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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


  但克利斯朵夫不允许人家不了解现在的他,而等他成为过去之后再了解他。他宁可人家干脆不了解他,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形之下都不了解他:所以他气愤之极。他痴心妄想的要人了解,替自己说明,跟人家辩论;这才是白费气力:那不是要把整个时代的口味都改过来吗?但他自信很强,决心要把德国人的口味彻底洗刷一番,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其实他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要说服一个人决不是几次谈话所能济事;他说话的时候既找不到适当的字,又是对大音乐家,甚至对谈话的对方取着狂妄傲慢的态度,结果只多结了几个冤家。殊不知他先得从从容容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好了,才能强迫人家听他的……

  而他的星宿,他的坏星宿,恰好来给了他说服人家的机会。

  晚上散戏的时候,他又第三次去钉着克利斯朵夫,把他介绍给亚达尔培·洪·华特霍斯和其余的朋友。他们都对他很诚恳。

  除了华特霍斯是本地的旧世家出身,余下的尽是犹太人,都很有钱:曼海姆的父亲是银行家;高特林的是有名的葡萄园主,梅的是冶金厂经理;哀朗弗尔的是大珠宝商。这些父亲全是老派的以色列族①,勤俭啬刻,永远守着他们的民族精神,不惜千辛万苦的搞钱,而对自己的毅力比对财富更得意。但那些儿子似乎生来要把父亲挣起来的家业毁掉;他们取笑家庭的成见,取笑那种像蚂蚁般苦吃苦熬,惨淡经营的生活;他们学着艺术家派头,假作瞧不起财产,把它从窗里扔出去。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多大手面,尽管荒唐胡闹,也不会昏了头,忘了实际。并且做父亲的也很留神,把缰绳拉得很紧。

  ﹛①今欧洲人统称希伯来族为以色列人或犹太人。﹜

  最会挥霍的是曼海姆,真心想把家私大大方方的花个痛快;可是他一无所有,只能在背后直着嗓子骂父亲吝啬,心里倒也满不在乎,还认为父亲的办法是对的。归根结蒂,唯有华特霍斯一个人财产自主,拿得出现钱,杂志便是由他出钱维持的。他是诗人,写些亚尔诺·霍兹和瓦尔特·惠特曼一派的“自由诗”①,一句长一句短的,所有的点,逗号,三点,横划,静默,大写字,斜体字,底下加线的字等等,都有一种极重要的作用,不下于叠韵和重复的辞句。他用各国文字中的字,各种没有意义的声音羼在诗里。他自命——(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诗歌方面做一个塞尚②。的确,他很有想象力,对枯索无味的东西很有感觉。

  ﹛①亚尔诺·霍兹(1863—1929)为德国新现实派的诗人兼剧作家。瓦尔特·惠特曼(1819—1892)为美国民主诗人。﹜
  ﹛②塞尚(1839—1906)为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为二十世纪初期的野兽派立体派之先驱。﹜

  他又是感伤又是冷淡,又是纯朴又是轻浮,偏要把加工雕琢的诗句装做名士派。在时髦人物心目中,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好诗人。可惜杂志上,沙龙里,这等诗人太多了;而他还想做到只此一家。他一味充作没有贵族偏见的王爷,其实他这种偏见比谁还要多,只是自己不承认。他有心在他主持的杂志周围只安插一批犹太人,为的教他的反犹太家属骇怪,同时向自己证明他的思想自由。他对同人说话的口吻很客气很平等,骨子里是不动声色的瞧不起他们。他明知他们利用了他的姓氏和金钱非常得意,却也由他们去,因为这样他才能自得其乐的轻视他们。

  而他们也瞧不起他听让他们利用,因为知道他有利可图。其实他们是互相利用。华特霍斯拿出姓氏和金钱;他们拿出文才和做买卖的头脑,同时也带来一批主顾。他们比他聪明得多,并不是更有个性,那也许比他还少呢。但在这个小城里,像在无论哪里无论什么时候一样,——因为种族的关系而孤立了几百年,刻薄的眼光给磨练得格外尖锐,——他们的思想往往最前进,对于陈旧的制度与落伍的思想的可笑感觉得最清楚。

  可是他们的性格不像他们的头脑来得洒脱,所以尽管挖苦那些制度跟思想,还是想从中渔利而并不愿意改革。他们虽自命为在思想上独往独来,实际和那位贵族出身的华特霍斯同样是内地的冒充时髦的朋友,同样是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把文学当作消闲打趣的玩艺儿。他们喜欢装出一副刽子手的神气,可是并不凶,拿来开刀的无非是些不相干的人,或是他们认为对自己永远不足为害的人。

  他们绝对没有心思去得罪一个社会,知道自己早晚要回到社会,跟大家过一样的生活,接受他们早先排斥的偏见的:而当他们一朝冒着危险去对一个当代的偶像——已经在动摇的偶像,——大张挞伐的时候,他们也决不破釜沉舟,为的是一有危急立刻可以上船。而且不问厮杀的结果如何,一场完了,必须等好些时候才会再来一次。非利士人尽可放心,那些新大卫派的党徒①只是要人家相信他们发起狠来非常可怕;——可是他们并不愿意发狠。他们更喜欢和艺术家们称兄道弟,和女演员们一块儿吃宵夜。

  ﹛①德国大音乐家舒曼早年曾集合爱美爱真的同志,创立一秘密音乐团体,号称“大卫党”,因古代以色列王大卫曾征服非利士人,而非利士人又为十九世纪德国大学生对一般商人市侩的轻蔑的称呼,舒曼更以非利士人称呼音乐界中的俗物与顽固分子。﹜

  克利斯朵夫在这个环境中很不舒服。他们最爱谈论女人跟马,而谈得毫无风趣。他们都很呆板。华特霍斯说话慢腾腾的,声音清楚而没有音色,那种细到的礼貌显得他又无聊又讨人厌。编辑部秘书亚陶尔夫·梅是个臃肿笨重的家伙,缩着脑袋,神气很凶横,老是认为自己没有错的:他事事武断,从来不听人家的回答,好似非但瞧不起对方的意见,压根儿就瞧不起对方。

  艺术批评家高特林,有种神经性的抽搐,一刻不停的眨巴着眼睛,戴着副大眼镜,——大概为了模仿他来往的那些画家,特意留着长头发,默默的抽着烟,嘟嘟囔囔的说个一言半语,永远没有完整的句子,用大拇指在空中莫名其妙的乱划一阵。哀朗弗尔是个秃顶的矮个子,堆着笑容,留着淡黄色的胡子,一张细腻而没有精神的脸,弯弯的鼻子,在杂志上写些关于时装和社交界的消息。他声音软绵绵的说些挺露骨的话;人很聪明,可是阴险,往往还很卑鄙。——这般富家子弟全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是再恰当也没有了:一个人丰衣足食的时候来反对社会是最奢侈的享受,因为可以把得之于社会的好处一笔勾销,正像路劫的强盗把一个行人搜刮光了,对他说:“你还呆在这儿干么?去你的吧!我用不着你了!”

  克利斯朵夫在这一群人里头只对曼海姆抱有好感。当然他是五个人中最有生气的一个,他对自己说的话和旁人说的都觉得好玩;他结结巴巴的,嘟嘟囔囔的,嘻嘻哈哈的,老说着混话,既不能有条有理的讨论什么,也不大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可是他很和气,没有野心,对谁都不记恨。其实他并不十分老实,常常扮着一种角色,但不是有意的,而且是与人无害的。他会醉心于一切荒诞不经的——往往是救世济人的——理想,但凭他那种精明的头脑与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决不完全相信;便是兴奋的时候他也能保持冷静,永远不至于为了实行理论而找麻烦。但他需要有点儿东西让他风魔,那对他是一种游戏,时时刻刻要变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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