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301)_罗曼·罗兰

三〇一

　　克利斯朵夫便是这样的受着周围的热情激动。接着他对于自己的滔滔雄辩觉得奇怪，但并不在意，认为那是喝多了酒的缘故。他只惋惜没有好酒，顺手儿把莱茵佳酿夸上一阵。他还自以为和革命思想毫不相干。可是慢慢的有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克利斯朵夫辩论的时候情绪越来越热烈，而那些同伴相形之下倒似乎越来越冷淡。

　　他们没有他那么多的幻象。连一般激烈的煽动家，布尔乔亚最害怕的家伙，心里也摇摇不定，并且布尔乔亚的意识特别强。笑声如马啸似的高加，直着嗓子，做着可怕的手势，但对自己大叫大嚷的话也将信将疑：他是拿暴力来吹牛的人。看透了布尔乔亚的心虚胆怯，他故意恫吓他们，勉强装作强者。关于这一点，他会嘻嘻哈哈的在克利斯朵夫面前承认的。格拉伊沃却批评一切，批评人家想做的一切，教什么都流产。育西哀则是永远肯定，从来不认错。他明明看到自己的论点有哪些缺陷，但反而更固执；为了保全自己的主张，他连事业的成功都不惜牺牲。可是他也会从极固执的信仰一变而为讥讽嘲弄，非常悲观，毫不留情的指出所有的理论都是谎话，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大多数的工人都是这样。他们一忽儿如醉若狂，说得天花乱坠，一忽儿垂头丧气，心灰意懒。他们抱着极大的，毫无根据的幻象，不是自己苦心孤诣创造出来的，只凭着把他们带到下等酒店去的懒惰的习气，从别处现现成成接受来的。无可救药的思想的懒惰，原因太多了：好比一头困惫不堪的野兽，只想躺在地下，消消停停的咀嚼它的食料，做它的梦。梦消灭以后，只有更累，更觉得口干舌燥。他们老是没头没脑的捧一个领袖，过了一晌又对他猜疑，把它丢掉。

　　最可叹的是他们并没有错：一个又一个的领袖都是被功名，财富，和虚荣勾引得来的。育西哀因为害着肺病，眼看死期不远，才没有走上这条路；但除了育西哀之外，那些卖党求荣或中途厌倦的人又有多少！像当时各党各派的政客一样，他们被腐化的风气断送了；堕落的原因不外乎是女人或金钱，——（这两样其实是分不开的。）——不论在政府中间或在野党中间，有的是第一流的才具，有大政治家素质的人——（在别的时代他们或许可以成功）；——但他们没有信仰，没有品格；寻欢作乐的需要，寻欢作乐的习惯，寻欢作乐的不够刺激，使他们烦躁不堪，往往在大计划中间做出些莫名其妙的事，或者半路上突然把事情丢下了，不管国家，不管自己的主义，径自停下来休息或享福了。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死在战场上，可是很少领袖能不说一句大话，一动不动的把着舵，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因为大家对自己这种天生的弱点怀着鬼胎，所以把革命运动搅成了一个半身不遂的局面。那些工人你指摘我，我指摘你。罢工老是失败：因为领袖与领袖之间，工会与工会之间，改进派与革命派之间，永远闹意见；——因为表面上虚声恫吓而骨子里是胆小到极点；——因为绵羊般的遗传性，使反抗的人一接到司法当局的命令就乖乖的把枷锁重新套上自己的脖子；——因为投机分子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利用别人的反抗去博主子的欢心，同时把主子大大的敲诈一下。而群众必然有的混乱现象与无政府思想，还没计算在内。他们很想来一下革命性的同业罢工，却不愿意被人看做革命党。动刀动枪的事对他们不是味儿。他们想不敲破鸡子而炒鸡子，或者是只敲破邻居的鸡子。

　　奥里维瞧着，观察着，并不惊奇。他断定这些人没资格做他们自以为能做的事业，但也认出那股鼓动他们的无可避免的力，并且发见克利斯朵夫已经不知不觉跟着潮水走了。奥里维自己巴不得让潮水带走，而潮水偏不要他。他只能站在岸上望着它流过。

　　这是一道强有力的水流。它掀起一大堆热情，信仰，利害关系，使它们互相冲击，交融，激起无数相反的水沫与漩涡。为首的是那些领袖。他们是队伍中最不自由的人，因为被人推动着，而且也许是队伍中最少信仰的：他们的信仰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正如那般受他们奚落的教士，因为发了愿，因为从前相信过而不得不硬着头皮相信下去。跟在他们后面的大队人马是暴烈的，没有定见的，短视的。大多数人的信仰完全是受偶然支配。他们有信仰，因为现在潮水正向着这些乌托邦流去；今晚上他们可以不信仰，因为潮水有转变的倾向。另外许多人是因为需要活动，需要冒险而相信的。还有一般是单凭不通情理的，专断的逻辑相信的。另有一批是为了心地慈悲而相信。而最乖巧的只把思想用作战争的武器，为了争某个数目的工资，减掉多少钟点的工作而斗争。胃口健旺的人，暗中希望自己贫苦的生活将来能大大的找一点补偿。

　　但那股潮水比他们这些人都聪明；它知道它往哪儿去。暂时被旧世界的堤岸冲散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奥里维料到社会革命在今日是要被压倒的，但也知道打败仗可以和打胜仗一样促成革命的目的：因为压迫者直要等到被压迫者教他们害怕的时候，才肯答应被压迫者的要求。革命党的主义是公平的，所用的暴力是不公平的，但对于他们的目标同样有利。两者都是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所谓计划便是带着人往前的那个盲目而切实的力的计划。

　　“你们这般被主子召唤的人，你们自己估量一下罢。你们之中没有多少哲人，没有多少强者，没有多少高尚的人。但主子选择了这个世界上的疯子来骇惑哲人，选择了弱者来骇惑强者，选择了下贱的、被人轻蔑的、空虚的事，来摧毁实在的事……”

　　然而不问操纵的主子是谁，是理性还是非理性，虽然工团主义所准备的社会组织可能使将来的局面有些进步，奥里维还是觉得他和克利斯朵夫犯不上把所有幻想与牺牲的劲放到这场战斗中去，放到这场庸俗而不能开辟新天地的战斗中去。他对革命所抱的神秘的希望幻灭了。平民不见得比别的阶级更好，更真诚，尤其是没有多大分别。

　　在骚乱的热情与追求名利的浪潮中，奥里维的眼睛跟心特别受着几座独立的小岛吸引，那是一些真正的信徒，东一处西一处的矗立着，好像飘在水上的花朵。优秀分子尽管想跟群众混在一起也没用，他总倾向于优秀分子，各个阶级各个党派的优秀分子，倾向于那些胸中怀有灵光的人。而他的神圣的责任就在守护这道灵光，不让它熄灭。

　　奥里维已经选定了他的任务。

　　斐伊哀老头有个老朋友叫做德罗郁，在对面开着一家兼卖杂货的文具店，橱窗里摆着玻璃缸，装着红红绿绿的糖果，没有臂没有腿的纸娃娃。两个朋友，一个在门前阶沿上，一个在棚子里，隔着街挤眉弄眼，摇头摆脑，做着各式各种的记号。有时鞋匠累了，以至于像他所说的臀部抽筋的时候，两人就远远的招呼一下，——拉·斐伊哀德尖着嗓子，德罗郁用着牛鸣似的声音，——一同到邻近的酒店里去喝一杯，一到那儿可就不急于回来了。那简直是一对话匣子。他们俩认识了快有五十年。文具店的主人在一八七一年那出戏^①里也露过脸。谁想得到呢？他表面上仅仅是个极普通的人，长得胖胖的，戴着小黑帽，穿着白色工衣，留着一簇老兵式的灰白须，迷迷惘惘的眼睛上有一丝丝的红筋，眼皮臃肿得厉害，软绵绵亮晶晶的腮帮老淌着汗，拖着一双痛风的腿，呼吸急促，说话也不大利落。但他始终保持着当年的幻象。

　　﹛①指一八七一年三月的巴黎公社事件。﹜

　　在瑞士亡命了几年，他遇到各国的同志，特别是俄国人，使他窥到了博爱的无政府主义之美。在这一点上，他和拉·斐伊哀德意见可不同了，因为拉·斐伊哀德是老派的法国人，他心目中的自由是要用武力与专制手段去执行的。除此以外，两人都绝对相信将来必有社会革命，必有一个劳工理想国。各人崇拜一个领袖，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他身上。德罗郁拥戴育西哀，拉·斐伊哀德拥戴高加。他们滔滔不竭的辩论彼此意见的分歧点，以为共同的思想早已讲清楚了；——（干了两杯之后，他们几乎相信这共同思想已经实现了，）——两人之中，鞋匠更好辩。他是凭理智而相信的，至少自命为如此：因为他的理智是怎样特殊的理智只有天晓得！只适用于他一个人的。

　　可是虽则在理智方面不及在靴子方面内行，他仍胆敢说他的理智对别人也一样适用。比较懒惰的文具店老板却不愿费心来证明他的信念。一个人只证明他所疑惑的事。德罗郁可并不疑惑。他那种永远乐观的脾气是依着自己的愿望来看事情的，凡是跟他的愿望不合的，他就看不见或者是忘了。不愉快的经验在他皮肤上滑过，一点不留痕迹。——两人都是想入非非的老孩子，没有现实感觉，一听革命这个名词就飘飘然，仿佛那是一个可以随便编造的美丽的故事，简直弄不清它是不是有一天会实现，或者是不是目前已经实现了。他们俩对人类像对上帝一样的信仰，算是把千百年来膜拜基督的习惯转变一下。因为不用说，他们都是反对教会的。

　　妙的是文具店老板和一个热心宗教的侄女住在一起，完全受她的支配。那个深色头发，眼睛挺精神，说话又急又快，还带着很重的马赛口音的矮胖女人，是个寡妇，丈夫以前在商务部当文书。她没有财产，只有一个女孩子；母女俩被叔父收留着，但她自命不凡，差不多认为在铺子里管买卖是给了老板面子，神气活像一个失宠的王后。还算是叔父的生意和主顾们的运气，她精神饱满，兴高采烈，把傲慢的态度冲淡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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