乐会使上流社会有机会表现他们的慷慨大方——偶尔他们还能发现贝多芬的交响曲。委员会组织起来了，有演员，有上流人士，有半流子，有共和国派来主持艺术节的政客，他们宣布要为贝多芬立纪念碑；在委员名单上，除了几个掩护别人过关的好人之外，都是些社会渣滓，假如贝多芬还活着，他们却会把他踩在脚下。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