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2)_罗曼·罗兰

二

　　这部鸿篇巨制进行到一半时，1908年12月，我在《约翰·克里斯托夫》的笔记本上写了下面这句话：“我不是在写一本文学作品。我是在写我的信仰。”

　　有了信仰，就有行动，而不在乎后果。成功或者失败，那有什么关系？“该做就做！……”我认为在《约翰·克里斯托夫》中该做的事，是在法国精神和社会瓦解的时代，唤醒在灰烬下沉睡的心灵之火。而为了取火，首先要扫除陈年累月的灰烬和垃圾。要反抗垄断阳光和空气的“市场”，就要有一支勇敢无畏、准备牺牲、毫不妥协的精锐部队。我想号召这支小部队团结在一个英雄周围，这个英雄就是他们的领袖。为了要有这个领袖，我就不得不把他创造出来。

　　我要求这个领袖具备两个主要条件：

　　第一，有一双自由、明亮、诚实的眼睛，就像北美印第安人的自然之子一样——就是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在《休伦人》中描写的初到巴黎的土人，用他们纯真的眼光来讽刺那个时代的社会所做出的荒唐事和所犯下的罪行。我需要这个观象台——两只不受拘束的眼睛——来观察，来判断今天的欧洲。

　　第二，观察和判断只不过是出发点而已。然后，更重要的是行动。你的思想，你的为人，都要敢于见诸行动——大胆说出来！大胆做出来吧！十八世纪伏尔泰写的《天真汉》只是冷嘲热讽，说说罢了。对于今天艰巨的战斗，他的力量就太薄弱。今天需要的是英雄。做一个英雄吧！

　　我在开始写《约翰·克里斯托夫》的同时，还写了一本《贝多芬传》。在传记的序言中我给“英雄”下了定义。我拒绝把“英雄”的称号赋予“那些靠思想或力量来取得胜利的人物。我称为英雄的只是那些心灵伟大的人”。把这个词的范围扩大吧！“心灵”并不只局限于情感，而是包括内心生活的辽阔王国。能够支配内心世界，依靠基本力量的英雄才有本领对付一个敌人的世界。

　　在我开始想到英雄的时候，贝多芬的形象自然出现在我面前。在现代的世界上，在西方人的心目中，贝多芬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艺术家，他不仅具有创造的天才，是浩瀚的内心帝国的主人，而且还具有博爱人类的心胸。

　　但是不要以为约翰·克里斯托夫是贝多芬的写照！克里斯托夫并不是贝多芬。他只是一个新式的贝多芬，一个贝多芬式的英雄，但他是独立自主的，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上，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他和这位波恩出生的音乐家在历史上的相似之处，仅仅局限于本书第一卷《黎明》中所描写的家庭情况。我在本书开始时把他们写得相似，是要说明我的英雄属于贝多芬的家族，深深扎根于西欧莱茵河畔的历史中；我使他的童年时代笼罩在古老的德国——古老的欧洲氛围之下。但是一旦树从土地上长了出来，周围的环境就都是“现代”；而他自己也彻头彻尾成了我们中的一个——成了我们这一代英雄的代表，经历了1870年的普法战争，直到1914年的欧洲大战。

　　如果说他成长的世界已经粉碎，已经破坏，后来发生的强有力的事件使我有理由相信：克里斯托夫这棵大树并没有倒下。狂风暴雨可以折断几根枝丫，但树干是不会动摇的。我的证据就是：每天都有飞鸟从世界各国来到大树底下寻找荫蔽之处。最激动人心而又远远超过了我写作时所期望的是：没有一个国家不知道《约翰·克里斯托夫》。从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从各个不同的民族，从中国、日本、印度、美洲、欧洲各国，都有人来对我说：“约翰·克里斯托夫是我们的。他属于我，他是我的兄弟。他就是我……”

　　这证明了我信仰的是真理，我已经达到了我努力寻求的目的。因为在1893年10月开始创作时，我写下了下面这几句话：“永远显示人同此心，无论表现的形式如何千变万化。这应该是艺术的，也应该是科学的首要目标。这就是《约翰·克里斯托夫》的目标。”

　　我应该说明为《约翰·克里斯托夫》选择艺术形式和文体风格时的考虑。因为形式和风格都和作品的构思、目标的设想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想在我的《美学构思概论》中再作详细的探讨，因为我的构想和大多数法国同代人不一样。

　　在这里，我只想说《约翰·克里斯托夫》的风格（有人习惯于根据这种风格来错误地判断我的全部作品）是受到主题思想支配的，而这个思想启发了我和我的战友佩吉在开始编印《半月期刊》时做出的努力。这思想是粗犷雄浑的，然而，又是清教徒般严格的，因为我们要反对冻结状态的时代和环境，非得极端严格不可。我们的思想是：“说话要直截了当！不要涂脂抹粉，矫揉造作！说话要人理解，不是要那一小撮挑三拣四的人，而是要成千上万最单纯、最普通的人懂得！不要怕太容易理解了！说话不要影影绰绰，遮遮掩掩，而要清楚明白，毫不动摇，甚至不惜显得笨重累赘！笨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人的脚跟站得更稳！如果要使你的思想深入扎根，重复同样的话也是有用的，那就重复吧，深入吧，用不着找别的话了！但是一句话也不要浪费！让你的话变成行动！”

　　这是我今天还要求做到的反对当代美学的原则；我今天还把这些原则应用于某些需要行动、承担行动的作品。然而，不是全部作品。凡是读书人都看得出《约翰·克里斯托夫》和《心醉神迷》^①

　　﹛①现有中译本译为《母与子》。﹜

　　之间在内容、艺术、音调等方面的主要差别，更不用说《黎柳利》或《哥拉·布勒尼翁》了，后两本书的内容要求完全不同的处理手法，连节奏、音色、协和音也是完全不同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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